经济学帝国主义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

摘要 与主流经济学与时俱进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生存和发展的根基。通过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兴起和发展的简单回顾和相关研究成功案例的介绍，分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启示。提出高举经济学大旗，建立与主流经济学与时俱进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关键词 经济学帝国主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F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5-0022-05

20世纪后半期以来，经济学不断向其他社会科学渗透，形成了许多以经济学分析方法作为分析方法或体现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新兴学科，这种现象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兴起，既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现象，也对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樊纲（2005）所言，经济学侵犯其他社会科学的传统领地，而且这种侵略并不是一些人异想天开的瞎胡闹，而是一旦侵入，还真能分析出来一些原来人们没有分析出来的东西，给人们以新的启示，使学科有新的发展。本文通过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兴起和发展的简单回顾和相关研究的成功案例，试图分析经济学帝国主义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启示。

1 从人口经济学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我国理论经济学学科中最年轻、发展势头最猛的专业之一。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调整研究生专业目录时, 将原来的人口经济学扩展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它不仅是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生态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整合，也是反映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与时俱进，是经济学发展里程中的重大革命。该学科的兴起与发展,也是通过可持续发展理念, 整合多个学科,不断交融、深化的过程,学科发展存在多源头特征。这种特点可表示如下：

PREE=SD・(PE+RE+EE)

PREE表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SD表示可持续发展，PE表示人口经济学，RE表示资源经济学，EE表示环境经济学。

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体系中,人口经济学是较早起步、其理论和方法比较完备的分支之一。作为早期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马尔萨斯开启了人口经济研究的先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人口发展经历了若干重要变化,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全球人口快速增长；而发达国家在经历人口增长率短暂回升之后，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日益加强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化趋势,也为人口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并促成了这门学科的诞生和发展。

工业革命以来,“大量消费”、“大量生产”，特别是掠夺式的生产模式使地球生态环境付出巨大代价，人类不得不面对日益突出的资源、环境问题，人类对自身发展前景的关注从单纯的人口与经济关系扩展到人地关系、资源稀缺性和有效利用以及环境问题等。从马尔萨斯人口增殖力较土地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是无限的、较为巨大，再到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粮食短缺”、“能源危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莫不是对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关注的产物。这些理论大多对人类前途作了悲观预期，但他们极具睿智的分析，推动了人类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迈进。1977年，美国学者朱利安・西蒙出版了《人口增长经济学》，在综合考察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和经济条件对人口影响的基础上，对人口增长的前景作了乐观估计，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1981年，西蒙推出了新著《最后的资源》，使乐观论的基础由人口经济分析拓展到更广泛的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领域。在我国，张纯元等（1983）出版的第一部《人口经济学》，在提出人口经济学研究的新概念、新框架，系统阐述人口经济基本理论的同时，也曾纳入资源环境问题；朱国宏（1995）把人口经济关系扩展到人地关系，田雪原（1996）论述了人口、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此后，李通屏（1998）出版的《人口・经济・发展――人口经济学探索》、刘家强（2004）出版的《人口经济学新论》，把可持续发展纳入人口经济学的内容，成为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一种特点和创新。

出于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关注,经济学、环境科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者们从不同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广泛开展了对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形成了自身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资源经济学力图分析这些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优化配置，研究各种选择方案、政策和工程项目的效益和成本,以及这些效益和成本的影响范围,包括地理方面、经济部门之间、社会经济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以及动态趋势,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李通屏等：经济学帝国主义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环境经济学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以兴起,而且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的学科划分难以统一:人们既可以认为具体的环境是一种自然资源,也可以认为自然资源又是整个环境的一部分。一般认为，环境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自然环境保护和发展及其与人类活动关系的学科。它至少包括环境的污染与治理,以及生态平衡的破坏与恢复。有争议的是,环境经济学的内容是否应充分拓展,以将全部生态问题都纳入自身研究范围之内。在环境经济学和自然资源经济学之间,也存在两者之间从属问题的不同主张。较多的学者将环境经济学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作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平行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同样源于现代经济学,它为环境分析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和分析工具,并可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现实的、有效的工具。环境经济学通过社会成本效益分析等途径来评价环境变化的经济价值,探讨环境恶化的经济原因,最后设计经济机制来减缓乃至消除环境恶化。

2 可持续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之魂

在人们对传统发展观反思和突出环境保护发展观形成的过程中，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生命资源保护”问题。1981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了《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首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该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枯萎、粮食短缺四大问题。第二部分提出了“走向持续发展的途径”，即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能源等。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给出了定义：“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从此，可持续发展观就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1992年联合国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要求各国制定和组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和政策，迎接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包括：人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当代人与子孙后代利益相协调的发展；以人为本、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的能够持续维持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全新的发展战略，它从根本上革新了人类社会的传统发展观和发展战略。首先它是一个综合的发展战略：既是一个人口发展战略，又是一个经济发展战略；既是一个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战略，又是一个环境保护战略。其次，它又是一个开创性的战略。可持续发展就是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四者之间均能在质上提高，在时间上得到延伸，四者均能有一个真正可以无限延续的连续过程。这一战略以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人口素质、开发人力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环境友好，把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作为统一整体为特点。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有效地整合了原来独立、分散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促成了一门新兴学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首先诞生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3 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的成功案例与经济学帝国主义

3.1 马尔萨斯的研究

马尔萨斯（1766-1834）是建立人口增长模型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他注意到收入和人口增长在截面和时间序列中都是正的关系，马尔萨斯着手构建了人口动态的经济理论。尤其重要的是他的人口观依赖于均衡的观念，均衡取决于生存消费水平。而且允许选择在生育决策中发挥作用。马尔萨斯讨论了晚婚、禁欲和其他可以用来阻碍人口增长的方法，人口增长源于个体在生育方面的选择。马尔萨斯模型对解释他所处时代盛行的事实相当成功。不仅如此，马尔萨斯的影响远远超出他所处的时代，毫无争议地成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的灵魂人物和成功典范。其不朽贡献超出了他孜孜以求甚至终生为之奋斗的历史学和经济学。

3.2 来宾斯坦（H.Leibenstein）的贡献

来宾斯坦教授早年攻读经济学，先后任伯克利加州大学、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微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代表作是《经济落后与经济成长》（1957）。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时，把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因素加以探讨。他最早运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考察家庭的生育决策，提出了生产孩子的成本―效用分析，建立了生育率研究的微观人口经济模型，开辟了现代人口经济学研究的新方法、新领域。

3.3 新领域的开辟者――贝克尔

由于以“经济分析”研究“非经济问题”著称，贝克尔于1992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首要推广人。50年代，他的博士论文《歧视经济学》，分析的是传统市场以外的话题。其后，他进军家庭、生育、犯罪、离婚、甚至生物学领域，皆遵守经济学的公理与逻辑”（张五常，2005）。而且，这种努力战果辉煌，几乎所向披靡，令其他学科大跌眼镜。贝克尔(1976)认为，经济学已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已囊括人类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决定。他建立的选择模型把生孩子看作是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认为：孩子产生的服务流将持续很长的时期，很像是一辆汽车或电视机，因此，人们可以按照消费和需求曲线谈论人口增长问题。

3.4 D.梅多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

《增长的极限》认为，人类目前和未来的困境是由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和污染五个基本因素制约的,并且这五个因素相互影响、相互联系，最终制约地球上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维持现有人口的增长率和资源耗费率不变，那么，由于世界的粮食短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将可能发生突然和无法控制的崩溃。该书敲响了人类不可持续发展的警钟，促成了人类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迈进。因此成为20世纪后半期以来最经典的成果之一。

3.5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在《新人口论》发表以前，马寅初（1882-1982）因经济学而著名。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从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生产力发展、原料与粮食生产、人民生活水平和科学事业等的内在联系出发，论述了新中国控制人口数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尽管他发表《新人口论》时已逾古稀，尽管当时的社会贤达如邵力子、孙本文、吴景超等与他有类似主张，但马寅初的光芒使其他社会学家、人口学家黯然失色，同时也使他一生对经济学的贡献显得无足轻重。

这些成功的案例是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最好诠释，同时也验证了经济学已经帝国主义，而且经济学帝国主义已经成功。事实说明，人口、资源与环境不是经济活动的外生因素，因此不可避免地纳入经济学家的视界，经济学家对它的敏锐和洞察力不应该逊色于其他领域的学者。同时也说明了经济学地位的提升。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拉齐尔（Edward Lazear，2000）指出，这不是经济学家的运气，也不是经济学家的内在魅力。而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学有固定的语言，它允许复杂的概念被写成相对简单的、抽象的术语。经济学家在其他社会科学不能播种的地方播种，因为经济学家喜欢抽象。正是抽象力使我们能够回答复杂世界的问题。经济学的力量在于其严格的条件。党国英（2001）认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本质上是“科学帝国主义”的表现。经济学以数学和心理学为基础，又倡导实证分析方法，使自己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更具有“可证伪”的性质。当今时代是“科学帝国主义”的时代，经济学在这个时代如鱼得水。

4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发展

在可持续发展的旗帜下，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快速融合，形成了一门崭新的学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该学科的设立，不仅使经济学生机焕发，也使相关学科摆脱了“有气无力”和“朝阳夕阳之争”的窘境。

4.1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和学科增长点

1998年，国家教育部学科分类目录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设立为理论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受到学术界广泛响应，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点从无到有，博士点已发展到20多家，硕士点已由星星点灯发展为燎原之势。高校和学术界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蓬勃开展，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同名的教材或专著（杨云彦1999；杨昌明2002；张象枢2004；钟水映2005；邓宏兵2005；王珍2006）不断涌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4.2 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初步共识

强调可持续发展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主线。杨云彦（1999）认为，从广义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仅覆盖人口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内容，也包含了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内容，由此形成四个分支学科，即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其中，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构成这个学科的核心，是狭义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杨昌明 (2002)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贯穿章节及其内容之间相互联系的主线。张象枢（2004）认为，从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旨在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可视其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钟水映（2005）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贯穿整个学科理论体系的主线。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但还存在着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争。主张用经济学为主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5 建立与时俱进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5.1 充分认识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必要性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有目共睹。但受多种因素限制，该学科对象不确定、体系不严谨、框架不完善的问题依然存在，致使人们仍然感到无所适从、难于捉摸。在研究对象上，有学者认为“是一门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三大要素及其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保证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有学者界定为“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稀缺性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的经济学分支学科”；有的认为是“以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三大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各自所起的作用”；有的认为，人口、资源、环境分别由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进行研究，因而它的对象只能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交叉部分。还有的认为“人类通过劳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总体与全过程的经济学”，是经济学视野的扩展，因而可视为广义经济学。在学科体系和分析框架上，虽然把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统一到了经济学的麾下,但是在具体进行分析的时候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割裂了三者的相互联系,只是“对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而治之’的研究”,并没有把三者统一到一个科学严谨的分析体系之内,由此成为学科发展的硬伤。

综合来看,既有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内涵限定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倾向,也有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过分泛化,无限扩大或引申到其他领域，大有包举宇内、囊括四海、解决地球上一切问题之势。在研究方法上,过分强调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特殊性的一面,而对作为经济学一个分支学科的共同性方面，则注意不够，凝练不到位，在应有的经济学规范和体系结构方面存在不足，对经济学的新成果、新方法反应迟钝，甚至淡化经济学的学科属性。因此，在理论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有很大发展空间。在实践上，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转变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一个和谐、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社会,需要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作嫁衣裳。

5.2 准确定位学科性质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的行为及其社会后果，揭示人类行为规律的行为科学或行动科学，因而与揭示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不同。很多社会现象无法重复和试验，得出的结论只能在有限条件和有限范围内成立。自然科学揭示的规律较“硬”，社会科学揭示的规律较“软”。而经济学位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中间地带，是社会科学中“最硬的的软科学”。经济学理论很可能采用数学形式，数学化和形式化的趋势得到了相当重视，并在当代经济研究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这种对硬科学的模仿，既不能保证她获得与硬科学同等程度的科学性质，又没有在专业群体中达成共识。马兰沃（EMalinvaud）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经济学与硬科学越来越近了，由于根本的原因，两者的差别将不会消失。甚至，两者之间的差距在将来也几乎不可能缩小。由此，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就不难定位，作为经济学中的年轻成员，它依然是软科学。当然，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努力开辟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应用空间，应予鼓励和提倡。但是，不切实际的扩大它的边界，认为它可以包打天下、并吞八荒，动辄与硬科学攀亲，将有损学科的持续发展。

5.3 用主流经济学武装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必须与主流经济学与时俱进。上个世纪后期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逐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主流经济学发生了迅速的范式革命。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与日俱增，由此对政治经济学为主导范式的主流经济学形成猛烈冲击，经济研究正由政治经济学为主导向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并重的范式转变，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对教学、科研、乃至政府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刘国光2005）。中国进入了经济学知识更新最快的时期，这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是机遇也是挑战。能否与主流经济学与时俱进，能否体现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水平不仅是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本能，也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以人口经济学为例，1983年，张纯元等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体现了当时我国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水平，涵盖了人口与经济及相关领域的主要问题，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1987年彭松建教授出版的《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反映了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动向，开辟了人口经济研究的新视野、新方法，至今仍深受欢迎。从国外来看，莱宾斯坦的《经济落后与经济成长》，既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水平，也反映了经济学家关心的主要问题，他奠定的微观人口经济理论，显示了超强的生命力，同时又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力作。贝克尔的“时间配置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家庭论”等在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中有口皆碑，这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深有启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需要与时俱进，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家需要一些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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