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国际化的人民币

作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2015年10月8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一期正式在上海上线运行。这距离6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5）还不到4个月的时间。但是，如果从2009年4月8日国务院批准5个城市进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计起，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了。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欣喜之余，仍需对几点要义保持清醒。

其一，货币的本质是什么？作为最古老的货币金融命题，《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有解释认为，货币本质上是信用;而信用呢？它是一种相信、信任和信心。直白地看，国际上的贸易和投资以及财富保存之所以更多地选择了美元这一货币，是因为对其发行国美国的相信、信任和信心;当然，在深层次上，这也是由美国的综合实力决定的。我们知道，现代国家综合实力的构成要素不仅包括经济，还至少包括科技、文化、军事等等。所以，世界经济之所以选择和接受人民币，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实力与日俱增;但人民币能否成为最重要国际货币，还需取决于中国综合实力，而不仅仅是排名世界第二的GDP。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综合实力仍需进一步提高。

其二，良币驱逐劣币。尽管“劣币驱逐劣币”的格雷欣法则极有可能发生了冠名错误，但“反格雷欣法则”确实成立，不仅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格雷欣法则发挥作用，需要有两个前提：第一，政府强制规定了良币与劣币的兑换比例，好钱与烂钱的购买力相同;第二，货币的质量信息存在不对称。后一条原因，现代经济基本已经解决了。从理论上看，如果第一条原因也不存在了，反格雷欣法则就可能启动运行。据学者研究，在中国历史上，良币驱逐劣币确实发生过，那是在西汉的“文景之治”时期。当时，政府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不规定良币与劣币的兑换比例（相同购买力）;第二，鼓励民间自由铸币（“放铸”），其结果是铸币者竞相提升自己货币成色以拥有市场竞争力，于是劣币逐渐被淘汰;第三，设立“衡钱法”，允许钱币收付双方公开评比钱币的质量，信息于是公开、对称。人民币走出国门参与国际货币竞争，其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高，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良币驱逐劣币”，对由此可能引起的国际国内货币金融领域的波动与反应，我们应做好相关研究和对策准备。

其三，货币是服务实体经济的工具。不管是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还是电子货币，货币形式可以不断演化，货币制度也可以不断完善，但作为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种工具，它应始终以为生活和经济带来便利性为宗旨。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各种金融产品创新层出不穷，复杂的现代市场经济其国内外联系日益紧密，实体经济也日益虚拟化，使人们在货币与金融功能属性的空前强化中，忘记了手段与目的的根本区别。由此而来的2007年次贷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其冲击和影响至今仍未消除。就中国而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体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以开放促改革成为中国在新阶段更加坚定的选择，在更高水平上的“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等三大战略，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迫切需要人民币国际化给予更有力的支持。简言之，人民币国际化应全方位、更高水平地服务于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而不是相反。

其四，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什么？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可以概括为“国际化的人民币”――人民币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并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国际投资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同时，人民币金融资产也成为各国机构和居民财富管理的重要手段。目前来看，实现这个目标至少需要涉及三方面的必要工作――汇率制度、资本项下可兑换和基础设施。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创下了1994年人民币官方与市场汇率并轨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货币当局为此发表声明，此次人民币贬值只是汇率机制改革的结果，而新一轮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正在启动，其指向就是更加市场化。作为一个老话题，资本项下可兑换往往纠缠着两个因素：外汇储备和完全可兑换。外汇储备管理，既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等历史原因，也是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下的被动结果。对此，中国已日渐看开了。但是，资本项下的完全可兑换，其风险难以确定，仍需慎重考虑。而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境内外和在离岸的机构、居民间人民币支付结算的“高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既可以为人民币，当然也可以为其它货币提供通行服务;更关键的是，这是中国自己建设、运营和拥有的高速公路;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于中国的北斗系统。

可以相信，在这条高速公路上，国际化的人民币正在临近。但是，货币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乃至整个金融体制和体系的改革，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中国经济的开放和发展转型。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与实体经济的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可以通过三大渠道建立密切联系。

首先，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渠道。2015年4月20日，国务院了广东、天津、福建三个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总体方案，以及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方案。投资和贸易领域的开放与转型升级，是对中国实体经济全面开放的积极探索;而金融领域的制度创新与开放，则是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持和保障。从上海自贸区运行两年多的实践来看，已经公布的38项金融创新案例，充分体现了金融应更好地服务于实体企业的目标，其中，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和境外人民币借款，为企业资金管理创新和企业融资创新开辟了新途径。目前，以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为核心和依托的跨境人民币等金融创新和便利，可以为更多类别的金融机构开设分账核算单元建立对接，从而更好地满足区内企业的人民币资金跨境流动需求。就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来说，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作为金融领域开放创新的首要任务，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融资便利化，以及其它来自实体企业需求。在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中，首要任务就包括“完善人民币涉外账户管理模式，简化人民币涉外账户分类，促进跨境贸易、投融资结算便利化”。在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创新要求中，明确指出要“推进投融资便利化、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跨境使用”，以实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目标。

其次，中国各级各类开发区的双向开放渠道。伴随着三十多年来的经济改革与开放，国内各类开发区不断壮大，成为实现中国产业升级与区域发展有机结合的成功实践。目前，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219家，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共129家，部级保税区共13家，部级出口加工区共63家，部级边境经济合作区 16家，其他部级开发区包括“新区”、“保税港区”、“投资区”、“物流园区”等约60家，加上数目还未集中统计的省级各类开发区，是中国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制造业以及生产行业最为齐全的“区块”。它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分属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商务部以及地方政府管理或指导，一直代表着中国的先进生产力，也获得了不同条线、不同性质的政策优惠或便利。从获得相关金融服务的角度来看，以市场化、多元化和国际化为特征趋势的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和创新，可以为中国开发区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便利和支持。从实现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角度来看，中国开发区也最有可能率先实现“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开放，为“一带一路”等战略提供坚实支撑。中国开发区各类企业的跨国投资和贸易活动，其实是支撑人民币资金、资本双向流动的“实心”。

最后，中国居民家庭的跨境财富管理渠道。随着人民币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的不断推进，在坚持风险可测可控的前提和原则下，境外人民币资金已经建立了稳定的境内投资通道。随着中国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跨境财富管理和资产配置的需求开始显现。以本币为优先，允许和支持合格的境内个人投资者购买境外发放的以人民币标价结算的金融产品，既可以实现其跨境理财的需求，又可以为发展全球各国际金融中心的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市场提供支持。尽管这一渠道来自普通民众，同样也可以成为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化人民币的现实支持。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