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破碎中的乡村教育

乡村教育的意义

意大利著名儿童文学家德・亚米契斯在《爱的教育》中这样写到：

身体精神都染了病的人，快去做五六年农夫吧。

人的堕落，与物的腐败一样。

物虽腐败，只要置诸土中，就能分解成清洁的植物的养料。人亦然，虽已堕落，只要与土亲近，就成清洁健全的人。

我们今天关注乡村教育，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为我们的物欲化的都市生活寻找新的根基。这种根基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作为族类的根基，一是作为个体生命的根基。我们对乡村社会的关注，实际上是活化我们生命的根。电影《霍元甲》中，李连杰扮演的霍元甲历尽艰辛，终于明白只有爱才能赢得世界，后面尽管他濒临死亡，但人格已经高高地站立起来。其中促成霍元甲完成精神救赎的情节正是远离繁华都市的乡村自然，加上月慈姑娘。其中隐含的乡村社会对于个体生命的拯救的基本要素就是：爱、美、自然。我们需要重新发现乡村社会的重要因素，在这片古老的乡村土地上，你还可以感受到心灵与生命的净化。面对道德理想与激情灰飞烟灭于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之中，置身乡土，我们不仅仅去寻怀旧之旅，更重要地是从生命的根基出发去关注乡村社会与乡村教育。

另一方面，以农村作为社会最大群体的当代中国迫切需要我们增加对乡村文化与教育问题的关注，我们关注和谐社会、公民社会，都不应忘记乡村社会的存在。“改革正在过大关”，不关注农村社会的和谐，就不可能有整体和谐社会的建设。我们需要把乡村教育纳入到新农村建设的关注视野之中，通过对乡村教育的关注来显现我们的公共关怀。在今天，也许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可以通过语言来建构一个公共的空间，以语言来敞开我们对社会的关注，同时也敞开我们当下的生命空间。我们的社会急切地需要公共理性精神的发育，拓展我们的公共视野，提高我们社会的公共理性精神。关注乡村社会，让我们在拜物教流行的社会中，开启一种为他者而活着的精神。

乡村教育的问题：说不清的读书

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对待教育实际上出现了两个极端，在城市教育看作是关注的中心，各种形式的教育给孩子的生活增加的是很精细的压力。在农村却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有报道称，四川山区，上大学无用论抬头，有家长这样说：“我曾经对儿子说，别念书了，可是他一听就哭了。他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孩子，可是自从上了高中，跟谁也不爱说话了。”“当年是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现在是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浙江富裕小镇的教育状况同样堪忧。玉壶镇是浙江温州著名的侨乡，大部分玉壶镇的孩子都会在高中毕业前出国。玉壶中学初中有五个班，高三只剩下三个班，高三(2)班是唯一的文科班，高一时四十几个人，现在还剩十八个人。这说明乡村社会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学位的问题，还有一些更深沉的问题。与此同时，京沪地区的家长不计血本投入。上海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说，上海复旦二中、上海师范附中、华东师大附中、交大附中它们的“一本”升学率都是90％以上，“这几个学校拼的是名牌大学升学率”。而在北京，几所最著名的市级重点中学之间，拼的已经是“北清率”(即考上北大和清华的比例)。

读书无用论何以在乡村社会抬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扩招前乡村社会对教育充满了美好的期待，读书人在乡村社会有着良好的美誉。扩招后，尽管上大学的比例提高了，但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我们来看四种人读书的命运：大致有两类，一是考上大学，考上大学又有两种情况，少数成功，大多数境遇一般，在激烈的竞争中，乡村社会出来的大学生，他们享有的竞争资本不够，只有学历资本，在社会关系资本以及个人综合素质资本上他们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另一类是考不上，考不上的人总结起来打工是基本命运，但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早退学早打工早适应，反而是不上不下的最尴尬。

在乡村社会中没有考上大学的人，多读一年书和少读一年书，对于他而言没有太大的意义，带来的可能更多的是不成功的体验。乡村社会的成功与否与受教育程度没有必然的关系。读书越多而又没能走出乡村的年轻人，他们在乡村社会的生存能力还比不上那些读书少的同龄人。

与乡村少年上大学机会扩大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高考应试教育实际上已经到了十分精细的程度，而乡村社会在应对这种精细化的考试的能力与准备方面显然无法跟城市学校相提并论，这直接导致扩招后乡村少年进入的大学主要集中在新升格的地方性院校，重点院校农村大学生的比率实际上在降低，大学生中的阶层差异是很明显的。扩招并没有给乡村社会带来实质性的改变，他们即使读了书后就业形势也是不乐观的，他们甚至还不如同龄打工者中稍微成功一点的人获得的回报多。

乡村文化的凋敝带来的乡村困境

韩少功在《乡里少年》一文写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他曾经帮助这样一位乡村知识青年，从朋友单位里淘汰的电脑中找出有用的配件，拼装了一台电脑送给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大专毕业生并没有去学会打字、查找科学养殖的资料，而是用电脑看武打影碟，上网聊天寻友，异想天开地想在网上找到私彩中奖号码。就因为这一台电脑，他父母白白支付了更多的电费、上网费以及维修费，抢收稻谷时更不能指望儿子来帮上一手。这台电脑使他更有理由远离劳动和厌恶劳动，甚至对父母更多蔑视和冷漠，成天在屏幕上寻找安慰。奇怪的是，他的父母眼里反而增添了莫名的兴奋和欢喜。在他们看来，儿子不仅在城里学会了吃袋装零食和打手机，而且又通过电脑熟悉了张国荣一类名流，当然是更有出息了。他脾气越来越大，当然也更像一个人才了。

电脑作为现代文化的表征，进入乡村之后，效用是怎样的呢？也许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它带来了乡村新的文化与文明，但实际的情况远要复杂得多。当强势文化进入乡村社会，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乡村文化以及相应乡村生存姿态与理念的贬值，是像这位乡村知识青年一样的对乡村生活的疏远、对末流时尚的简单的臣服与置身乡村社会的无所事事，这难道就是我们给他带来的现代化？韩少功先生于是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是否还应该庆幸有那么多乡下孩子终于失学或者辍学，没有都像他们的儿子一样进城读书？”

一位搞刑事侦察的朋友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长沙市郊的初中女生被人杀死在学校围墙外，原以为很好找凶手，后来才发现，没这么简单，这个女孩有一百多网友，与其中二十多个网友发生了性关系。仔细思考，不管怎样，究竟是什么杀死了这个女孩呢？置身传统乡村文化秩序之中，这个女孩也许可以平静地生活，但正是在其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准备去应对一个信息化的社会的时候，现代文明迅即进入她的生活世界，直接带来的是对现代文明表象的沉迷，导致个体生存的迷失。这表面上是一个个体性的事件，但难道不跟我们今天社会的某些深层问题息息相关么？外来文化带给乡村社会的是他们的趋之若骛，抛弃自身所有的一切，急于投入到外来文化之中。不管是谁杀死了她，都跟现代技术脱不了干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共谋。我们有必要从文化层面上来看看乡村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那就是生命姿态的断裂和迷失。

在今天，由于主导性的价值目标的转变，加上整个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求富裕成为乡村社会的根本目标，别的一切几乎都可以放在一边，甚至生命，这会失掉乡村社会中很值得珍视的许多东西，并直接导致乡村生存的压迫感与村民生存的艰难，这实际上成了乡村文化瓦解的根源。青壮年劳力出去谋生，年长者在以经济为中心的乡村社会的边缘化，导致乡村文化主体的缺席、乡村社会的空心化，传统乡村文化渐渐远去，年幼的人得不到文化的滋润。我们曾经在乡村社会中受到的多维文化滋养都已经慢慢消逝，乡村社会失去它原有的内容。与此同时兴起的是买码，传统乡村文化的虚化，外来流俗文化的冲击，导致乡村文化生活的反文化化。

进入市场经济，由于乡村社会的起点太低，能进入市场去比拼的只有有限的资源，这直接导致乡村自然的严重破坏，乡土在村民生活视野中的功用化与自然在乡村生活中的隐匿，村民生活在对外在文化的想象之中，把自己与乡村文化隔离起来。就是这些东西，曾经让我们拥有了无数个尽管贫穷但不乏美好、丰富的童年，乡村社会是我们生命的根，我个人的每一点成长的痕迹都离不开我从小生存的乡村的滋养。但今天，乡村少年虽然在乡村，但是并没有真正地融入乡村社会之中，自然没有成为他们成长的有效资源。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价值理念的虚化。我曾经在《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一文中写到我老家的村里有位快九十的老婆婆被媳妇推倒摔断了腿、又被戳瞎了一只眼睛，别人还不能去看，她有几个儿子也都在相互的比对中各管自己，没有人去更多地关心她。传统乡村文化价值已经瓦解，现代价值理念又无法真正深入，从而导致乡村生活价值的虚化，利益本位、家族本位（实质上还是利益本位，以家族来维护个人的利益）成为乡村生活的基本价值取向。实际上现代法制体系有没有可能解决乡村社会的文化价值秩序问题，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乡村教育问题的三个层面

目前乡村文化秩序遭遇的危机是多重的，一是自然生态秩序的破坏；一是乡村文化秩序的瓦解；一是乡村公共生活的危机；一是乡村心态秩序的危机。这些问题的后果也许一时还看不出来，但只要我们稍微留心，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在眼下的直接受害者就是乡村的孩子们，他们正在失去乡村社会对他们的生命悉心的、整体的呵护，尽管他们在物质层面大都得到了更好的基本生活条件，但他们精神生活的贫困与从小就形成的生存的迷失会陪伴他们一生，而且还在继续蔓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乡村教育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条件的改善与学位的保障，尽管物质层面的问题同样非常关键。乡村教育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层面：

一是权利的保障与机会的均等。一个小孩给打工的父亲写信，今后自己要做国家干部、国家教师，一定不做国家农民。父亲写信骂他，只有国家干部、国家教师，哪里有什么国家农民？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障每个乡村社会的个体以基本的国民待遇。保障每个人读书的权利是给每个人在社会中生存竞争提供起码的平等之可能。关注社会公平，还需要我们给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以更多的补偿。最基本的层面当然是怎样保障教育机会的均等与基本的教育公平，在乡村教育的条件、就学保障等方面予以充分的考虑。

学位的保障只是提供了教育的基础，教育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培育的问题，所以对乡村教育的关注必须上升到文化层面，拓展乡村教育的乡村文化视野，增进乡村教育与乡村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扩大学校教育内容与乡村生活经验之间的融合。

第三则是怎样从乡村教育发生的根本点着手，全面寻求在作为教育场域的乡村世界中，乡村少年精神与人格健全发展的根本出路，促进乡村少年在学校生活与乡村生活之间的和谐。单纯的物的引入，所带来的并不一定是孩子的健全发展，甚至有时候可能是相反的，如果我们没有给予他们相应的驾驭现代物质文明的内在意识与能力。

第一个层面是从教育的形式层面，第二个层面是从作为教育内容的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的融合层面，第三个层面则是从作为文化与精神事件的乡村教育的本体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权利的，第二个层面是文化的，主要涉及与乡村生活相关的知识、技能与基本乡村情感的培育；第三个层面是人格精神的，主要涉及乡村少年生存的核心情感、态度、价值观。重新确立以乡村少年的健全发展作为乡村教育的根本目标，并把它视为我们考量乡村教育问题的核心与根本，这对于乡村教育的健全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教育文化视野的敞开

作为文化主体的标志就是具备自我生存与生长的能力，成熟的文化主体意味着具备基本的自信，能坦然接受自我存在的现实，同时认清自己的不足，找到自我发展的方向。与此同时，能对不同文化保持开放的姿态，包容他者，在此基础上具备适当的整合外来文化资源的意识与能力，在创造新我的同时实现对自己的不断超越，实现自我文化内涵的充实与文化价值的提升。乡村文化的重建，其核心就是要恢复乡村文化的起码的自信，重建乡村作为社会文化有机体存在的尊严，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重新发育乡村文化自身的增殖意识与能力。恢复乡村文化的自信其根本就是要给予村民社会个体置身乡村社会的基本存在的自信。

二十多年前程琳演唱的《信天游》让人记忆犹新：“我低头向山沟/追逐流逝的岁月/风沙茫茫满山谷/不见我的童年/我抬头向青天/搜寻远去的从前/白云悠悠尽情地游/什么都没改变/大雁听过我的歌/小河亲过我的脸/山丹丹花开花又落/一遍又一遍/大地留下我的梦/信天游带走我的情/天上星星一点点/思念到永远”。当乡村社会的一切建构着乡村少年年幼的生命世界的时候，乡村社会就与我们的一生发生了水融的联系。

乡村文化的展开有三重内涵：一是乡村自然；一是乡村村民的自然生产与生存的方式；一是建立在乡村自然与村民自然生存方式之上的活动文化样式，包括民歌民谣、民间故事、口耳相传的白话传统、民间文艺、民间体育形式、乡情。乡村文化孕育并传达了乡村社会的基本生命姿态和价值理念。乡村文化的核心正是这样一种生存的价值理念：善良、淳朴、亲情、基本善恶的分明。

乡村文化在主流文化中基本处于遮蔽状态，我们的电视充满的要么是富豪与小资生活，要么是天马行空的古装戏和武侠剧，还包括部分弘扬主旋律的影视作品，真正显现乡村社会的文化价值、能切实引导当下村民生存姿态的影视作品十分少见。湖南卫视的“乡村发现”有较好的乡村文化意义，但也还可以进一步拓展，乡村视角不能仅仅是猎奇、新鲜，更重要的是引导、培育建设一种文化的理念，真实地显现乡村文化的内涵，但这本身也是很难的。

乡村在中小学教材中也基本上是缺席的，乡村社会只是作为宏大历史主题的点缀，乡村自身的价值在我们的教材中基本阙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行教材中就没有乡村文化显现的因素，只要用心发掘，还是可以找到相应的内容。

给乡村少年一个美好的童年：

乡村教育能有与应有的基本关切

在一个文化几近荒芜的环境中，乡村教育需要挺身而出，成为文化荒漠之中的绿洲。出发点就是培养乡村少年的自信心，对自我作为乡村少年与对乡村文化本身应有的自信。

2007年1月，我们去湖南宁乡县兰天坪乡中心小学调研，发现这里的老师作出了很多的努力，在乡村文化破碎的境遇之中，他们尽力在给孩子们营造完整而美好的精神空间。从那里得到的几篇小学三年级学生作文，让我对乡村教育的文化关怀的路径有了略微清晰的思考。

路径之一：积极开展内外文化融合的活动。有位叫唐晶的学生这样写《一次开心的班队活动课》：“今天的第六节课是班队活动课,我们这一次班队活动课的主题是‘我最行’。第一个上台的是张可扬,他表演的是模特步,非常有趣,笑得我们大家合不拢嘴了。第二个上台的是刘技余和童辉他们做俯卧撑。第三个上台的是‘双星组合’，就是喻音和王音。第四个上台的是宋沛花和我，我们表演的是朗诵一篇文章，叫《繁星》，我读的时候，脚一直发抖，可我一直装作大方的样子，读完后，我坐到座位上时心跳得越来越快了，仿佛提到嗓子眼儿……到了最后，叶君玉模仿我唱歌，可有趣了。到了发奖品的时候，喻音得了最佳台风奖，丁慧珍得了最佳创意奖……而我没有得奖，觉得挺遗憾的，可这一次失败了，还有下一次，下一次我一定要拿奖。”小孩子的表演中透露出他们在文化的交融与创造中的积极的生命情趣，既有对外来时尚文化的模拟，又有别出心裁的创造，不自觉中就显现出了一个健全的文化主体的萌芽。我们的乡村学校就是要尽可能地通过内外文化融合的活动，让他既能感受外来文化的美好，又能体现在实践之中。

路径之二：引导孩子们去积极发现并感受乡村环境与生活中的美好。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这句话对乡村社会同样适应。当我们避开功用化的思维方式，引导孩子们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发现、想象乡村世界，乡村世界美好的一面就自然会呈现出来。一位叫刘博毅的孩子这样写《家乡的羊肠小道》：“我的家乡到处都是羊肠小道，一条条小道互相连接着，像我们家乡的血脉。”“在春天的时候，我们家乡的小道到处都长出了花儿、草儿，还有刚发出的小草，到了夏天，花儿争着谁美丽，一个比一个开的艳，小朋友们玩的也正有劲，小道爷爷个个笑哈哈的，秋天花儿病得发黄，小道爷爷很伤心，但有妹妹来安慰小道爷爷，冬天花儿们都进入了梦乡，那是梅花姐姐唱着动听的歌”。作文的最后一句是“长相忆，最忆家乡的小道。”家乡的小道就这样以美妙的精神联系和作者的生命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永恒的记忆。

路径之三：对外来文化的积极学习与主动接受。乡村孩子虽然见识不广，他们同样拥有活跃的心智与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性。引导他们以健全的心态去面对外来文化，积极接受并融入他们活泼的生活世界之中，不仅可以拓展他们的文化视野，启迪现代文化意识，同时可以提高他们与时代的亲密度，提高他们生存的自信心。一位叫李宁的小朋友这样写《我最喜欢的一则广告》：“我给大家推销的产品是洗发露‘雨洁’，首先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大名鼎鼎的歌星――任贤齐，他背着乐器，手舞足蹈地唱起了一首优美悦耳的歌：‘春天花会开，感觉自由又轻松，雨洁我最爱……’听了这首优美的歌曲，我一下子喜出望外，刚才的烦恼烟消云散。”“我特别的喜欢‘雨洁’这个品牌的洗发水，大家都来试试吧！”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看不出乡下少年的伤感，以及他们与时代的落差有多大。

路径之四：引导孩子们珍视个人乡村生活与成长的经历。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成长的资源，一个人不管出身何方，其成长经历无疑都是人生的重要资源，乡村少年也不例外。李宁同学写他学骑自行车的经历：“记得我在五岁那年，我曾经成功了！那年，我垂头丧气地倚坐在窗边，傻呆呆的看着清澈的河水，突然，我看见我的好伙伴――杨柳青在兴致勃勃地骑自行车。我莫名其妙地想：我都已经有五岁了，为什么妈妈还是不要我骑自行车呢?于是，我兴冲冲地找到了妈妈，娇声娇气的对妈妈说：‘妈妈呀，我可不可以学骑自行车呢？’妈妈二话没说就拒绝了我：‘不行，不行。’‘我就是要学嘛。’我吵着说。经过我的苦苦哀求，妈妈终于答应教我了。妈妈先教我学会了踏车，然后再教我怎样坐稳，于是我按照妈妈的要求来做。每当我骑累了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有志者事竟成，别着急，慢慢来，我一定能成功的！’经过我刻苦的练习，我终于学会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五岁时候的成功喜悦可以不断地向后面传染，成为乡村孩子记忆中的感动。

路径之五：活化乡村少年的亲情，引导乡村少年珍爱那份朴实的乡村情感。有位学生写到乡村生活的这样一个细节：“只有邻居家的‘土锅’才能放下这‘巨大’的猪头，也只有‘土锅’才能炖出猪头的喜庆香味。”（《农村真的变了吗》《我是农民的儿女――乡土叙事文本》，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除了乡村生活中的风土人物，乡村人伦之情同样是重要的成长资源。兰天坪小学的叶样红写《我想对爸爸说》：“爸爸，我想对你说的第一句话那就是：爸爸，您辛苦了！感谢多年来对女儿的关心和指导，你多年在广州打工，完全是为了我和弟弟，您辛苦了！您生活得比我们差，听妈妈说：您经常住在用布搭的棚子里睡，刮风时，您的棚子有可能都会吹倒。您有时在海上打钻，我提醒您要小心一点，有时一刮风，就会把船都吹翻。父爱深深，您做到了，我只能再深情地说一句：‘爸爸，您辛苦了!’”父亲生活的艰辛在这里自然地转化成了女儿成长的动力，同时又进一步加强了父女之间的真情联系，这在孩子的幼小心灵空间无疑是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乡村生活中确实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只要引导适当，就可以转化成为乡村少年健全人格发育的重要资源。就目前而言，除了发掘乡村文化资源，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在正视文化冲突中培育乡村少年的文化自信与生存自信，避免他们因人格的不成熟而误入歧途，树立他们正确的成长目标。目前出现的很多乡村问题少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这方面关系，让他们的人生过早地迷失在无根基的生存处境之中。

乡村教师：乡村教育的根本保障

乡村教育确实面临诸多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但其中有一个基本的着眼点，那就是教师。人才是解决乡村教育的根本，只有优秀的、富于责任感的教师才能给置身荒漠化文化之中的乡村学校提供一片精神的绿洲。

对于乡村教师而言，一方面是留住现有教师，让他们安心从事乡村教育，同时又能不断进步，适应乡村教育的需要。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积极改善乡村学校条件，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更重要的是，要提升乡村教师的事业感，让他们找到作为乡村教师的独特意义与价值，找到事业感和人生的归属感；第三是教师的素质与乡村教师的培训问题，这里不仅仅是简单输入现代教育教学理念，更重要的是引导他们如何认识乡村教育的独特性与乡村教师的文化责任。我们目前的课程改革对乡村教师的培训更多地是让乡村教师去贴近现代的教育文化，而不是立足于他们所置身的文化，这其中是有偏颇的。

与此同时，乡村教育还需要外来教师的支援。在短时间不可能建立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乡村教师队伍的前提下，社会支教体系的建立就显得意义重大。通过外来的优秀教师、文化人士等，给乡村少年一个短暂的机会，让他们感受不同的世界，从而给他们幽闭的生活世界一段美好的经历，也许可以在有意无意中敞开他们心灵世界的重要的窗口，有时甚至可以改变某些乡村少年一生的命运。

当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障乡村教育的师资来源。目前乡村教师短缺、青黄不接已经成为一个日渐凸现的重要问题，部分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描述农村教育师资的话语：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中。我们在高校扩招后，一方面大学生分配不出去，另一方面农村学校没人愿意去，适合于我国乡村特色的中等师范又一刀切，于是就出现了前面所说的状况。在这种背景下，我认为，部分恢复中等师范，不失为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教师来源问题、改善乡村教育的长远策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乡村师范才是真正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乡村教育到底需要怎样素质的师资。其实，在目前的情况下，乡村社会更需要的是学历并不一定高、但素质较高的教师，他们具有基本的乡村情感，他们能用心从事乡村教育，他们才真正是乡村教育值得信赖的薪火。中等师范的一刀切，实际上是截断了乡村教育师资的源头活水，所以，适当的保留、发展中等师范，采取必要的措施吸引比较优秀的乡村少年，一是给予学费上的优惠，免学费，还由政府提供适当的奖学金；二是提高师范教育水平，全面拓展师范生立足乡村社会所需要的文化意识和综合素养；三是改善乡村学校条件，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这是一条适应当代中国农村社会需要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路径。相对稳定的、高素质的、富于爱心的师资，是发展乡村教育、提升乡村文化，甚至实现整个乡村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我们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解决”乡村教育问题

从长远而言之，乡村教育无疑对乡村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但从短期而言，乡村教育同时也对乡村社会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乡村社会的品质会直接制约乡村教育的品质，乡村教育不可能解决乡村社会的整体出路问题，乡村社会的出路有赖于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以及乡村社会文明的整体建设。我们在关注乡村教育的同时，不应忘记乡村文化的整体建设，包括村民组织的建设、乡村图书馆、传统乡村文化形式的发掘和引导等等，尽可能给乡村少年以积极健康的文化空间。

由于积弊之深，以及诸多外在条件的制约，我们实际上很难真正解决乡村教育的问题。但我们可以从细小的事情做起，捐一本好书，建一个小小图书室，给乡村少年讲一个故事，带他们一起欣赏一部适合他们的好电影……一点一滴去关注乡村文化与教育，一点一滴去改善乡村文化与教育的环境，日积月累，量变而质变，就可以逐渐成为改善乡村文化与教育精神脉象的积极力量。

曾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题目叫《这条小鱼在乎》：在一个暴风雨后的早晨，一名男子来到海边散步。他发现在海边沙滩的浅水洼里，有许多被昨夜的暴风雨卷上岸来的小鱼。小鱼被困在浅水洼里，回不了大海了――虽然大海近在咫尺。用不了多久，浅水洼里的水就会被沙粒吸干，被太阳蒸干，这些小鱼都会被晒干而死的。男子继续朝前走着。他忽然看见前面有一个小男孩，走得很慢，而且不停地在每一个水洼旁弯下腰去――他在捡起水洼里的小鱼，并且用力把它们扔回大海。这个男人忍不住走过去，好心劝道：“孩子，这水洼里有几百几千条小鱼，你救不过来的。”“我知道。”小男孩头也不抬地回答。“哦？那你为什么还在扔？谁在乎呢？”“这条小鱼在乎！”男孩儿一边回答，一边拾起一条小鱼扔进大海。“这条在乎，这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

也许，对于广阔的乡村社会而言，我们点滴的行动影响甚微，但对于我们的行动能改变的乡村少年个人而言，一就是一切，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从一点一滴做起，从小事做起，没有理由不对乡村文化与教育抱持乐观的期待与良好的信心。对于整个乡村社会的发展而言，也许我们个人的努力终究只是蚍蜉撼大树，但也正是无数个人点滴努力的累积，推动着我们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面对乡村社会与乡村教育，让我们学着特蕾莎修女所说的，怀着一颗伟大的心做细小的事情。

刘铁芳，学者，现居长沙。主要著作有《生命与教化》、《守望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