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9 09:07:12
儒释道三教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精华，二十四史则构成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的最重要部分。二十四史中涉及释教和道教的内容较丰富，但也较零散。由于种种原因，在多达3200多卷的正史中，只有《魏书》和《元史》各专门辟出一卷篇幅记载释教和道教的历史情况，即《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和《元史》卷二二《释老传》。因此，这两篇文献便尤为独特和重要。
一
佛教的教祖为释迦牟尼，道教奉老子为教祖，故此两卷志、传以“释老”为名。《释老志》与《魏书》一起成书于公元6世纪50年代北齐天保年间，《释老传》则与《元史》一起成书于14世纪70年代明初洪武年间。因此，《释老志》便更弥足珍贵。《魏书》和《元史》皆是史家奉旨官修。《魏书》的主修者魏收官至中书、太子少傅、尚书右仆射（见《北史》卷五六《魏收传》）；《元史》的最重要的主修者宋濂是翰林学士，历任礼部主事、侍讲大夫等（见《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但因唐初才开创设立史馆宰相监修正史的制度，所以《魏书》名为官修实同私撰，《元史》则纯属官修正史。
在篇幅上，《释老志》约30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7万字，《释老传》大约为《释老志》一半篇幅。我想这是一因《释老志》除了叙述北魏、南北朝时期释教和道教的情况外，还要追溯它们汉代以来的历史乃至先秦的渊源。《释老志》则只叙述元代释教和道教的历史。《释老志》中佛教占了2/3的篇幅，道教占1/3。这反映了南北朝时期佛教非常兴盛，VV然有成国教之势；而道教尚未完全定型，势力有限。两晋之际的葛洪对神仙思想做了系统总结。北魏寇谦之把儒家学说、佛教纪律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入道教中，把汉末三张（张陵、张衡、张鲁）的五斗米道（天师道）改造成容易被封建统治阶级接受的宗教。《释老传》中佛教和道教则各占一半篇幅。这似乎说明了元时佛教和道教势力的消长嬗变。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内地，南北朝时期得到大发展，《释老志》又是正史中的第一篇佛教专论，当时其他方面的佛教史籍也不多，故《释老志》注明不少佛教术语是梵语的译音。如浮屠、佛陀、浮图“皆西方言，其来转为二音”。沙门、桑门“总谓之僧，皆胡言也”。“涅译云灭度”。“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胡言谓之舍利”。“塔亦胡言，犹宗庙也”。北朝和元朝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封建王朝。但统治北方的鲜卑、匈奴族有语言无文字，仍使用汉文；统治全中国的蒙古族则既有语言又有文字，并用蒙汉语文。故《释老传》中有不少蒙汉语的对应词汇术语。传中第16段一口气列出了约30个蒙汉对照的词语。如“有曰斟惹，华言文殊菩萨也……有曰必思禅，华言无量寿也……有曰且八迷屯，华言《无量寿经》也”，等等。据考，文殊是汉语传统音译，新音译是曼殊室利，意译为妙德；无量寿佛的汉语音译是阿弥陀佛；《无量寿经》的梵语是Aparimitāyursūtra，汉语似可音译为阿帕锐密塔乌尔经。由此可知，文殊菩萨、阿弥陀佛、《无量寿经》蒙语分别称斟惹、必思禅、且八迷屯。所以，《释老志》、《释老传》对于研究汉语史、翻译史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释老志》宣扬法力神力，及于佛教和道教。如说释迦牟尼“从母右胁而生……天降嘉瑞以应之”。“弟子积薪焚其尸（沙门智嵩尸），骸骨灰烬，唯舌独全，色状不变”。“惠如身被白刃，而体不伤”。“惠始死十年矣，开殡俨然，初不倾坏”。又如说道教仙人成公兴“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明日中，有叩石室者……（寇）谦之引入，至兴尸所。兴_然而起，着衣持钵，执仗而去”。《释老志》中推崇神迹的例子还有很多。这反映出6世纪时人们的认识水平、辨别能力还较低，我们不应苛求。《释老传》也宣传神力。如说八思巴时，又有国师胆巴，很有法术，能祈雨、从池中变戏法似的变出奇花异果、手到病除、圆梦，能在风雨之中为出巡的御驾退雨（“唯幄殿无虞”）。但仅此而已，且未及于道教。这说明14世纪时人们的思想水平、观察能力已有较大的提高。
《释老志》是志，属书志体，故更注重记载和介绍释教和道教，兼顾人物，属以事带人。《释老传》是传，属纪传体，故更偏重于记载或论述佛教和道教人物，属以人带事。《释老志》更多地叙述宗教情况，《释老传》则较详细地叙述世俗情况。这也多少折射出宗教缓慢世俗化的总趋势。
二
下面扼要论述《魏书・释老志》和《元史・释老传》的基本内容。先论《释老志》的佛教部分。
1.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情况
认为汉武帝时霍去病讨匈奴获休屠王金人，为佛教传入的开始。东汉明帝时蔡殖鍪固祗茫携摄摩腾、竺法兰回洛阳，带回《四十二章经》及佛像。“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这反映了当时普遍流行的说法。据当代人研究，一般认为佛教于两汉之际即公元前后传入中国内地或汉地（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55年版，上册第51页；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37页；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549页；杜继文主编《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等等）。
2.关于佛教的起源和基本教义
讲释迦继过去六佛成道，将来继之者有弥勒佛。佛有真实身（法身）和权应身。教义主张有三世、六道，“神常不灭”，有善恶因果报应，教分大小乘。值得注意的是，《释老志》把佛教的“三皈依”（皈依佛、法、僧）比作“君子三畏”（《论语・季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把“五戒”比作“五常”（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反映了佛教和儒教的结合。《释老志》提到的佛经有《摩诃衍》和大小《阿毗昙》、《中论》、《十二门论》、《百法论》、《成实论》等。由此可以大体了解当时最流行的佛经。
3.汉至东晋佛教的初传
《释老志》把佛图澄及其弟子道安、慧远、鸠摩罗什等人置于突出地位进行介绍，可见他们对北朝佛教影响之大。
4.北魏佛教
这是本部分的重点，篇幅最大。介绍北魏（前身是代国）接受、兴隆佛教的情况，其中对十六国后期的关中、凉州等地的佛教也略有涉及。重要的史实有：太武帝灭佛与文成帝逐步复佛；设监福曹（后改昭玄曹）、道人统（后改沙门统）、维那等僧官制度；设僧o户、僧o粟以及佛图户（寺户），以此向寺院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柱；北魏朝廷对佛教的政策和与佛教的关系，刊载这方面的诏书、奏章；北魏佛教的基本情况和重要数字。如载太和元年（477年）北魏境内有寺6478所，僧尼77258人；延昌（512～515年）中有寺13727所；北魏末年有寺3万余所，僧尼200余万人。说正光（520～534年）之后“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等等。这实际上载明了后来北周武帝灭佛的动因之一。
道教方面的主要内容是，介绍道教的基本教义、形成过程和北魏道教的流传情况。主要讲寇谦之（365～448年）改革道教和在太武帝崇信下传教的事迹和传说。说寇谦之在嵩山“遇太上老君”，受天师称号和道经，“清整道教，除去三张（指张陵、张衡、张鲁）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以服食闭练”。又从李谱文受道经，李命寇“辅佐北方泰平真君（有的段落又作“太”，魏太武帝后来改的年号为太平真君）。此后在崔浩荐引下，太武帝礼敬寇谦之，兴隆道教。这些都是研究早期道教的重要的一手资料。
三
《释老传》首先着重介绍了八思巴的生平事迹。讲他奉元世祖忽必烈旨创制蒙古新字及新字的特点。字成后，至元六年（1269年）下诏颁行天下。规定用它“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这对研究元初语文建设与生活很有价值。其次重点记述了国师必兰纳识里的生平事迹，说他“幼熟畏兀儿及西天书，长能贯通三藏暨诸国语”。“是时诸番朝贡，表笺文字无能识者，皆令必兰纳识理译进”。不幸此人后来与人图谋“不轨”，被杀。“其所译经，汉字则有《楞严经》，西天字则有《天乘庄严宝度经》……西番字则有《不思译禅观经》”，等等。一个宫廷僧俗大翻译家的形象跃然纸上。
《释老传》记载：“及得西域……思有以因其俗而柔远人，乃郡县吐蕃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这些记载与《元史》和元代其他文献中的有关记载一起证明：元朝已设宣政院掌宗教兼管事务，从元代起正式成为中国领土和行政区划的一部分，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是由元朝政府规定的。
《释老传》又说：“有杨琏真加者，世祖用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零）一所。”这反映了元初统治者对南宋和“南人”的敌视与泄愤。《传》还提到西番行僧络绎道途扰民，内廷每岁做佛事靡费等情况。
《释老传》的道教部分首先着重记述了丘处机的行迹政绩：“时国兵践蹂中原、河南、（河）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于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濒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传》交待较多的道士还有祁志诚、张留孙、吴全节、张清志等，其中张留孙的官职教职最为显赫。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收有张留孙、吴全节的词条，其基本内容便来自《释老传》。《传》还概述了道教各宗派的简况，如正一道、太一道等。这些对于研究元代道教教派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此两志传提供的梵汉蒙汉对照方面的珍贵资料，前已论及。
历代硕儒和现代学者对《魏书》和《元史》都多有微词甚至诟病。这两部正史也的确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笔者认为至少其中的《释老志》、《释老传》属于创新，魏收、宋濂等为释老修志立传很有眼光，《志》和《传》的价值也较大。两书的作者们也对释教和道教抱着宽容和平等对待的态度，没有明显的扬佛抑道或扬道抑佛的倾向。清初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史部・正史类一》评论说：“李延寿修《北史》，多见馆中坠简，参核异同，每以（魏）收书（指《魏书》）为据。其为收传论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芜，志存实录’。其必有所见矣。”魏收在《前上十志启》中也申明：“时移世易，理不刻船……《河渠》往时之切，《释老》当今之重……去彼取此，敢率愚心。”这种进取的修史观是很可贵的。《四库・史部・正史类二》对《元史》评论道：“今观是书，《祭祀》、《舆服》为两志，列传则先及《释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遗规。”笔者认为为释老立传不合前史遗规恰是推陈出新之处。宋濂在《纂修元史凡例》中自诩：“今修《元史》，不作论赞。但据事真书，具文见意，使善恶自见。”察诸《释老传》，我觉得该传是做到了“据事直书”的。
总之，《魏书・释老志》和《元史・释老传》是中国古代史学、宗教学方面重要、独特、珍贵和朴实的史籍姊妹篇。
（本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后期资助项目“三武一宗灭佛研究”中的一篇，并受四川大学985工程第三期“区域历史与民族”创新基地资助）
（作者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