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第五代导演”赖以崛起的思想美学基础

作为一个电影艺术名词，“第五代导演”已经深深地嵌入共和国电影艺术史里面了，并且成了一个不可或缺、不可绕过的客观存在。尽管人们对此前的几代导演的概括还莫衷一是，对此后出现的导演的表述也含混不清，但对“第五代导演”，几乎人人都能说出几个名字来，张艺谋、陈凯歌、吴子牛、何群、张军钊、田壮壮、黄建新、冯小宁、李少红、胡玫、周晓文等。他们的名字之所以如雷贯耳，不单是因为他们拍出了一部又一部震撼人心的电影，更是因为他们的联袂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中国电影艺术的传统面貌和固有格局，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使中国电影从此走上了一条良性的充满活力的造血之路。

说起“第五代导演”的成功，人们一般归结于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厚积薄发，有着深刻的社会人生体验和历史现实背景。“第五代导演”基本上都出生于50年代初期，少年时期因为社会时代的因素，都培养了一种要为社会代言的理想精神，但不承想，遽然爆发的“无产阶级”，粉碎了他们的一切梦想，他们从此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中，要么下乡，要么当兵，要么当工人，总之经历了种种社会磨难，对现实社会人生有了从血肉到灵魂的深刻体验。“”结束后，伴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他们几乎同时进入了专业性的高等院校，系统地接受了专业理论培养和实践熏陶，又重高扬起了曾经折断的理想的风帆，充满激情地走上了影坛。由于他们都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过，对中国电影的老套常规有着清醒地认识，觉得传统电影中无论是讲故事的方法，还是所讲的故事以及讲故事时所运用的光与影等基本手段，都不再适合新时期人民群众对电影艺术的欣赏口味了，尤其是不适合他们这些经过了新的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洗礼的新的电影人的口味了，于是便纷纷产生了反叛传统、重新思维的念头。尽管刚开始时，他们也没有明确的思想理念，只是凭着对电影艺术的挚爱和“就是存心和你不一样”的追求，带有相当强烈的盲动性，但是，毕竟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集体性的关键一步，一亮相，便赚得了满堂喝彩。后来，他们才在自我表现、自我证明的价值之路上，堂而皇之地高举起反叛传统的旗帜，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当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力量出现时，尽管人数不多，但却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波，二是在电影艺术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开启了艺术变革的先河。这又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电影观念的变化。传统电影(在这儿主要是指故事片)经过几十年的衍化，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讲故事的传统模式，而既然是讲，就难免带有居高临下的姿态，表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又由于受“左”倾政治思潮的影响，所讲的故事一般是一些政治化的、道德化的故事，所以在讲故事的时候，电影就形成了一种布道式的讲经模式，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于电影的艺术企盼和电影本身所具有的娱乐化功能，使电影走向了一条死胡同。“第五代导演”经过对中西电影艺术比较和对电影艺术本质的探索，他们发现，原来中国的电影已经远离了电影的本真状态，在被异化成政治宣传工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不及时地将这一切扭转过来，势必会影响到电影在中国的前途。于是，他们发起了一场“影像革命”，希望将电影拉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使之成为真正的电影。而所为真正的电影，其实就是突出光与影等电影语言纯艺术方面的内涵，让电影成为一种不依附于任何外来政治观念的独立的艺术形式，让观众自己去看故事，而不是去听别人讲故事。在制作电影的过程中，突出创作人员的主体地位，在欣赏电影的过程中，突出观众的主体地位，真正实现电影形式上的艺术自立。其次，是为了实现电影观念的变化，在艺术表现视野和价值标准及判断方式方面的变化。在“第五代导演”的艺术视野里，传统电影的政治化、功利化取材倾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民族历史及其复杂人性的思考。在价值标准和判断方式上，传统电影善于将人物、故事作简单化的处理，用阵线分明的善与恶、正与反、好与坏等童话式的单纯的是非标准作道德化判断，泯灭了人类社会大干世界的丰富与复杂。而“第五代导演”则彻底超越了传统的价值判断，将道德判断升华成了历史判断，突出了历史悬疑和时空迷宫，让人物、历史和故事一起成了被审视的对象。模糊人物和故事的道德界线，并不意味着不负责任，相反，恰恰意味着将人物和故事推向它的本真状态。第三，是电影艺术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上的变化。由于传统电影异常注重思想内容及其主题的表达，主张“形式服务于内容”，所以在传统电影中，电影语言本身并没有地位，只不过充当着表达思想主题的工具而已。而在“第五代导演”的艺术观念里，要确立新的艺术规范，就必须弘扬电影本体意识，突出电影语言的自身张力，如此一来，灯光、摄影、美工、音乐等电影语言就不再只是传统电影中讲故事的工具或记录故事情节的手段，而成了电影这门综合艺术中不可分割的当然创作者，成了电影审美的重要元素。由于“第五代导演”在选材、叙事、刻画人物、镜头运用、画面处理等方面，都力求标新立异，所以他们的作品一般都有着十分强烈的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特征，有着传统电影不可比拟的奇异风格。三是密切结合社会发展，并不断从中汲取营养，壮大自己。如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整体氛围和思想解放的社会思潮，就不但使他们获得思想上的教益和启发，也给他们在思想与艺术上的反叛创新行为提供了极好的实践机会。

应该说，上述认识还是比较全面而中肯的，分析得也头头是道，令人信服。但仔细一想，又有点隔靴搔痒的味道，似乎缺少了点什么。不错，“第五代导演”都有非同寻常的经历，都有为艺术而献身的精神，都厌恶高高在上的传统电影，都在电影艺术上作了艰苦的探索，也都沐浴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但仅有这些就够了吗?显然，问题没有点到点子上。上述观点只是就“第五代导演”的社会群体特征而说的，也只是说了他们及其影片的外部特征，而对于影片的内涵来说，说得很少或几乎没说，尤其是就大量的电影文本来说，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及“第五代导演”所拍摄的影片和传统电影的本质不同。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最根本的一点是对人性的认识和艺术阐释上的不同。对人性作完全迥异于传统电影的别样的认识和艺术阐释，是“第五代导演”赖以崛起的思想美学基础。上述的一切，只不过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点而存在的或是生发出来的。

人性，即人的本性，这是一个庞大而古老的哲学命题。就道德层面来说，它有性本善和性本恶之说；就存在层面来说，它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之说。就社会层面来说，它有理性、权利、阶级、团体、民族、国家等特征；就自然层面来说，它有欲望、冲动、感性、动物性、人类之爱等特征。总之，人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有着难以说清的复杂内涵。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文艺界对人性问题的认识是颇为简单的，简单到往往只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一段讲话来概括，“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 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殊不知，的这段讲话是在你死我活的激烈的斗争年代所讲的，有其特殊的含义，就人性本身来说，阐述的并不是很全面，也不辩证，忽视了阶级性等社会属性之外的广大的普遍人性，尤其是抹杀了人的自然属性。由于文艺思想是那个时代大一统的文艺思想，所以受其影响，文艺创作就只能表现人的阶级属性，不能表现人的自然属性，当然电影创作也不例外。在那时出现的众多的文艺作品包括电影作品中，如果谁提到人性，特别是提到欲望、冲动、感性、动物性以及人类之爱等朴素的人道主义，就被说成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是错误的乃至反动的，就要受到批判，而人的阶级性、民族性等社会属性似乎成了人性的全部。如此一来，社会的丰富性被无情的蔑视了，人的复杂性也被无情的解构了，文艺作品的题材只剩下了一种，那就是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人物形象只剩下了两种，那就是敌我双方。一些人看不过去，试图塑造一种不好不坏的人物形象来繁荣一下文艺创作，但随即被扣上“中间人物”的帽子受到批判。

“”结束后，在思想解放大潮和改革开放的影响下，人们深刻认识到了狭隘的人性论对文艺的危害。于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掀起了一场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大讨论。今天看来，这场大讨论意义非凡，其对文艺的影响，绝不亚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何况，它们之间又有着必然的联系。经过激烈的论争，人们在人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普遍认识到，人性不仅包括社会属性，还包括自然属性，人性是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人的自然属性就开始成了文艺作品浓彩重抹的对象。应该说，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大讨论是新时期文艺真正摆脱桎梏走向繁荣的契机。然而，就具体的文艺形式来说，电影创作受到大讨论的影响显然要晚于其他艺术形式，在小说、诗歌、戏剧等已经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电影的影响才开始显现，这不是因为电影人对人性问题没有认识、不敏感，而是因为电影创作周期实在太长，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由于电影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太直接了，所以“第五代导演”拍摄的影片一出现，立刻引起了轰动，旋即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艺现象。

尽管“第五代导演”拍摄的题材形态各异，进行的艺术探索各有千秋，拍摄时间也有前有后，但思想主旨却是基本一样的，那就是尽力表现丰富复杂的人性内涵，把人性看做是尽情演绎的舞台。张军钊导演的《一个和八个》向来被看做是“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也是集中亮相之作，在这个摄制组里，集合了一批“第五代导演”的中坚力量，如张艺谋、何群、陈凯歌等。这部作品就是一部深刻思考人性的作品。且不说八路军指导员王金面对“莫须有”的罪名和周围犯人的污辱，表现出了怎样高洁的人性，单说那八个罪犯不时透露出的尚未泯灭的纯朴人性，就足以震撼人心!这部电影是根据诗人郭小川的长诗《一个和八个》改编的，长诗虽然写于1957年，但由于写到了人性，致使当时已经背上沉重的精神抱负的郭小川始终不敢拿出来发表，直到1979年才得以面世。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是“第五代导演”的早期代表作之一，虽然这部影片以诗意地讲述故事、在画面构图上充满了象征意味著称，但就其故事内容来说，表现重点依然在于人性。面对美丽温柔的翠巧即将被毫无人性的丑陋的风俗无情吞噬，哪一个观众能无动于衷?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无疑是“第五代导演”的扛鼎之作，这部影片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讲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土匪打鬼子的故事，更在于深刻挖掘出了余占鳌、戴凤莲、罗锅大爷等普通民众身上的人性美，展示了蓬勃热烈的生命欲望。这部影片之所以能够在1988年获得第3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大奖，使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与它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形象阐释有莫大的关系。除此之外，吴子牛的《欢乐英雄》、《阴阳界》；黄建新的《黑炮事件》；田壮壮的《猎场札撒》；李少红的《血色清晨》；张艺谋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等，在讲述曲折故事的同时，无不揭示了复杂的人性。总之，当人性成了电影中的主要表现内容的时候，电影就有了思想深度，同时，也启迪了其他艺术探索。

人性成就了“第五代导演”，而“第五代导演”又的确对人性进行了深入探索，二者相辅相成，使中国电影迎来了一个辉煌时期。但是，当后来“第五代导演”们因市场商品经济的崛起而移情别恋，纷纷抛弃人性而奔赴金钱的怀抱，挖空心思地炮制所谓的大片后，“第五代导演”们便风光不在了。“第五代导演”还在，但“第五代导演”们拍摄的影片已经失去了魅力，这个现象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