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哲学的新形态

时间:2022-09-18 10:30:58

艺术哲学的新形态

阿瑟 ・C・丹托 (Arthur C. Danto)无疑是当代艺术哲学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彼得 ・基维将迄今为止的美学区分为刺猬美学和狐狸美学。所谓刺猬美学就是宏大叙事美学,力图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凭借这种理论来解释所有的艺术问题。所谓狐狸美学就是微观叙事美学,目的不是建构理论,而是解决问题,尤其强调逐个地、深入地解决问题。尽管对于这两种美学理论,基维没有做出明确的评价,但是从他宣称丹托是最后一位刺猬美学家来看,新时代的美学已经不再是无所不包却浅尝辄止的刺猬美学,而是专门而深入的狐狸美学。 [1]不管基维对于丹托的评价是否公允,但是丹托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是美学界公认的。那么,丹托代表的美学时代意味着一种怎样的美学时代?对于这个问题,丹托没有明确的回答,也许原因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本文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对丹托美学的特征作一次宏观的把握。当然,对于这种宏观把握可能具有的简单化风险,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让我们从丹托自己的宏观把握入手吧。由于丹托是从哲学领域进入艺术领域,他喜欢通过与哲学的类比来澄清艺术的发展脉络。迄今为止,哲学已经发生过两次重大转向,有三种不同的哲学形态。我们可以将康德之前的哲学称之为古代哲学,其中包括中世纪哲学,将康德之后的哲学称之为现代哲学,将维特根斯坦之后的哲学称之为当代哲学。古代哲学的典型形式是宇宙论或本体论,力图回答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现代哲学的典型形式是认识论,力图回答人究竟能够认识什么。当代哲学的典型形式是语言哲学,力图通过语言的澄清来回答或者避免哲学问题。由此可见,哲学领域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向,一次是认识论转向,一次是语言学转向。哲学领域发生哲学转向的原因,都是为了祛除蒙蔽,探求真理。之所以有认识论转向,原因是我们在回答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回答人究竟能够认识什么的问题。如果不澄清人的认识能力,就有可能发生僭越,去独断人不可能认识的事物,比如世界的本质。在康德看来,古代哲学中充满了这种独断。康德哲学的目的,就是澄清人的认识能力,对于不同的事物采用不同的对待方式。对于那些超越的事物,由于我们的认识能力无法认识它们,只能将它们归入信仰的领域。到了 20世纪,哲学领域中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哲学家们发现,人的认识能力受到所使用的语言的影响。语言的逻辑决定世界的可能,澄清了语言的逻辑,也就认清了全部世界。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就宣称完成了这个任务,全部哲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哲学的使命也就结束了。 关于哲学发展的这种宏大叙事,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丹托对此并没有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而是直接采用这种通行的说法。丹托的目的,不是去研究或回顾哲学的发展历程,而是在哲学与艺术之间寻找一种平行关系。仿照哲学发展的宏大叙事,我们可以将艺术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在古典艺术中,占统治地位的再现论或者模仿说,艺术的目的就是再现外部世界。古典艺术对外部世界的再现,与古代哲学中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类似。到了现代艺术阶段,表现主义和形式主义占据上风,艺术的目的是探测人的内心世界,表现内心情感,创造自律的形式或者有意味的形式。现代艺术对内在世界的表现,与现代哲学中的认识论对人的内在能力的认识类似。现代艺术与现代哲学一样,由客观世界转向了主体性。丹托敏锐地发现艺术领域中的格林伯格与哲学领域中的康德之间的类似性,换句话说,艺术领域中的格林伯格就是哲学领域中的康德。尽管将 20世纪的格林伯格与 18世纪的康德类比,冒着弄错时代的风险,但是格林伯格的确从康德那里获得了辩护现代艺术的思想武器,对此格林伯格本人毫不隐瞒。现在的问题是,与当代哲学中的语言哲学相应的艺术又是什么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观念艺术。当代艺术中的观念转向,与当代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类似。 [2]就像哲学发展到语言哲学阶段有可能终结哲学一样,艺术发展到观念艺术阶段有可能终结艺术。尽管这两种形式的终结非常不同,但是就像维特根斯坦当年宣称弄清了所有哲学问题而不再研究哲学一样,丹托也宣布艺术终结了,从而有了著名的“艺术终结论”。 我这里不想去讨论丹托的艺术终结论,而是希望沿着丹托发现的哲学与艺术之间的平行关系做进一步的发展。不过,在发展丹托的平行关系之前,我想着重指出的是,丹托所发现的这种平行关系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说法,其中有许多不平行的地方。比如,哲学领域中的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对自明的基础的探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尽管哲学领域中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向,出现了三种形态的哲学,但是哲学的目标始终未变,那就是获得关于世界本质的认识,只是人的认识能力决定了他对世界的认识,而人使用的语言又决定了人的认识能力,哲学领域才有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每次转向,都是为了获得更加自明的基础,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前一种形态的哲学的目标。艺术领域中的转向,就没有这种严格逻辑关系。艺术转向表现或形式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更好地再现世界;观念转向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主体性或者创造有意味的形式。艺术由再现向表现再向观念发展,哲学则由本体向认识再向语言发展,同样是转向,哲学领域中的连续大于断裂,艺术领域中的断裂大于连续。对于哲学发展与艺术发展的平行关系中的众多不平行特征,丹托并没有深究,我在这里也不打算深究。 我在这里想要做的,是发展丹托发现的平行关系,将哲学与艺术之间的平行关系,发展到包括美学或者艺术哲学在内。尽管丹托不主张将美学与艺术哲学等同起来,认为将艺术与美区别开来是 20世纪艺术哲学的一大贡献,但是我们还是依照惯例或者从宏大叙事的角度,忽略它们之间的重大差别。在前文引用基维的观点时,美学可能替换为艺术哲学。现在的问题展到艺术哲学之中?换句话说,将艺术哲学与哲学和艺术并列起来讨论是合法的吗?难道艺术哲学不是哲学的一部分吗?难道艺术哲学的发展变化,不是受到哲学在总体上的发展变化的影响吗?诚然,艺术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在总体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哲流的变化的影响。不过如果我们将美学或艺术哲学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更容易看到它的特征和发展脉络,因此我在这里想提一个丹托未曾提出的问题:艺术哲学与艺术和哲学之间存在平行关系吗?如果哲学、艺术、艺术哲学之间存在平行关系,不同历史阶段的艺术哲学会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根据丹托发现的那种平行关系,古典艺术对外部世界的再现,与古代哲学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相对应,这个阶段的艺术哲学的目的是对艺术家和艺术品的认识。作为认识艺术家和艺术品的艺术哲学,与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密不可分。古代中西美学中的大量评点,就属于这种形态的艺术哲学或美学。现代艺术对主体和形式的探索,与现代哲学转向对内在认识能力的研究相对应,这个阶段的艺术哲学开始追求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成为自律的艺术哲学,我们在黑格尔那里可以看到这种艺术哲学的典范。基维所说的刺猬美学,就是这种包罗万象、自成体系的艺术哲学。在基维看来,这种形态的艺术哲学业已终结,丹托是最后一位刺猬美学家。现在的问题是,与当代哲学和当代艺术相应的艺术哲学 是,能否将艺术与哲学之间的平行关系扩具有怎样的特征?根据丹托,当代艺术哲 学是觉解型的,即通过觉解让寻常物获得新意义,从而变容为艺术品。众所周知,丹托全部艺术哲学旨在解决的问题是:两个几乎完全一样的事物,为什么一个是艺术品,另一个则不是?丹托认为,其中的关键是理论解释在其中起了作用。有了理论解释的寻常物,就嬗变成了艺术品。没有理论解释的寻常物,就依然保持为寻常物。为此丹托引用了唐代禅师青原惟信的说法:“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3]“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与“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之间只有觉解或顿悟上的区别,在丹托看来,觉解引起的区别不仅是当代哲学的特征,而且是当代艺术的特征。由此,丹托仿照黑格尔得出结论说当代艺术终结到了哲学之中。我认为,丹托用觉解引起的变容来概括当代哲学和当代艺术都有失偏颇。语言转向之后的当代哲学的特征,与其说是觉解,不如说是分析。当代艺术之所以还保持在艺术领域,就说明它并不仅是觉解,换句话说,当代艺术并不就是哲学。不过,这并不是说我要否认丹托所发现的觉解的重要性。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如果说用觉解来概括当代哲学和当代艺术的特征都会有失偏颇,那么用它来概括当代艺术哲学就刚好合适。其实,丹托当作当代艺术和当代哲学特征的觉解,只是当代艺术哲学的特征。艺术并没有终结,也没有为哲学所取代,只不过是艺术哲学加入艺术的创作之中,它们一道完成了寻常物的嬗变。 [4] 到这里为止,我们发现了另一种平行关系,即艺术哲学与艺术和哲学的平行关系:古代哲学中的宇宙论或本体论对应于古典艺术中的再现论,再对应于古代艺术哲学或美学中评点;现代哲学中的认识论对应于现代艺术中的表现论和形式论,再对应于现代艺术哲学中的体系;当代哲学中的语言分析对应于当代艺术中的观念创造,再对应于当代艺术哲学中的觉解变容。 注释: [1] 基维的有关论述,见Peter Kivy, “Foreward, ” in Nol Carroll, Beyond Aesthe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ix. [2] 丹托的有关论述,见Arthur Danto, After the End of Art: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Pale of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p.4-6. [3] Arthur Danto, “The Artworld,”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ume 61, Issue 19 (1964), p.579. [4] 参见丹托:《寻常物的嬗变》,陈岸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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