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他人电脑、账本等物盗走后向他人勒索钱财的行为如何定性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男，23岁，原某日式料理店员工。2011年2月21日凌晨，被告人张某从电玩城出来，身上没钱了便来到原工作的日式料理店内欲行窃，锁撬进入入店内发现店内并无现金及其他值钱的东西。张某便将店内台式电脑及账本等物盗走。次日，便以掌控账本及电脑等重要材料为由，通过发短信、打电话的方式要挟该饭店经营者王某（女，43岁）支付人民币7000元，未果，后被抓获。

二、分歧意见

对被告人张某行为如何定性，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张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具体理由是：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者以实施威胁或者要挟的手段索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人张某虽然以盗窃现金为目的进入料理店，但在进店后并未找到现金的情形下，被告人张某犯意进行了转化，即由盗窃的故意转化为敲诈勒索的故意。张某将店内老板王某的电脑、账本拿走的主观目的为敲诈勒索王某的钱财，且日后多次实施了以电脑和账本要挟，用手机短信联系王某要求支付一定金额的行为，因此张某构成敲诈勒索罪。其行为不单独构成盗窃罪，理由在于张某拿走电脑、账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非法占有电脑和账本，虽然采取的是秘密窃取的手段，但主观上无非法占有电脑、账本之目的，故其行为不构成盗窃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张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牵连犯，应从一重处罚，即应以盗窃罪对其定罪处罚。按照刑法学理论，牵连犯是指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而其犯罪的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形。本案中，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即属于实施敲诈勒索为目的，将王某电脑、账本盗走的方法行为又处罚了盗窃罪的情形，因此属于牵连犯。

三、处理理由

张某的行为符合刑法中规定的牵连犯

牵连犯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犯罪的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牵连犯的前提条件和最基本的客观外部特征是必须要有数个相对独立的犯罪行为。同时，数个行为之间必须具有牵连关系，即行为人实施的数行为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或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于牵连关系的判定，应当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观点，即以牵连意图为主观根据，以因果关系为客观基础，达到牵连意图与因果关系的统一。牵连意图表现在虽然行为人有数个行为，但归根结底其所追究的犯罪目的只有一个。并在此基础上将实施的数个行为分别确定为手段、结果行为或者原因与目的行为。而作为客观基础的因果关系，则表现在手段或结果行为与该行为之间具有合乎因果规律的联系，且与牵连意图达成统一，共同构成牵连关系。

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完全符合上述牵连犯的特征。

（一）被告人张某以实施敲诈勒索为目的

敲诈勒索罪与盗窃罪相同之处在于两者均是侵财类犯罪，主观上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具体到本案中，张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人王某钱财的目的，其将电脑、账本等物拿走的行为和日后向王某敲诈钱财的行为，其犯罪目的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就是非法占有王某的钱财，此点毋庸置疑。可见，其行为符合牵连犯中的“一个犯罪目的”。

（二）被告人张某实施了盗窃和敲诈勒索两个行为，并同时触犯了上述两个罪名。

分析被告人的行为是一行为还是数个行为时，除客观分析被告人具体行为外，还应当注意此处的数行为，必须是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如果被告人有数个行为，但被法律评价和规定为犯罪行为的只有一个行为，那仍不能构成数行为。

本案中，被告人张某首先实施了潜入料理店并将店内电脑、账本等物品拿走的行为。该行为符合刑法中规定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属于被法律评价的犯罪行为。其次，被告人张某实施了用手机短信联系被害人王某，索要钱财7千元现金，亦属于被刑法所评价的敲诈勒索犯罪行为。如果单独只认定敲诈勒索一个行为，则无法全面、正确评价张某将价值二千余元电脑、账本等物品拿走的行为，造成对该刑法评价的法律行为的遗漏。

上述两个行为，分别触犯了刑法所规定的两个罪名。被告人张某将电脑、账本等物品拿走的行为，属于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电脑经公安机关鉴定估价值达人民币二千余元，已经达到盗窃罪中规定的数额较大的标准。

该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的关键点和分歧点在于张某对电脑、账本等物品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第一种观点错误之处即在于对“非法占有目的”理解有所偏差。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权利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进行支配，并遵从财物的用途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张某将电脑、账本拿出料理店的行为，明显已排除了权利人王某对该物品的占有，张某将上述物品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且作为自己所有物进行支配、处分的行为完全符合“非法占有目的”。另外，还应当区分非法占有目的与动机的区别，动机并不影响犯罪的成立。本案中张某将物品拿走的动机是为了敲诈钱财，该动机并不能影响盗窃罪的成立。因此，张某第一个行为构成盗窃罪。

第二个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无争议，就不再赘述。

（三）两个罪名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的牵连关系

张某系基于敲诈勒索钱财的一个目的，分别实施了将电脑、账本等物盗出，并以此为要挟被害人王某钱财。上述两个行为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的牵连关系，即张某将电脑、账本等物盗出是手段行为，凭借此手段达到敲诈王某钱财的目的，两者直接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故此两个行为构成牵连关系，属于牵连犯，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原则进行处罚。

（四）应以盗窃罪定罪

根据刑法理论及我国刑法的规定，除刑法明文规定外，牵连犯一般是按照从一重的处罚原则。所谓重罪，是指法定刑之轻重，一般依据法定最高刑、法定最低刑及附加刑的规定。如果法定刑幅度相同的情况下，则应根据个罪实际判处的刑罚来区分。鉴于本案发生在2011年2月份，刑法修正案（八）尚未实施。当时《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可见盗窃的法定刑最高刑为死刑。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盗窃罪的法定刑最高刑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

《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由上述规定可见敲诈勒索罪的法定刑最高刑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敲诈勒索罪的法定刑中增加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并规定了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可见，依照刑（八）修正案规定，敲诈勒索罪的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就本案而言，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张某盗窃行为应当适用修（八）的规定，即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敲诈勒索的行为则适用修（八）前敲诈勒索的量刑，即最高刑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就最高刑来看，盗窃罪的规定明显重于敲诈勒索罪。就最低刑及附加刑来看，盗窃罪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而敲诈勒索罪主刑相同，但无并处或单处罚金规定。

本案盗窃罪的数额为二千余元，敲诈勒索罪数额为七千元，两罪都应当在三年以下的量刑幅度内考虑，两罪主刑刑期一致。虽然盗窃罪有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规定，但本案不属于适用单处罚金的情形，因此盗窃罪并处罚金刑的量刑应比敲诈勒索罪要重。且在本案中，张某盗窃罪系既遂，而敲诈勒索行为属于未遂，从实践中分析来看，盗窃罪也应当比敲诈勒索罪重，故张某应犯盗窃罪。

（作者通讯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北京市 通州区 10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