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灾难入教材了,人的灾难呢?

新学期开学，上海九年级新教材“面对灾难”，引进了汶川地震。好！加强应急避险教育和生命意识教育，是编写教材的一个进步。

然而，它是不是以“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来锁定灾难，把地震中的“人祸”因素一下子排除了呢？譬如“豆腐渣教学楼”，导致成千上万名中小学生无辜死亡。这明摆着的事实真相，怎么完全归罪于地震？如果新教材回避“人祸”，第一，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二，放过了对渎职犯罪者的惩处来“盖棺论定”，至少会给人一种错觉，灾难都是天生的，既然“天意不可违”，人间努力又有何用？这不仅降低了教材的严肃性，而且是这套新教材的严重缺陷。

把灾难归于自然，为死难者降半旗，设立哀悼日，这丝毫不影响政府官员的乌纱帽，这样的灾难进入教材太容易了。斗胆一问：中国哪一部教材，收录“”？收录“”？收录那些好大喜功、“放卫星”的大文人、大科学家？新疆克拉玛依大火活活烧死几十名学生及老师的灾难收进教材了吗？有此心而无此胆，有此胆而无此权。编写教材的人也要吃饭，上养老、下养小，一旦饭碗没了，家将不家，人将不人。也许正是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那些“人的灾难”还被封闭在“历史”中，不能进入现实，更不会见于教材。近些年不断出现的灾难，也没见一个“灾难事故展”、一座耻辱纪念碑。多的是一场场庆功会、表彰会。有的地方，有的当政者玩弄这套偷梁换柱的手法，把一次次灾难的事故责任人放过去。他们知道，“人祸”是制度因素造成的，讲灾难必须“讲政治”。一讲政治，人们就不敢言“人的灾难”，不敢见诸文字，即使出现也被删掉。

“天的灾难”进教材了，人的灾难则进不了。近日，世人瞩目的杨佳案终于在沪开庭，此消息仅仅显示在上海市二中院门前的电子告示屏上：“2008年8月26日13：00，C101法庭，公开审理杨佳故意杀人案”。然而，当记者和前来旁听的市民准备登记进入时，却被法院告知，这次庭审不对外发放旁听证。既然不发放旁听证，还叫什么公开审理？庭审做出的判决，哪怕是公正的，公正性也难叫人相信。

你能期待这样的“灾难”进入教材吗？哪怕是进入高校法制教材，至少现在没门。

在央视一个节目中，联合国儿基会驻华代表魏英瑛在现场展示了能够为生命在危难时刻至少赢得七十二小时生存时间的“生命锦囊”，里面有一个带收音机和警报功能的手摇式手电筒，一张包含联系方式、血型等内容的卡片、一小瓶矿泉水、一小包饼干、一个口哨等，用于在紧急状况下延续生命。这种“生命锦囊”不久将向全国推广。

更应该推广的是，制度性的“生命锦囊”，这才是灾难的克星，才能防患于未然。

灾难教育（天灾人祸），不仅是义务教育，而且是公民教育。它去掉粉饰现实的东西，使公民教育更加丰富，使公民权利更加完整，从而更好地保护人，发展人，提升人的生命质量。

插图 ／ 麦迪（阿尔巴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