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烧设施“邻避效应”及其应对机制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居民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及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双重因素影响下，中国的年垃圾增长率超过10％；从全球范围看，近六成的城市不得不面临垃圾围城之困。

中国目前主要采用三种常用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即卫生填埋、堆肥以及焚烧，其中又以卫生填埋占主导。但从资源占用看，卫生填埋不仅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而且堆肥发酵时间较长，易造成严重的土壤污染。因此，处理量大、工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焚烧技术将取代卫生填埋，成为今后生活垃圾处理不得不依靠的最主要方式。同样，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卫生填埋涉及的场地使用及污染问题，导致垃圾围城现象日益严重，在上海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和环境资源承载有限的双重压力下，垃圾焚烧也成为了当下不得不选择的方式。

一、邻避效应日益突出

邻避效应，指NIMBY现象，是Not In My Backyard 的首字母缩写，是民众对当地建设的环境污染性工厂、基础设施等的一种抵抗现象。该效应具有显著的特点，即从整体人群角度看，这些工厂、基础设施也许是整个社会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存在环境污染等风险，会对该设施附近居民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会遭到周边居民不同程度的抗议行动。

垃圾焚烧设施属于典型的邻避设施。为了解决垃圾处置的矛盾，在宏观层面上，民众普遍认为政府设置垃圾焚烧厂是合理的，但在落实层面，民众则绝不同意把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在自家住地附近。这就是垃圾处理设施所引发的“邻避效应”。

从实践看，虽然垃圾焚烧成为了垃圾处理的突破口，但其引发的社会负面影响甚至在全国各地愈演愈烈，自2007 年起开始呈现出参与人数增多、影响力增强的倾向，这不得不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近年来冲突事件见表1）。

综上所述，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居民权利意识的提高，我国邻避效应引发社会冲突的概率必定大大增加。在当前面临风险而又指向和谐的社会发展大背景下，如何为垃圾焚烧设施选址，化解邻避效应，并在民众能广泛接受的情况下投入使用，是政府部门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二、产生邻避效应的原因分析

垃圾焚烧设施所引发的邻避效应是由多种因素影响下产生的，根据邻避效应理论并结合管理实践，具体分析原因如下：

（一）不同利益团体间存在利益冲突

这是引发邻避效应的主要原因。垃圾焚烧设施选址建设中，从宏观上讲存在着两个利益主体，即政府与民众；从微观上讲，民众与民众间、政府及政府间也存在着差异化的利益诉求。

1.民众与政府间存在利益冲突

对政府而言，通过在郊区选址建设垃圾处理场，政府将获得两方面的明显收益。一方面可以获得中心城区丰厚的土地资源及置换出的地价提升所带来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可以优化中心城区的居住环境。因此，政府势必会在垃圾处理场选址过程中制定一系列政策，以保证该项目的顺利建设。对民众而言，在居住地附近的某一地点建设垃圾处理场，集中处理所有人产生的垃圾，这等于把垃圾对人类的危害集中到了某一特定区域的居民身上，使他们付出的代价与获得的补偿间存在巨大差距，临近民众具有获得足够利益补偿的强烈意愿并会付诸行动。因此，当政府的措施不足而导致民众成本与获益的严重失衡时，社会冲突便会一触即发。

2.民众与民众间存在利益冲突

与垃圾处理设施的距离对民众的行为有着明显影响，导致不同民众对垃圾处理设施选址相关政策的支持度及关注点截然不同，甚至采取相反的举动。最近距离的是否得到搬迁，最远距离的民众支持处理设施建设，而中等距离的居民关注设施是否安全运行。垃圾处理设施造成了明显的负外部效应，使周围的一小部分居民受损，这些居民是受邻避效应影响最大的人群。民众多样化的利益诉求给政策制定带来了难点。

3.政府与政府间存在利益冲突

较高层政府的目标是使资源在空间优化配置，而基层政府追求的目标是辖区范围内的经济发展。通常情况下，前者会更在乎宏观的整体发展，而后者更在乎自身区域的发展，这就产生了目标冲突。因此，不同管理层级的政府对垃圾焚烧设施选址的态度不同，高层级的政府拥有决策权，更关注民众是否参与选址过程，对建设具有更高的支持度。基层政府由于需要直面民众且不具备选址决策权，更倾向于回避风险，对建设存在担忧。政府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同样给政策制定带来了难点。

（二）垃圾焚烧设施选址的法规体系不成熟

1.法规体系的操作性较差、执行力度不足

截止2009年底，共有国家层面的垃圾焚烧相关法规35部，其中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级别最高，但由于制度设立上的缺陷和外力干扰等方面的原因，环评的有效执行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作用非常有限。

2010年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是目前针对性最强的政府规定，这份定位为技术指南的文件，理应成为政府进行技术监管的工具书，但指南中只有原则性的规定，看似有章可循，其实没有操作性，即“加强设施运行监管，实现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管相结合，技术监管与市场监管相结合，运行过程监管和污染排放监管相结合”，缺乏实际指导作用。

2.国家对垃圾焚烧技术发展的关注大于对政府管理的关注

与此对比，相关技术标准共有68 项，接近政策总量的一倍，主要从技术发展角度规定了提升垃圾焚烧产能等设计方法和运行参数条件，表明目前国家对于垃圾焚烧在技术方面的关注远大于政府管理，存在一定的本末倒置倾向。

3.部分技术标准与实际不符

根据相关标准，垃圾焚烧厂与居民区的卫生防护距离一般为300米至500米，因此，建设单位出于充分利用土地的动机，往往会选择符合规定条件下的最短防护距离。一方面，在垃圾焚烧厂实际运行中，300米至500米的距离高估了我国现有环保技术，根本无法阻隔空气污染。另一方面，这么短的距离也给临近居民的拆迁等补偿性诉求设置了障碍。

（三）政府与民众间沟通机制不健全，信息传递不对称

在焚烧设施选址和运行过程中，政府与民众间应建立起良性的信息沟通机制，形成一种互动式、监督式的关系。目前主要存在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