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8 03:15:10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以下简称《侍坐》）自问世以来，解读者不计其数，各说各有理，新意层出不穷。这既是文本内涵丰富性所致，也是学术繁荣昌盛的表现。
不同的解读，引来了很多争论，对曾点言志一段话的争论，尤为突出。最具权威性的解读当属杨伯峻和南怀瑾两位先生。两位先生都认为曾点的话描绘了一幅春游图，其乐融融，与孔子平日曲肱之乐完全吻合，因此孔子赞同曾点的观点。笔者认为，要解读《侍坐》这类离我们生活久远的作品，要紧扣“四不离”。
一、不离其时
解读作品，一定不能离开作品产生的时代。《侍坐》是对孔子及其弟子一次座谈的记录，依据钱穆先生的考究，“此章（《侍坐》）问答应在孔子五十出仕前”[1]。这时的孔子雄心勃勃，正准备干一番大事业。但他生不逢时，此时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周朝在殷商之后，在其统治势力所及的范围内，通过分封同姓和异姓亲属为诸侯，共建立起71个诸侯国。在分封的基础上，周公又制定了以嫡长制为中心的一套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即所谓的“周公制礼”。然而，发展到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这种制度受到破坏，鲁昭公二十五年，季平子与郈昭伯斗鸡，赛前两家都弄虚作假，一个在鸡翅上敷上药粉，一个则在鸡爪上缚以利钩。事情败露后，双方互相指责，最后竟兵刃相向，季氏出兵占领了郈氏家业。郈氏向昭公求援。鲁昭公本来就对专横跋扈的季氏不满，因而愤然出师讨逆。结果孟孙氏、叔孙氏与季氏联手，打败鲁昭公，鲁昭公逃亡齐国，鲁国出现了混乱的局面，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孔子47岁时，季平子死，子桓子继为执政，阳货专权。阳货是季氏家臣，季平子死后，阳货肆无忌惮，将季桓子囚禁起来，赶走季氏亲属、杀死季氏族人，逼季桓子妥协与其盟誓。从此，鲁国政权又从大夫下移于家臣，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败落局势。
以上是政治上的“礼崩”，再看“乐坏”。在周代，舞乐规模有严格的规定，“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左传》）。“八佾”舞乐只有天子才能享用，诸侯不得僭用，大夫更是如此。然而春秋时王纲解纽，制度开始废弛，各国似乎早就开始僭用舞乐。如季氏是大夫，所用之乐更应在鲁国国君之下，但他却在家庙里直接用“八佾”之舞，违背了礼的规定，孔子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
这就是素有礼义之邦美名的鲁国的情况，其他诸侯国的情况可想而知。用孔子的话来评价，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公室衰微，大夫擅权，陪臣执国；上下荒逸，风俗颓废……不仅鲁国，“滔滔者天下皆是”（《微子》）。
二、不离其人
曲阜，是当时鲁国的首府，是鲁国政治文化中心。孔母卜居曲阜，其用意也许就在于利用其文化氛围教育孔子。孔子儿时，常常模仿大人演礼习仪，学习古法。“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使孔子对礼乐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15岁时，留心学习礼乐，立志要对这种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学习和研究。17岁时，孔子已是彬彬有礼，在等级森严的贵族社会中，获得了“知礼”的赞许。
孔子33岁时，从鲁国曲阜出发，一路向西，前往洛阳。目睹了王城琳琅满目的文献、文物后，他由衷赞叹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更加坚定了追求周礼、复兴周礼的信念。
然而，等到孔子生活的时代，已经是“礼崩乐坏”，但孔子并不失望，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在政治上首推“正名”，且看他与子路的一段对话：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认为只有名正，才能言顺；言语不顺畅，事情就不能成功；事情不成功，礼乐就不能复兴；礼乐不复兴，刑罚就不能得当；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如何“正名”？先正名分。一次齐景公问政，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这一回答强调了名分的重要性：只有君王像个君王，臣子像个臣子，父亲像个父亲，儿子像个儿子，社会才会稳定，国家才会发展。次正责任，一次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领导不正，下属自然不正，领导以身作则，则下属自然也就严格履行职责了。
孔子对人对事的评价均以“礼”为标准。管仲对国事有贡献，孔子称赞他，但孔子毫不迟疑地批评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制。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泪，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批评颜渊的厚葬。孔子虽然不喜欢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还是趁阳货不在家时回拜他。
总之，孔子不管是在鲁国，还是周游列国，始终不忘宣传和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克己复礼。他一生栖栖惶惶，其实都是在努力以礼匡正无序的天下。
三、不离其事
孔子“十五志于学”，刻苦掌握教育本领。他以社会为学堂，以生活为教材，以众人为师友，克服了没有学校、缺乏教材、没有教师的重重困难，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学成才的典范。他活到老学到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矣”（《论语·述而》）。
孔子非常明了教育的作用，“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他认为教育有两个功能：一是培养合乎仁义精神的接班人，二是把被统治阶级改造得更加驯服。当其政治主张得不到直接实施的时候，孔子便把教育作为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手段，通过从事教育以达到间接从政的目的。
孔子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事业，特别是在三十至五十岁之间，他年富力强，大张私学。一群群大大小小的青年人从四面八方涌向曲阜阙里，奉上束脩，拜孔子为师。现在有名可考的“仲尼弟子”中，颜回、子路、子贡、闵子骞等高足，都在此时从学于夫子。孔子于是乎翻六艺，升杏坛，诗书之声盈耳，丝竹之音不绝，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聚徒讲学的学术团体。
仪封人见过孔子后，满怀敬意地说：“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这确实不是过誉之辞。
《侍坐》就是对孔子一次教育实践活动的真实描写。四个弟子围坐在孔子身边，孔子非常平易近人，首先拉近与弟子的距离，把自己与弟子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他说：不要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一点，就不敢说话了。接着进一步激励弟子：“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如果了解你们，那么你们打算干些什么事呢？
在孔子的激励和循循善诱下，四个弟子都谈了自己的志向，子路、冉有、公西华谈的都是治国理政之事，唯有曾点“异乎三子者之撰”。当他谈完之后，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正是孔子的这一称赞引来了无数的争论，后文再作详解。
在曾点的追问下，孔子对另“三子者”的志向进行了一一点评。孔子首先认为治理国家要依靠礼，这既是对子路评价的一个标杆，也是对其他“二子者”的一个评价标杆，因为冉有、公西华谈的也是治国理政的大事。之所以笑子路，是因为子路说话毫不谦让。而对冉有、公西华的个性评价，则一连发出了五问，从五问中去细细体会，似乎感觉到冉有、公西华还缺乏必要的信心（“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和清醒的认识（“唯赤则非邦也与”）。
这就是孔子一次教学实践活动的全过程。
四、不离其文
通过对孔子生活的时代、孔子其人及侍坐之事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明确：《侍坐》中曾点的言志描写的不是一幅简单的春游图。
“莫春者，春服既成。”通观先秦时期对衣服的称呼，称“服”者多指祭服、朝服、丧服、军服等，其中又以祭服最为重要。“燕衣不逾祭服，礼也。”（《荀子·大略》）可以看出，平时穿的“燕衣”称“衣”不称“服”。又据《礼记·祭义》载，阳春三月初一，国君卜世妇之吉者，使入蚕室养蚕，世妇精心养蚕，在春将尽的时候，献茧于国君夫人，国君夫人带领世妇缫丝，并用此为国君做祭服。“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仲春养蚕，暮春正好是茧成缫丝做祭服的时候。因此，曾皙所言“春服既成”当是指按照礼制，祭服已经完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这里的“冠者”和“童子”是雩祭中的“乐人”，即歌舞者。
“浴乎沂”中的“浴”即盥濯之意。朱熹在《论语集注》里指出：“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鲁城南，地志以为有温泉焉，理或然也。”宋翔凤也持类似的解释，他在论著《论语发微》里，将“浴乎沂”解释为“祓濯于沂水，而后行雩祭”。“浴”是祭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在水边用草药洗濯，去掉不祥，以示对神灵、苍天等的尊敬和虔诚。
“风于舞雩”可以理解为“在舞雩台周围采集歌唱神灵、苍天的歌曲，以便在雩祭时用”。这样与下句的“咏而归”相呼应。“舞雩”有两层意义，一指鲁国地名，在曲阜东南，近雩门，临沂水，鲁国雩祭常在此地举行；二指雩祭，古代一种求雨的祭祀。
“咏而归”中的“咏”，即祭祀过程的载歌载舞；“归”在古时通“馈”，郑玄注释为“馈，馈酒食也”，敬奉、赠送的意思，如“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论语·阳货》）。
综上所述，曾点言志，描绘的不是一幅春游图，而是一幅按照礼制要求进行的祭祀图，即暮春三月，祭祀的服装已经做好，一群参加祭祀的年轻人，在沂水边洗濯去除不祥，然后在舞雩台采集歌唱神灵的歌曲，供上酒食，载歌载舞，祈求天神降雨。
从曾皙言志的话中可以看出，不管是“春服”“冠者”“童子”，还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每一个环节都在依礼而行，符合“礼”的规范，真正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称赞曾点的理想，就是希望弟子们向曾点学习，“为国以礼”，最终实现风调雨顺，人们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的政治理想。
参考文献
[1]钱穆.孔子传[M].北京：三联书店，20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