赈灾评论之六 我们都是物化生活方式的灾民

城市化与物质生活的代表物，地震时刻，未曾给予我们幸福感与安全感。

人有病，天知道。

所谓的现代文明和高科技，所谓的“人定胜天”和优雅自信，在陆续降临的灾祸中成了笑话，地球的一次震动就让生命转瞬即逝，就让家园化为废墟。灾难本身是一堂课、一记警钟，敲向游离在物质和精神两端不能平衡的现代人，以及无节制的消费主义。

大地跳动起来，价值220万元的奔驰S600中，有人猛地推开车门，跑到马路上；玻璃幕墙的写字楼变成一个晃动的水杯，在月租10万元的办公室中，所有的人涌向漆黑的楼道，感觉平时为之骄傲的高楼楼梯竟如此漫长。

在成都，手机通讯直到5月12日晚上才陆续恢复。中国联通的席瑛说：“当天地震，每部手机都是打了200个、300个电话，可见一部机器在被反复使用。”大部分人都在拨打亲人的电话――在酒吧独自喝酒的时候没有想起亲人，直到灾难到来，人们终于想起了平日被遗忘的亲人。

被灾难改变的生活观

灾难后的成都，深夜的街上睡满了人，人们抱着枕头在街道穿梭。在深夜的街道，杂货店的老板娘突然对陌生的我说：“赚钱多了未必有用，现在才感觉成都人很幸福。”在街头，有的人搂着妻子睡在帐篷，有人将捆好的瓶装水当成财宝般坐在身下，有人彻夜和朋友聊天打牌，危险让人与人的交流变得更简单更直接；在回酒店的路上，司机则如同父亲般叮嘱你一定要注意安全，灾难让人与人的相处变得温暖。

灾难后的都江堰，在五一汽车运输车队的宿舍中，蒋哥和他的邻居同心协力，在废墟中整理曾经拥有的家园。这家宿舍住着这个遭遇改制的工厂的一班汽车修理工人，在此之前，小小的宿舍区中，邻居之间很多都是陌生人，彼此甚至不知道名字，换新宿舍才是他们最期盼的事。

但是，地震发生的时候，从旧楼房中逃出来的蒋哥，拉着他的徒弟、同事王师傅、卖菜的小贩和很多的邻居，在余震中自发组成救援队去救助邻居。他们爬上危险的楼梯，从窗口救下了四名被卡在楼上的邻居；他们从废墟中，用手挖出一对母子――因为母亲捂得太紧，孩子已经在她怀中死去，他们经历共同的伤悲。救援小组的邻居直到今天仍旧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但当通讯恢复之后，他们收到第一条短信，就是活下来的那位母亲感谢，连续三条。

“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所有的科技都失去了力量。”这是成都市政府新闻办徐晓眉的话。没有水，没有电，没有通讯，没有交通。似乎要等到现代文明死去的时候，人性才显现出它的力量。有报道质疑房地产等行业巨富们为此次5.12地震作了多少贡献，捐了多少钱?为什么不捐钱?但这种说法却遭到了抨击。金钱不应是衡量心意的标准，更多的人驾驶自己的车辆前往灾区――平时多被诟病的的士司机组成浩大的队伍前往灾区支援，四川副省长含泪感谢。

都江堰龙池镇的副镇长田德虎等4人，为了营救3000名小镇居民，用了6小时，冒死突围翻山。县城和镇成为孤岛，与外界道路全部中断，在更多地方，都流传着类似的鸡毛信的故事。让人与人还原到最原始的交流，让生活回到了它的本质。事实证明，当繁杂的信息隔绝，当现代的文明崩溃，人们并没有被打败，反而重新发现生活最应当珍视的物事――不断追求的物质生活，其实比地震掩埋了更多我们的幸福。

在物化生活中，我们失去了什么？

灾难让生活的价值被重新认识。“每天所厌倦的生活真的没有什么颜色？真的要为许多小事斤斤计较？所享有亲情，友情和爱情都是那样理所应当？不顾一切所追求的物质生活是那样的重要？”这样的问答在灾难时刻写进了中国人的博客。也许，昂贵的手机，比不上里面传递的亲人问候；昂贵的房子，比不上里面的家人；昂贵的跑车，比不上生活的自由。

灾难到来之后，天涯论坛上一位女孩有所感触：“我从此不敢高消费。”早已沦为物化生活方式灾民的我们，发现我们此前患上了各样的病症，生活被各种物质工具所驱使――在信息社会中，我们因为没有收到短信而恐慌；在对高科技产品的崇拜中，小小的耳塞轻易阻挡了人与人的交流；在高楼大厦中，我们一度登高望远，沾沾自喜，灾难后却对踏入那如同陷阱的电梯心有余悸。

城市化与物质生活的代表物，在地震时刻，未曾给与我们幸福感与安全感。 法国作家加缪在《鼠疫》中警告：“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非典发生后，有文章反思：有多少人停下来反醒一下繁荣的代价？有多少人想过，急功近利的发展、破坏、浪费和污染，令多少人赔上健康、性命和生机？ 每个人都在灾难中重新学习新的生活方式，这个国家也一样。在物欲膨胀的时代，在与世隔绝的时刻，时间不再是金钱，灾难让中国人学会珍惜真正幸福。

在地震之时，一个偏僻小水电站的女员工疯狂逃命，在翻山前往都江堰市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在山上小庙中入定修行的僧人，他对一切仿佛全然不觉――一个地震中的都市，一个水电站女职工与僧人的相遇，这般电影情节般的镜头，对不断追求更高物质生活的我们来说，好比一次灵魂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