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杂志的抗战

胡孝文 2019-09-18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下篇:烽火中的风流人物

邹韬奋:《世界知识》的亲密战友

谈到早期的《世界知识》,就不能不说到邹韬奋。

许多人都知道邹韬奋。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邹韬奋由一个热血青年而“靠近了党”、在思想上发生质的转变的过程中,他的身后始终站着胡愈之。对邹韬奋影响最大和最直接的共产党人就是胡愈之。胡愈之创办《世界知识》时邹韬奋给了他巨大的支持,《世界知识》即由邹韬奋的生活书店出版发行,编辑部也设在生活书店内,邹本人也成为撰稿人之一。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聚集上海的出版人纷纷围绕抗战的主题开展工作。胡愈之与出狱不久的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就是当年政治性与战斗性极强的刊物之一,当时的影响无与匹敌。

上海沦陷后,汇聚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其中一部分进入了相对“独立”的“孤岛”租界,一部分去了内地后方,一部分则迁徙到香港。

邹韬奋将生活书店领导机关迁往武汉。与邹韬奋同行的,还有金仲华、张仲实、钱俊瑞等“世知人”,以及郭沫若、何香凝等一大批著名人士。他们经过化妆,从法租界码头登上一艘法国轮船驶往香港,到香港后,他们又从广州绕道广西、湖南到了武汉。沿途每到一处,都有无数的爱国青年邀请他们讲演。他们语语至诚、字字辛酸,使许多人声泪俱下。

在武汉,邹韬奋在张仲实的帮助下见到了周恩来。当他不久以救国会主要领导人的资格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时,便与萨空了、杜重远三人向周恩来提出了加入中共的要求。周说:现在你们已经有了身份地位,在党外活动可以自由得多,否则活动不方便。钱俊瑞在《光彩夺目的一生》一文中记述,1938年5月,邹韬奋又在武汉正式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并请钱作入党介绍人。但中共长江局认为他那时留在党外,对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抗战更为有利,说服他暂不入党;不过党的组织一定把他当党员看待,决不见外。他那时只向钱俊瑞说了一句:“那只有服从组织!”

就这样,邹韬奋一直以党外人事的身份做统战与出版工作,直到1944年去世后才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很快,武汉也失陷了。金仲华带领《世界知识》到了广州,而邹韬奋、杜重远、张仲实等则到了陪都重庆。在重庆,他们见到了从桂林赶来的胡愈之。这次桂林相聚短暂,1939年2月,胡愈之就去了香港,此后便转战南洋了。

在重庆,邹韬奋常以“加强全国团结”和“争取民主”为主旨,向参议会提出各种提案,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和迫害。“皖南事变”发生后,邹韬奋愤而辞去徒有虚名的“参政员”头衔,秘密离开重庆,转道衡阳、桂林等地,并在中共驻港负责人廖承志的安排下抵达香港。

邹韬奋抵港后,被先期由广州抵达香港的金仲华接到家里暂住。几天后,金仲华在家中宴请一些文化界朋友与邹相见,并共商创办爱国报刊以保障民主权利、揭发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可耻行径。

这个愿望得到周恩来的赞同,他指示廖承志具体筹办。根据周恩来“不红不白,灰一些”的指示,《华商报》问世。邹韬奋、金仲华以及羊枣、范长江和夏衍担任编辑委员。此后,《华商报》、《大众生活》和金仲华主编的《世界知识》成为中国新闻人在香港的战斗堡垒。

当时,在香港流亡的老“世知人”张明养也参与了《华商报》的创办。张明养是随《东方杂志》由上海到长沙,最后再到了香港的。

张明养:在香港小岛建立起宣传基地

张明养也是《世界知识》创办人之一以及25个特约撰稿人之一。

1936年底,上海救国会“七君子”被捕,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被封,《生活》周刊、《新生》、《永生》也连续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停刊。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了《国民周刊》这一接力刊物,实际编辑就是张明养。

1938年随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来香港后,张明养便积极投入了党领导下的对外宣传工作。1941年1月下旬,“皖南事变”爆发。夏衍奉中共南方局急电从桂林赴香港,原来这是周恩来的意见,“主要是为了要在香港建立一个对南洋和西方各国华侨、外国进步人士的宣传据点”(夏衍),让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玩弄的“东方慕尼黑”阴谋。为此,必须尽快出一份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和一些文化、文艺刊物。这与邹韬奋、金仲华的想法正好一致。2月中旬,廖承志约了邹韬奋、金仲华、范长江、乔冠华、羊枣、张明养、胡仲持和夏衍等八个人开会,讨论办报的具体工作。大家同意廖承志提出的《华商报》为报纸的名称。4月8日,《华商报》正式出版。

1937年张明养在香港还参加了党领导下创办的国际新闻社的工作,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香港国新社主要向国外和华侨报刊供稿。它在党直接领导下,和《新华日报》成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相辅相成的两个主要的革命新闻宣传机关。这样,到1941年6月,在香港这个小岛上建立起一个宣传基地的任务基本完成。

风云骤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炮火已波及香港。《世界知识》与《华商报》、《东方杂志》相继停刊。此刻,他们的生活也一下子陷入困顿之中。据张明养的女儿张之一回忆:

“(当时全家)经常处于挨饿状态。每日改吃两顿菜粥充饥,靠劈家具做燃料。父亲还拒绝了让他为日本人去办报的说客,宁可饿死,也绝不当汉奸。”

幸好,这时留在香港有不少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得到周恩来特别关照。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周恩来就给在香港的廖承志、潘汉年连去两封急电,让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急速转移。在中共精心安排下,邹韬奋、金仲华和张明养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相继被营救到东江纵队的游击区。

后来,邹韬奋辗转赴苏北新四军根据地,金仲华去了桂林,张明养则经澳门、桂林,辗转来到重庆,到迁至重庆北碚的母校复旦大学任政治系教授。几位互道珍重,但不想竟成永别!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因癌症去世,不到50岁。在桂林的金仲华闻此噩耗,万分悲痛。他勉励自己:“共同走过来的道路,要继续走下去。”胡愈之当时正在印尼流亡。当他1945年9月回到新加坡不久闻此噩耗时,“像是被人迎头痛打一棒,有好久变成木呆”。1946年1月,胡愈之在《韬奋之死》一文中表达他深深的思念。

张仲实:在盛世才的魔爪下……

在抗日救亡史上,有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杜重远。他在东北以工商实业起家,还兼张学良的秘书。“九一八”事变后他到上海,结识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并开始以记者身份宣传抗日救亡。邹韬奋的《生活》周刊被当局强迫停刊后,他挺身而出创办《新生》周刊。1935年5月《新生》周刊遭日方借机挑衅,国民党当局竟屈从日方要求勒令其停刊,杜重远竟被判刑,成为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1936年9月获释后他前往西安,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1939年,杜重远被披着进步外衣的新疆督办盛世才邀请去新疆创办新疆学院任院长。他首先找到已从上海到达重庆的张仲实,极力鼓动他去新疆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并说生活书店也可以在那里开辟分店,那里距苏联近,进口俄文书籍方便。张仲实去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博古。博古明确地说:“可以去。毛泽民、陈潭秋都在那里,你有事可以去找他们。”

张仲实是继钱亦石之后、在金仲华之前担任《世界知识》主编的。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张仲实任新疆学院政治系主任,并与杜重远一起组织学生进行抗日宣传。他还做了新疆反帝协会《反帝战线》的编委,担任新疆文化协会副会长(茅盾为会长)。不久,赵丹、徐韬等一大批艺术家也来到这里,这里的文化生活出现了勃勃生机。张仲实在新疆一年零三个月,除了从事教学和社会工作外,还写作、翻译了不少作品。1939年,他的译著《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由生活书店出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大段摘引其中的内容。

但好景不长,阴险狡诈的“土皇帝”盛世才便原形毕露,将杜重远软禁起来。

1939年9月,周恩来去苏联医治右臂摔伤,途经迪化,盛世才假惺惺地设宴招待,请茅盾、张仲实作陪。不久,在苏联治病的毛泽民回国途经新疆,单独找张仲实谈话,说:“恩来托我告诉你,你们可以去延安。”听到这个消息,张仲实十分欣慰。在他们几次险遭毒手的情况下,党组织安排张仲实和茅盾搭乘飞机离开迪化。当时,盛世才还满脸堆笑地到机场送行,但他同时又密令在哈密的部下趁飞机在那里停留时扣押张、茅二人。但密令却落在中共派往哈密搞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刘西屏手里,这才使张仲实和茅盾逃过魔爪。

而杜重远最终没能逃脱盛世才的魔爪。1941年盛世才捏造“汉奸”罪名将他逮捕。1944年6月将其残忍杀害并毁尸灭迹。

张仲实、茅盾到达兰州后,通过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谢觉哉和伍修权的帮助到达西安。此后又到了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张仲实被安排到马列学院任编译部主任。马列学院编译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机构,张仲实负责校订从英文译出的《列宁选集》二十卷本的译稿。

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张仲实任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同年9月,党中央设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时为主任,张仲实调任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

钱亦石:“红色教授”哲人其萎

2006年5月8日新华社播发的“永远的丰碑”,介绍了“红色教授”钱亦石的事迹。

钱亦石1924年入党,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党的决定秘密到达日本。同年8月根据中央决定与董必武一起转往苏联。1930年回到上海,开始从事文化活动。1932年起经中共党组织的联系,被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大学聘为教授,还和周扬、阳翰笙、夏衍等领导了上海文化界党的秘密组织工作。

在胡愈之筹办《世界知识》的时候,钱亦石就是主要参加者之一,并且是其第三任主编。在担任大学教授和任职《世界知识》期间,他潜心于国际问题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解剖刀”,精辟地分析国际形势的发展,揭露了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阴谋,成为党内外、国内外知名的国际问题学者,影响了大批进步青年。董必武称赞他的论著“不仅是国内第一流的论文,即置于国际第一流的论文中,也毫无逊色”,并称他为“红色理论家”和“党内最优秀的教育家”。

抗日战争爆发时,钱亦石正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救亡日报》任编委,还经常作时事报告,宣传抗日。淞沪会战后,钱亦石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担任张发奎第八集团军服务队少将队长,率领30多位作家、艺术家奔赴抗日第一线,动员群众联合抗战。

当时参加这个服务队的著名作家林默涵后来生动地回忆说:

“(当时)我们先在嘉兴集中训练,每天都要上操。我们这些‘文化人’感到不大习惯。亦石同志已近老年,身体又有些发胖,可是他却坚持操练,一丝不苟,每个动作都做得十分认真。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们也就不敢松懈了。……”

不久,钱亦石积劳成疾,得了伤寒,于1938年1月29日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49岁。

2月17日,在武汉各界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上,人民音乐家、后来成为钱亦石女婿的冼星海为挽歌作曲并亲自指挥。冼星海在日记中这样评价他未来的岳父:

“不灭的火,永生的石,同垂不朽,亦血亦铁。”

会上,还公演了由剧作家石凌鹤连夜创作的话剧《铁蹄下歌女》和《夜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敬献的挽联上书写“哲人其萎”四字表达深切悼念。《新华日报》还发表了追悼专号。

钱亦石去世的时候,邹韬奋正在武汉。得知噩耗后,他写了悼念文章,并在追悼会上,与沈钧儒等发表了激情演说。冼星海在日记中说,当时,“(他们的)情绪相当庄严”。

冯宾符:日本宪兵队中经受严刑拷打

1945年1月的一天,一队日本宪兵突然闯进冯宾符家。

早在《世界知识》创办时期,冯宾符就积极参与。在金仲华带领《世界知识》流亡的同时,一部分尚未离开上海的“世知人”,则在胡愈之领导与组织下,逃到租界。在租界,他们出版了一本名为《集纳》的周刊,同样向读者介绍国际形势。但它很快也被租界当局查禁了。而胡愈之在租界“孤岛”中也以这些原《世界知识》的人员为主,组织翻译了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出版了《鲁迅全集》。这些人当中就有冯宾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上海租界,冯宾符仍与留在上海的文化界进步人士许广平、林汉达、赵朴初、雷洁琼等秘密成立“星期二聚餐会”。其时冯宾符在上海储能中学任教,原《世界知识》的发行人王德鹏找到了他。他们在中共地下救亡组织领导下秘密创办了“大用出版社”,用于联络进步作家,当时联系的作家有周建人、楼适夷等。尽管他们是隐秘地活动,但还是被日本宪兵队发现了。日本宪兵一队突袭了大用出版社,其时王正在那里,但侥幸脱险,连夜逃回吴县老家。周建人一脚跨进出版社,见状即佯做顾客,得以脱险。另一队宪兵闯进冯宾符家。冯宾符之子、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冯昭奎对本刊讲述:宪兵要我父亲说出楼适夷在什么地方。他巧妙地让我母亲通知楼适夷迅速转移,自己却被逮捕。在狱中他受到严刑拷打和百般恫吓,宪兵甚至威胁要把他推入爬满毒蛇、蝎子的池子里。但是父亲始终坚贞不屈。后来经地下组织和周建人的设法营救,方才出狱。

郑森禹:文章被延安的毛泽东引用

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长篇报告,13日在这个会议结束时又作了一个结论。这两部分内容仅发言提纲就长达20000余字,后被收入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合称《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及结论提纲》。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开篇就引用了《世界知识》的一篇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方针:

日本对华基本方针是灭亡中国,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今年一月二日东京“国民新闻”(军部机关报)的社论说:

“眼前现实的课题,已不容尺寸后退,瞬间踌躇。事变入于收拾期,万一国步的统制有疏漏,则不但将丧失战果,且会影响国家的命运。战争的后期是比初期困难好几倍。历史有过教训:欧洲大战时代,德国和俄国不幸的事例,为政者和国民须得深加洞察”(《世界知识》二月一日出版的九卷一期)。

做一句话来说,就是:基本的侵略方针非贯彻不可,否则有德俄革命的危险。由此可知,以为日本可以根本上让步,可以不经长期战争而用英美压力恢复芦沟桥以前状态(蒋介石,国民党许多人),只是梦想。……

毛泽东引用的这篇文章,是以分析日本问题见长的老资格的“世知人”郑森禹的系列文章《敌报悲鸣录》中的第一篇。当时郑森禹和《世界知识》正在香港流亡。

早在《世界知识》创办的时候,郑森禹“就协助胡老做开拓性的工作”,在《世知》由上海而南迁之际,“又是年轻的郑森禹在香港协助金仲华做复刊活动”(陈原语)。郑森禹是1938年初随国际新闻社到达香港的。他当时任上海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和国际新闻社编辑。

在香港工作期间,郑森禹入了党,并以“麦逸”笔名在《世界知识》杂志上相继发表系列文章《敌报悲鸣录》。该系列文章的本意就是“从日本报纸上摭拾几条‘马脚’”,以揭露其外强中干的本质。

《敌报悲鸣录》系列文章是郑森禹1939年众多国际时评与随笔中的一部分。后因港英当局禁止在报刊上使用“敌”字,遂改为《“日”报悲鸣录》。

郑森禹在香港期间,还与乔冠华共同主编《世界知识》。后由于他渴望能去部队学习、锻炼,1941年6月组织安排他经由上海去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在他从上海去苏区之前,曾在冯宾符家里“隐居”过一段时期。尔后,由当时地下党领导人沙文汉安排,他在一对假扮夫妻的交通员的向导下,经历种种风险到达新四军军部报到,被分配在宣传部工作。在这期间,他经常得到新四军领导人陈毅、刘少奇、赖传珠、曾山等同志的亲切关心。郑森禹的夫人田惠贞告诉本刊,由于郑森禹患严重的溃疡病,后来不得不遵从组织安排离开苏区返回上海,做起了地下工作。

后记:世知人抗战之后的足迹

胡愈之:解放战争胜利前夕,胡愈之由香港、上海到大连,辗转到达西柏坡见到了毛泽东。他根据沿途所见和人心向背,认为革命胜利不需要毛泽东所估计的那样长的时间,从而大大缩短了毛泽东预测的解放战争“时间表”。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官至国家出版署署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成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1986年1月16日病逝,享年91岁。

金仲华:抗战后同冯宾符一起复刊《世界知识》。不久离开上海到香港,主编新华社香港分社《远东通讯》(英文版),年底担任《文汇报》总主笔。解放后《世界知识》迁到北京,而金仲华则留在上海,并从1952年起长期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1960年起兼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文革”期间遭受迫害,1968年4月含恨自杀,终年61岁。

冯宾符:冯宾符是《世界知识》抗战后复刊的第一任主编。解放后冯宾符负责世界知识出版社迁址北京,并历任出版社副社长、社长兼总编辑和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1966年11月,身患重病的冯宾符倒在《世界知识》的岗位,年仅52岁。

张仲实:解放战争时期,张仲实在延安任中直机关副团长,在文水县慰问部队时,听到刘胡兰烈士的感人事迹,他立即找到任弼时司令员,请毛主席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解放后,张仲实先后任中宣部党内教育科科长、国际宣传处处长、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编译局领导小组组长。1987年2月逝世,享年84岁。

张明养:建国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世界知识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党组成员,并当选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任副主席。1991年7月逝世,享年85岁。

郑森禹:建国后任上海新闻处处长,同济大学教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书记处书记,是第三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后曾任世界知识出版社党组书记、社长兼总编辑。1997年5月逝世,享年88岁。

还有许多“世知人”为抗日救亡、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奔走奋斗,本文不能一一列举,谨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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