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运用法律武器维护我国公民迁徙的自由权

【摘 要】迁徙自由权是现代各国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公民追求幸福生活、实现人身价值的前提条件、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延伸。同时，迁徙自由权也直接反映了一国公民人权和基本权力的广度和深度，是判断一个国家“权利”与“权力”观念，即是实行政府权力至上还是实行公民权利至上的重要标准。征收由于迁徙重要权这样重要，所以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在宪法中确认了公民的这项权利。

【关键词】迁徙自由 公民 基本权利

迁徙自由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且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生存权利，在现代社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迁徙自由权在现实生活中重要，在理论界却没有一个关于迁徙自由的明确的统一界定。目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迁徙自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迁徙自由是指公民在符合规定的范围内自由离开原居住地，到外地包括国内和国外旅行或居住的权利，这种意义上的迁徙自由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采纳：狭义上的迁徙自由仅指公民在国籍所在国内的自由盘旋地和居住的权利。一

关于我国公民的迁徙自由在历史上的宪法规定，可以追溯到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一宪法性文件最早承认了迁徙自由。该《约法》第二章第6条第6款规定，“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自此以后，在北洋军阀政府和政府制定的宪法性文件中，也都承认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从193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制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开始，根据地的法律也开始注重对迁徙自由权的保护，对公民的迁徙自由权纷纷加以规定。1958年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中开始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在此阶段，迁徙自由在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而在宪法意义上的迁徙自由则是在1975年宪法中才取消的。而且此后的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也都没有涉及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通过以上宪法关于公民迁徙自由权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在历史上是有规定的，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被取消的。事实上，公民迁徙自由权的取消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无法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产物：是建国初期国家从政权稳定和社会治安的角度出发，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所采取的特殊措施：同时也是实现人力资源行政配置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手段。

二

从上述关于公民迁徙自由权的宪法实践，我们可以看出取消迁徙自由权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权宜之计，它是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的。所以，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不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是不合时宜的，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1.不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侵犯了公民的平等权，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享有迁徙自由权，是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旅行与居住地的前提。同时，迁徙自由权也应该属于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一种延伸，即公民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应该享有选择自己旅行与居住的权利。然而，事实上存在的人为限制公民居住地，形成一部分“二等公民”，从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严重不平等现象，就是对公民平等权的侵犯。人为地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有悖于立法精神，因而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势在必行。

2.不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限制人才流动，不利于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无法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极易造成人才的闲置浪费。不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就是许多人为的条框将人力资源限制在一定的地区，这是一种极大的人才浪费，是与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的特点、需求格格不入的行政限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人才是科技的载体，无法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就不利于提高社会效率，更不利于创造社会财富的最大化。所以，不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3.不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有悖于我国签署的国际公约，并和国际脱轨。应该说迁徙自由权不仅是国内法所应该确认和保障的基本权利，而且其也成为国际人权和公约所确认的国际人权之一。我国先后于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分别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两个国际人权公约。这使得保障公民享有公约上确认的权利成为我国政府应尽的义务，其中也包括公民的迁徙自由权。所以，不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有悖于我国签署的国际公约，并和国际脱轨，不利于国际合作。

三

重新规定公民迁徙自由权问题，在我国当今新形势下势在必行。

1.重新规定公民迁徙自由权，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基本的生产力是人，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基本条件，而赋予市场经济主体的个人以迁徙自由权是实现劳动力流动的前提条件。通过建构迁徙自由制度，我们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有利于人才的流动，进而实现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2.重新规定公民迁徙自由权，有利于推动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市场经济要求人才流动，要求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而现行的户籍制度使大量来城市务工的农民没有合法的身份，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农民不得不将土地作为自己的最后保障，即使自己暂时不种，也不愿放弃土地的承包权。这不仅不利于资源利用，而且也制约了我国农业的市场化、现代化的进程。因而，我国目前实行的户籍制度急需改革，而且户籍制度改革也要求重新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

3.重新规定公民迁徙自由权，有利于实现公民权利，履行政府承诺。《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我国在宪法修改中也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且在我国政府签署的国际公约中也都有相应规定。签定条约应该遵守条约，承诺就应该践诺。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迁徙自由不仅仅有助于我国公民人权得以实现，也有助于我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在人权领域的合作，同时这也是我国政府履行承诺的必然要求。

综上所述，迁徙自由权是公民作为社会主体的基本权利之一，是一项基本人权。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今天，可以说构建迁徙自由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重新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