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中互助自救的伦理原则

摘要：无论是在远古的蛮荒时代，还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人类都无法避免灾害的发生。灾害的发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从多角度开展防灾减灾工作，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内容。灾害是伦理道德发生的特殊场域，受灾群体在逃生自救和灾后重建过程中要依据一定的伦理原则，这对于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和灾后重建工作具有重要作用。以灾害中受灾群体的伦理原则为研究对象，阐述了受灾群体在灾害救助和灾后重建过程中的伦理缺失的现象，探索受灾群体在灾害互助自救中应当遵守的伦理原则。

关键词：灾害；互救自救；受灾群体；伦理原则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5.002

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灾害总是相伴而行，在给人类造成了巨大伤害的同时，也在考验着我们的伦理道德。本文所研究的灾害，是指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和国民经济建设及国防建设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害的社会事件。近年来，在灾害中，涌现出一大批舍己为人的感人事迹，同时伦理缺失的现象也频频发生。从温州动车事故中牺牲在岗位上的火车司机潘一恒，再到前几年汶川地震中自顾奔命，弃学生于不顾的“范跑跑”，同样面对的是突发性的灾害，同为受灾群体，两者的行为却是大相径庭。灾害来临，受灾群体陷入恐慌，易导致行为盲目失当，加大了人员伤亡的风险；而依据一定的伦理原则，理想选择逃生与救助，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

灾害救助中应该依据怎样的伦理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伤亡和损失？这引发了学者们对于灾害伦理的广泛研究。目前的研究多围绕非受灾群体的灾害救助来展开，提出了若干灾害救助的公共伦理原则，如人本原则、实效原则、互助原则、知情原则[1]

而把受灾群体视为救灾主体进行相关研究的则甚少。本文把受灾群体在互助自救中的伦理原则作为研究对象，围绕灾害发生和灾后重建的过程，提出了自救互助原则，管护者责任优先原则、弱势群体优先原则、自力更生原则，这对于帮助受灾群体在灾害中理性选择逃生与救助，最大限度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具有一定意义，同时对于增强受灾群体奋发自强意识，指导灾害后重建工作会有积极的意义。

一、灾害互助自救中的伦理缺失

灾害之所以能够成为伦理学语境中的概念，关键在于人以外的物种只能消极避难，而人类却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来积极面对灾害；其它种群的个体在灾害面前大多自顾奔命，而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却能够共渡难关甚至做出自我牺牲[2]。这说明人类与其他物种存在着伦理道德的差异。

汶川大地震中反映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精神与生命关怀感动了每一个人。这次地震让我们记住了一大批英雄人物和道德模范，他们在危急关头，担负起了道德赋予的责任，作出了正确的道德选择，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灾害带来的损失。然而，灾害中伦理缺失的行为也屡见不鲜。灾害突然袭来，受灾群体如果陷入盲目与慌乱，在逃生自救过程中伦理缺失，行为失当，就会导致更大的牺牲。同时，在灾后重建过程中，一些受灾群体依赖思想严重，缺乏自强奋发精神，这会直接影响灾区重建工作的展开，不利于灾后社会正常秩序的恢复。

（一）管护者责任缺失

管护者，顾名思义，就是社会中处于某种岗位上和情境中对特定群体的生命财产具有管理保护责任的人。例如，火车乘务人员、医务工作者、教师等，都属于管护者，在日常状态下，他们必须履行明确规定的职业责任，而在突发状态下有保护被管护者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后一种不成文的责任，是社会赋予的，受伦理道德的约束。人是处于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灾害使社会陷入非常态状况，但是，社会并没有在灾害中解体，社会仍存在，人的本质没有改变，因而要担当起社会人的责任和义务。用康德的话说，责任意味着“做所应该做的事”。“每一个在道德上有价值的人，都要有所承担，没有承担，不负任何责任的东西，不是人而是物件”[3]。灾害中责任的履行，不仅是社会学理论对于管护者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灾害救助实践对于这一群体的迫切需求。一方面，管护者的身份很宽泛，存在于社会许多行业中；另一方面，管护者是对灾害现场最熟悉，且具有一定的经验和逃生技能的群体，灾害发生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有效疏散和救助受灾群众。管护者职业身份的广泛性和救助有效性使得他们在灾害救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责任的发挥能够有效地降低灾害造成人员的伤亡和财产损失。

然而，在现实中，灾害中管护者责任缺失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灾害给人们带来的伤害。汶川大地震让我们记住了“范跑跑”——范美忠老师，他是责任缺失的管护者典型。大地震发生时，范美忠正在给同学讲课，当他感知到地震袭来时，他弃学生安危于不顾，第一个冲出教室。事后竟毫无悔意，并公开标榜自己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这里我们暂且不讨论他在网上的言论是否正确，而单就他身为人民教师却在危险来临时自顾奔命的行为来看，是显然不符合当下的伦理道德的。教师在社会上是受人尊敬的群体，被认为普遍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在常态下，他们的主要责任是教书育人；当灾害来临时教师有保护学生安危的责任，他们应当优先组织学生逃生自救，而非自己逃跑。幸而在这次地震中“范跑跑”的学生无一伤亡，假设有同学在慌乱中不幸罹难，“范跑跑”是否还能如此轻松呢？

（二）逃生自救中平等观念的缺失

现代社会的进步就是人和人从不平等走向平等的过程。平等是人类的终极理想，它不仅包括物质分配上的平等，还包括人的基本权利及社会政治生活中权利的平等。其中生命权的平等是基础。突发的灾害中，逃生时间紧迫，分秒必争。此时，受灾群体个体的生命权同样是平等的，在有限的逃生机会面前，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逃生权力，不存在所谓的“精英优位论”。不能依据个体的级别、学历、社会地位高低等等来判定谁具有优先逃生的权力。

1994年12月8日，在新疆克拉玛依市发生恶性火灾事故中，一句“让领导先走”的“命令”造成包括288名中小学生在内的325人死亡。此次火灾事故中，受灾群体的逃生优先权是按照社会地位来确定的，领导社会地位高，因而享有优先逃生的权利。在学生们逃生“被阻止”的情形下，20多名副处级以上干部和一些工作人员，在最佳的逃生时间里获得了最佳的逃生机会，他们迅速撤离火场，只有个别人被灼伤。人都有求生的本能，受灾群体都有逃生的权力，自救无可厚非，但是我们更应该明确一点，生命权是平等的，自救不应该以牺牲别人逃生的权利为代价。在此次火灾中，学生由于自身生理条件的限制及自救经验的缺乏，在灾害的逃生自救过程中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在此种情况之下应当优先让学生们逃生，这才能保证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平等原则，更重要的是优先组织人数多且自救能力差的学生逃生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我们可以看到，克拉玛依大火中受灾群体逃生自救过程中的伦理缺失，最终加剧了这场灾难。

（三）依赖过度，自强奋发精神缺失

过分“依赖”，会磨灭人们的斗志。依赖别人，既不现实，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灾民躺在依赖的“温床上”，不仅会丧失基本的互助自救能力和感恩之情，还会丧失自我奋发的动力。

汶川地震发生以后，全国人民对受灾同胞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并给予了无私的帮助与奉献。政府对灾区的各项事务，大到灾后重建的规划，小到灾民的食宿问题都做了精心安排。这些对于抚慰灾民的伤痛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这也为灾民依赖思想的产生创造了外部条件。从许多志愿者的感受中发现，不少灾民对援助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心理。一些灾民把爱心当作是理所应当，把受灾当成了索取的理由，缺少感恩之心。天灾不是民事赔偿，政府对灾民在过渡期间的生活保障在全世界的通行做法是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即吃饱，穿暖。但是灾民们不满足于此，对政府和好心人的提出的物质要求相当高，对伙食、生活用品、住房等等百般挑剔；对捐献的物资不珍惜，矿泉水没喝完就丢弃；捐献的衣物款式不喜欢就不要。在震后本应该立即投入生产的当地灾民，却没有投入工作，而是充满期待地等待“政府援助”；甚至在外地打工的青壮年也回到灾区，等待政府的接济。绵阳市委书记谭力在灾后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坦诚地说，最害怕的是老百姓产生依赖思想，躺在受灾的温床上比地震更可怕[4]。灾民们的依赖思想是灾后重建工作顺利展开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