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与泰罗

马克斯・韦伯在西方学术界被认为是与卡尔・马克思齐名的思想家，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精神特质的研究堪称经典。韦伯对资本主义研究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可以看作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即实现社会组织运行的“合理化”，这里的合“理”可不是帝王将相的理，而是科学和逻辑的“理”。社会“理性化”的结果或许就是黄仁宇所说的近代国家能够实现的“数目化”管理吧。

泰罗大概是在中国人眼中知名度最高的管理学家，他的“成名”不是因为其学术地位和学术思想，而是“臭名昭著”的泰罗制被左派艺术家卓别林搬上了银幕，《摩登时代》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残酷剥削工人的“铁证”。但抛开意识形态而言，工程师出身的泰罗等人发起的“科学管理运动”对大工业时代生产组织方式的形成以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作用是无法抹杀的。而所谓“科学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韦伯所说的“理性化”在企业生产管理中的具体体现。

说到这，不得不提及另一个重要命题――“李约瑟之谜”。英国学者李约瑟研究了中国的技术发展史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高超的手工工艺，但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科学？例如，中国可以烧制出美轮美奂的瓷器，掌握复杂的“窑变”技术，但却从来没有总结出化学反应、化学方程式。当然，该命题过于宏大，关于它的学术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了，这也不是笔者的能力所能及的。但仅就中国的企业管理而言，我们至今也没有跳出“李约瑟之谜”所提出的问题，大多数中国企业也没有真正经历“理性化”的洗礼，这大概就是上回所说的“制度只能贴在墙上”的根本原因吧。

前两天在萨苏的博客（强烈推荐读者有空的时候也去看一看）看到一则小故事，说某个外资企业要装空调，美国工程师先到办公室画安装作业图，结果等到画完，空调已经让中国几个民工安好了，而且与安装图纸设计的一样，美国人不由地赞叹中国人的聪明。但是，如果碰上几个“二把刀”，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蛮干的民工，结果就会完全不同了吧。这简直就是“李约瑟之谜”在中国现代的绝好例证。中国从不缺乏聪明人（人口基数大嘛，优秀基因有的是），但不同的人干出的活差别就大了。中国人往往只想着选拔出优秀人才，所有的制度、规则要围绕着特定的人来设计；而不太重视将已经探索出的经验“科学化”，使普通人通过操作手册就可以完成大部分复杂的工作。

笔者有个做财务的朋友不久前从某国内大企业跳槽到驻华的法国公司，刚去的时候忐忑不安，不知道水有多深。但最近看到他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一扫过去憔悴、焦虑的精神状态。一问才知，拿钱多、干活少，从不加班，与原来的工作比起来和度假差不多。为什么？除了西欧企业财大气粗、注重员工福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的岗位分工明确，职责和工作流程清晰，只要按部就班地完成本职工作就万事大吉。基本没有国内企业扯皮不断、推卸责任，能干的累死、不能干的闲死等问题。

所以，中国的企业要提高管理水平，与其沉迷于所谓的中国国情，陷入什么“疑人、用人”的怪圈，热衷于经验和技巧，不如踏踏实实地补上一百多年前泰罗的“科学管理”课，从岗位说明书、工作规范和作业流程做起。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企业规模小、市场不规范，游击战更多地需要机智、灵活、快速应变的话，那么现在已经发展起来的中国企业更需要建立科学的制度，更需要依靠每一个普通员工在各自岗位上保质保量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没有军事操典的军队是永远不可能成为正规军的。

但是，韦伯的理论我们只说了一半，另一半则更为关键。科学或者说整个社会的“理性化”只是一个结果，是什么推动了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具体来讲，中国企业管理应当如何来推动“科学化”？除了要掌握科学方法本身之外，我们还需要在企业培养用科学方法改进管理的热情。笔者曾亲眼见过一个韩国财务经理为了找到成本最低的包装方法，整整一个星期不断地在五楼向下扔用不同材料、不同方法包装的成品箱。热情既可以来自利益驱动（如革新改造奖金），还可以来自兴趣和成就感。一个组织只有从自身迸发出对“科学化”的热爱，才能真正避免制度僵化的负面作用，实现尊重制度与鼓励创新之间的和谐和均衡。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如果科学管理的动力仅仅来自“经济人”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山西的“黑砖窑”大概也可归为“理性化”。科学和理性的光辉从来就需要信仰和道德的支撑才能给人类带来光明，否则就是毁灭之火。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目前最缺乏的不是科学管理方法，而是超乎功利的、对科学的兴趣和利用科学时的道德和信仰。一个只知道赚钱而不知道赚钱为了什么的企业，就像一支只知道打仗而不知道为何打仗的军队一样，是无法长期生存的。这大概就是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萌芽和企业社会责任对于现代企业发展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吧。

(作者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