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的法律广告与法律文化(1912―1926)

[摘要]通过对《申报》刊登的民国初期的三类法律广告进行分析可知，尽管律师的形象受到传统文化中讼师形象的负面影响，但是律师广告却体现了律师对自身形象的积极塑造。法律书籍广告不仅起到了宣传法律的作用，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联系紧密，体现了民众期盼法律救国、国家富强的心态。法政学校的招生广告反映了民众对法律职业态度的转变与当时学习法律的热潮。经由广告这一视角可见，民国初期的法律文化虽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却在社会环境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异于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

[关键词]　法律广告　《申报》　法律文化　民国

[中图分类号]DF08；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045―07

近年以《申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著述颇为丰富，但将广告纳入法律文化研究范畴的成果并不多见。本文以民国初期《申报》中的法律类广告为研究对象，试图对如下问题作一探讨：广告中体现了人们对于法律怎样的看法?在当时新旧交替、东西融汇的背景下，法律文化的渐变与冲突在广告中是如何体现的?法律类广告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对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有何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选取的《申报》广告皆为民国初期，即1912至1926年间的法律类广告。这样的断限取舍基于如下考虑：若考察整个民国时期，则资料繁巨，笔者一时力有不逮。且民国初期正是新旧交替的时期，各种社会制度尚在逐步探索成型之中，政局的不稳定状态反而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社会生活更自由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而通过报纸广告对于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与文化进行考察，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此外，本文所考察的法律广告并不局限于律师广告和声明，文化广告中有关法律书籍与法政学校的广告也是本文考察的对象，因为这两类广告是我们了解当时法律知识传播与法律教育状况的重要资料。

一、律师广告

律师广告是出现最早、数量最多的法律类广告。1860年前后，外国律师开始在上海执业，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但清政府对于律师制度一直持观望态度，使得受过新式法律教育的国人无法获得执业资格，只能在外国人开办的律所中供职。1912年元月民国刚刚成立，蔡寅等13位律师就发表了致上海都督陈其美的请愿书，希望能够仿效江苏和浙江的做法，在上海成立律师团体(辩护士会)。这次声明可以视为中国律师公开活动的开端，从此有关本国律师的新闻和广告不断出现于各大报纸。1912至1914年是中国律师的起步阶段，大多数律师并不为民众所知。为了招揽业务并提高知名度，律师们纷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向民众介绍自己的情况，所以这一时期报纸上律师广告的数量很多，且经常连续刊登很长时间，如《大律师孙润宇、沈复、张家镇广告》就在1912年7月连续于《申报》刊登了20天。律师广告的内容大多为业务范围、个人介绍与办公地址、联系方式。兹引几则广告如下：“文超大律师为保护人权起见，特辞青浦地方审判厅推事之职，与徐怀霖、李大钧大律师共设公事务所于上海城内县西街八十七号门牌。如有委托者请来本所与经理员邹莘夫、朱仲篪、赵笛梅、杨鲁齐、余鑫泉接洽可也。”“本律师研究法律有年，前江苏省城开审判厅即蒙程雪楼都督保任省城地方监察厅检查长，嗣因镇江商埠开办地方厅，调任镇口检察厅长。今为阐扬法理、保护人权起见，专为人民办理一切诉讼及非讼事件。如有委托请至上海江西路爱字五十号二层楼上及苏州花街巷十四号内事务所接洽可也。”“本事务所许大律师自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回国后执浙江官私立各法政校教鞭凡七年，造就政法人才数千辈，光复后兼任浙江第一地方法院长，去年六月辞职，仍膺各校讲座。现为保护人权起见，接照律师章程，在司法部注册，领有证书得在全国各级司法衙门出庭办案。凡有民刑诉讼及订约、公正、和解、仲裁、置产、析产并各种法律行为相委托者，请至后开律师事务所接洽可也。”可以看出，这三则广告的表达思路基本是一致的。先介绍律师的背景，尤其突出自己的学历或留学背景、丰富的学识和经验、曾任官职等等，以给客户留下能力强、可信任的印象。然后介绍业务范围，一般都囊括诉讼和非讼业务，可见当时律师业务是“全盘通吃”的，并未形成明确的分工和专业方向。最后都注明地址和联系方式。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笔者所见的律师广告里，基本都特别强调了开设律师事务所的目的是“保护人权”。笔者认为，广告中所说为了“保护人权”辞去检察官、法官、推事之官职而成为律师的说法并不完全可信，因为法官、检察官也可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必非做律师不可。做律师的真正原因也许是厌倦了官场或者看好律师的发展前景，又或是为了多挣钱。当然，也可以把“保护人权”理解为律师对自身形象的积极塑造，它试图让人们感受到律师的正义感。尽管凸显人权保护是一种策略，但同时也从侧面体现了当时文化的变迁：民众保护自己权利的意识在逐渐增强。“人权”一词对于20世纪之前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词汇。实际上，和英语中“right”内涵基本对应的“权利”一词是在1895年之后才成为普遍使用的词汇的。尽管西方的权利观念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而且国人对权利的理解经由传统文化的选择和重构后与西方原本的权利观念存在偏差，但注重个人权利的新价值观念已成为民国初期的一种潮流。律师行业原本就是因保护诉讼当事人的权利而产生的，因此在民国初期个人价值观念觉醒的时代，律师业得到了中国传统社会所不能提供的生存空间。

律师积极塑造自己的正面形象，也可能来自于对职业形象的担忧。笔者在阅读《申报》时就发现了一些抨击律师的文章：“律师者，例不在熟，讼不在赢，惟利所在……长厚者不足以当律师，惟奸诈可以当律师……绍之幕，苏之讼棍，沪之律师，一也。”在这里，律师是惟利是图且奸诈的，形象与讼棍无异。实际上，当时可能很多人都抱有类似的想法。为了使民众了解律师与讼师的差别，报纸上也刊登一些为律师正名的文章，希望民众知道“律师非讼师也，讼师好弄刀笔，混乱黑白颠倒是非．律师之天职则否。依法保障人权，指导社会纳于法轨。故律师而善十足，助法官耳目之所不及，以法官寡与社会接，律师恒与社会接，民之情伪，法官所不能知者，律师能知之；法官所不易明者，律师易明之。此文明法律所以禁讼师，而认许律师也”。无论律师被视为“维权斗士”还是“现代刀笔”，中国的律师业却逐步发展起来，律师广告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民国成立后的前几年，律师广告以宣传开业、招徕客户为主，后来此类型的广告基本被律师代客户的启事所取代。这种转变的原因，一是政府加强了对律师广告的监管，禁止“以旧日职衔登报榜门盛自炫鬻”、“形同商贾夸饰市招”的“近于招揽词讼之广告”。二是律师业务逐渐增多，案源趋于稳定。从这些频频出现的律师启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律师们忙于各类法律业务，如律师代表轮船公司清理债务，律师代表个人发表存款单遗失通告，律师代表孀妇发表析产备案声明等等。实际上，这些启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律师达到了宣传的目的，甚至比前文所述的律师广告更有说服力。因为报纸读者通过启事可以了解哪些律师的业务繁 业的学生仅仅是对法律一知半解的工匠，而无法成为真正的法律人。笔者所见的《中华法政大学校外讲义》广告更能说明某些法政学校是目光短浅、不负责任的：“本大学自九月初开办后，来学者日益繁多，兹为普及法律智识起见，仿照东西各国校外课章程，发行校外讲义。以阳历十月十号为第一册发行．现已出版。嗣后每月发行二册，均敦聘专门学者担任编纂，定期三学年毕业，每学期纳费十二元”(《申报》1912年12月2日)初读此广告，笔者以为只是发行讲义的广告，但细细阅读却发现这其实还是一则招生广告，只不过招收的是不用到校学习、仅通过自学校外讲义就可以毕业的学生。这颇有些“买讲义、送文凭”的味道。

通过比较私立法政学校与其他公立专门学校的招生广告，笔者还发现私立法政学校的入学考试似乎相当容易。一般公立学校在招生广告中都会写明报考资格和考试科目，如“入学资格：中学毕业或与中学毕业有同等程度，年龄在十六岁以上廿五岁以下者。入学试验科目：国文(述言论说)、英文(翻译文法)、数学代数(平面几何)、化学物理”。公立的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也在其招生广告中写明“应考资格须中学毕业与同等程度者。考试科目(一)国文(二)英文(三)历史(四)地理(五)算学”。而私立法政学校的招生广告并不要求报考资格和考试科目，只写“在校试验，随到随考”。有些学校还可有条件地免考：“具本大学章程第十六条一、二、三、四项资格者可免考入学。”从中可以看出．与公立学校相比，这些私立法政学校的入学条件相对较低，并没有严格限制人学资格。据民国时的法学家、法律教育家燕树棠分析，法政学校的学生普遍在中学时学习成绩一般，有很多学生是因为法政学校对入学资格要求不严才投考的。

时人对于法政学校的种种做法颇有置疑，笔者所见的一篇文章就对某法政学校招收一年速成科学生的做法提出批评：“修业于中学三年者，或与修业三年程度相等者，就能入法政学校，再修业一年，就叫做‘专门人才’，就可以‘实行参政，以应社会的需要’?”作者还指出这是“用力少而获利多”的行为，不具备一定的知识和经验就参政是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国家的政治不负责任的表现。1913年11月22日，教育部通知各省酌量停办私立法政学校或者改办司法讲习所：“乃近者县邑之区，纷纷设立法政专门学校，无论合格学生不易招集，即相当教员亦所难求。考其内容，大率有专门之名．而无专门之实，创办者视为营业之市场，就学者籍作猎官之途径，弊端百出，殊堪殷忧。”(《教育杂志》第5卷10号)至此，民国初年兴办私立法政学校的风潮暂告一段落，大多数法政学校逐渐被淘汰或者转变办学方式。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司法院特许私立法政学校设立规程》，对私立法政学校的设立和资质作出详细规定，创设法政学校事宜从此有章可循、走上正轨。

四、结语

20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社会一直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按照自己的路径发展。清朝末年，战争中的惨败使得国人猛然意识到本国科技与国力的落后，进而思考本国政治制度的不足，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变革。在这场基于民族立场的现代追求中，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相遇碰撞、此消彼长。以西方与东洋为蓝本的法律制度被引入中国，原有的律例被“六法”所取代，一整套仿效西方模式的司法系统建立起来。这一时期剧烈的变革震动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法律文化变迁是笔者最为关注的。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人们对于法律的看法已经发生改变：基于变法救国的心态以及法律职业地位提高的事实，原本冷门的法律渐成趋之若鹜的热门专业，法政学校风行一时；尽管对讼师的不良印象影响着律师的形象塑造，但民众对律师的需求越来越强，渐渐认识到律师的价值；法律书籍的畅销也证明了人们对于法律的重视程度。广告不仅被动地呈现了当时人们的心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律师广告营造律师的形象，让民众了解律师的工作；法律书籍广告引导民众通过学习法律成为关心国家政治和前途的公民。当然，法律文化是相当复杂广博的议题，相形之下巴掌大小的报纸广告实为单薄的载体。例如，民国时的人们一直十分关注司法的收回，律师们也为促成此事不断努力，但这些信息大都包含在新闻与评论中，律师广告却无法传达。这是本文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笔者以为，无论哪种材料都有其本身的局限性，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有效地利用材料来研究问题。由于清末民初年代尚不久远，流传下来的资料十分丰富，如何结合恰当的研究方法对这些资料进行甄别、取舍、分析，进而更全面深刻地理解法律文化，是我们在今后应当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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