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千岛之国”

导语：中国与印尼是亚洲的近邻，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有着传统友好的往来，结下深厚的情谊。

1990 年 8 月 8 日，是中国和印尼两国关系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天。就在这一天，钱其琛外长和阿拉塔斯外长代表两国政府在雅加达签署了《关于中国和印尼复交谅解备忘录》，从而向全世界宣告：中断 23 年之久中国和印尼之间的外交关系从今天开始正式恢复。笔者当时作为总理出访印尼的随行人员之一，出席了这一历史性文件的签字仪式，目睹了这一重要场面，实在是终身难忘的幸事。此后不久，我受命出任中国驻印尼使馆临时代办，从而开始踏上重返“千岛之国”的历程。

难忘的故地情怀

1990 年 9 月 12 日，我带领一个 7 人先遣组赴印尼筹建大使馆。在前往印尼途中，我们在香港停留了数日。9 月 16 日，我们乘坐印尼“鹰记”航空公司 GA 875 航班续程飞往雅加达。座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后，穿过云层腾空而起。当飞机升高平飞时，茫茫云海，平铺长空，从机窗了上了望，真有天上人间之感。4 个多小时后，进入印尼海域的上空，从飞机上俯瞰，碧波万里的洋面上，撒落着无数美丽晶莹的岛屿，“千岛之国”展现出妩媚动人的丰姿，当地时间下午 6 时，飞机平稳地降落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下飞机后，前来迎接我们的印尼外交部礼宾司官员非常顺利地协助我们办理了各项入境手续。稍事休息后，我们一起驱车前往市区。

雅加达这座城市对我并不陌生。60年代我曾在该市印尼大学文学院进修印尼文学，继而在我国驻印尼使馆工作数年，直至 1967 年中、印尼中断外交关系回国。如今时隔 23 年重返故地，感慨万千，回想当时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字辈，如今已进入外交生涯的终点，而作为我外交生涯起点的雅加达这座古老的城市倒是更年轻了。

早在 500 多年前，雅加达就是输出胡椒和香料的著名海港，当时名为“巽他格拉巴”，意即“椰子”，因而当地华人将它称为“椰城”。1527 年，万丹回教军占领此地，改称“雅加达”，此名含有胜利和光荣之意。1618 年被荷兰殖民军攻占后，易名“巴达维亚”。从此，这里变成荷兰殖民者奴役和剥削印尼人民的大本营。第二次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又侵占了印尼，直到 1945 年印尼宣布独立后，雅加达才恢复原名，并被定为印尼共和国首都。

记得我60年代在这里时，雅加达还是一个较为落后的普通城市。时隔20多年，发现这座城市已今非昔比了。雅加达的快速发展主要是80年代以后，印尼政府着力建设，大兴土木，美化市容，使其成为一座占地 5，775平方公里，人口近 800 万，各种设施齐全的现代化城市。路旁树木成荫，苍翠欲滴;超级市场与各类商店鳞次节比;一憧憧风格迥异的高层建筑――豪华公寓、星级旅馆与写字楼拔地而起，当我从机场乘车驶向市区时，我探头窥视道路两测，我已难以找到我过去熟悉的建筑与街景了。晚间华灯齐放，五颜六色，闪烁变幻的霓红灯与街心公园喷洒的水花银柱交相辉映，更是一派繁荣景象。我暗自思量，雅加达确实是“旧貌换新颜”了。

五星红旗重新飘扬

中国与印尼是亚洲的近邻，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有着传统友好的往来，结下深厚的情谊。1950 年 4 月 13 日，印尼同中国建交，成为同我国建交最早的国家之一。两国之间曾有过良好的合作，共同为维护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尽管两国关系出现过一段曲折，但这与两国友好交往的悠久历史相比，毕竟只是一段短暂的插曲。

根据印尼外交部政治总司长维尔约诺先生建议，大使馆临时馆址暂设在市中心区的“普罗浮屠旅馆”。该旅馆是一个 20 层的高层建筑，属五星级，设备齐全，娱乐与健身和服务设施应有尽有。旅馆院内绿草如茵，灌木青翠，花卉繁多。低低的栅栏上攀缘着茂密的青藤，其间点缀着各色鲜花，相映生辉。旅馆底层后院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池旁的桌边支着五颜六色的太阳伞，伞下摆放着一排排折叠椅，供旅客游泳后休息。旅馆虽地处闹市，但“闹中有静”，是个很好的休闲之地。可是我们几名先遣组人员肩负着建馆的重任，很少有时间享用其中的娱乐与健身设施，大家都把精力放在建馆初期千头万绪的事务上。这个旅馆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优点是离印尼外交部仅五、六百米。当时我们几乎每天要与外交部联系，由于临近，我们有急事往往步行前往。另一个优越性是旅馆给中国大使馆 30% 的房价优惠，可给国家节省一笔外汇开支，而且旅馆上至总经理，下至服务员，对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均非常热情友好。

经过双方协商，中国大使馆定于 1990 年 9 月 27 日正式开馆。在开馆仪式上，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在竖立在旅馆二楼阳台的旗杆上冉冉升起，迎风飘扬。使馆全体外交人员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乐曲声中，向代表国家尊严、象征着国家的国旗行注目礼。在升旗仪式上，我发表简短讲话说，中国与印尼是海水相连的近邻，两国人民之间有着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希望大使馆全体人员为维护和发展中国与印尼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努力工作。印尼外交部礼宾司负责官员应邀出席了开馆仪式，不少新闻记者也闻讯前来观看和采访。

在宽阔阳台上，仪式完而人不散，来宾们主动与使馆工作人员握手欢谈，共享复交后的喜悦。一些记者围住我，问我此时此刻有何感想，对中、印尼两国关系发展前景有何看法等等，我笑着回答说，今天我很高兴。，两国互设使馆标志着经过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隔绝之后，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了。中国同印尼都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国情相异，社会制度不同，但这不应该成为发展关系的障碍，应该说，中国同印尼之间的共同点还是很多的，可以合作的领域相当广阔，潜力很大，在维护世界和本地区和平、发展民族经济等许多重大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或相似的。结束过去，展望未来，两国关系的前景正像一首中国民间诗歌所表述的那样，春梅已著一枝，繁花盛开的季节已是不远了。

次日，雅加达各大报纸在头版报道了中国大使馆正式开馆的消息，刊登了使馆升旗仪式的大幅照片，其中所用的标题和导语有：“五星红旗重新飘扬在雅加达上空”、“中国人又回来了”等等。当然也有个别报纸，别有用心地做点不友好的文章，但由于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加上两国毕竟恢复了外交关系，所以，舆论导向，基本上还是客观和友好的。

首次国庆招待会

我离京赴任前，外交部领导向我交代了两项“政治任务”，一是抵达印尼之后，要设法尽快开馆，正式对外办公;二是要举办 41 周年国庆招待会。当时，我向有关领导表示，我将尽力去完成。但心里还是在嘀咕，要在半个月短短时间内，既要开馆，又要搞国庆招待会，任务确实艰巨。

抵达印尼后，我向先遣组 7 名同志传达了这两项“政治任务”，并研究了具体落实办法。按照部领导国庆招待会“小型、双边、官方”的有关指示，我约见了印尼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布尔先生和礼宾司代司长苏里雅迪先生，请他们予以协助。布尔先生和苏里雅迪先生当即表示，“请代办先生放心，外交部将全力协助大使馆筹办国庆招待会”。先遣组七名同志在筹备有关开馆事宜的同时，全力以赴准备国庆招待会。国庆招待会日期定为 10 月 2日 7 时。参照印尼外交部礼宾司提供的名单，我们发出了近百张请帖。

我们“因地制宜”，在我们居住的“普罗浮屠旅馆”租用了一个小宴会厅，搞了一个冷餐招待会。旅馆方面，按照我们的要求进行一番布置。宴会厅正面悬挂一幅写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一周年”横幅，两边竖立着中、印尼两国国旗，冷餐台上放着刻有“ 41 ”字样的冰雕，宴会厅内一派喜庆气氛。晚 7 时，客人们陆续光临，7 时 30 分，印尼国防部长兼外长贝尼・穆达尼将军作为主宾在外交部礼宾司总司长卡达里斯曼先生陪同下步入宴会厅，在播放中、印尼国歌之后，招待会正式开始。

穆达尼将军对我说，阿拉塔斯外长去纽约出席 45 届联合国大会，他作为外长向我表示“双重祝贺”，一是祝贺中国大使馆正式开馆，二是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1 周年。当他看到出席招待会仅有五六十人时问我为什么不多请些客人。我说，因为我们刚来印尼，地生人疏，相信明年的国庆招待会会有更多朋友光临。我转而又说，将军阁下的光临使我们招待会光彩大增，我要向您表示衷心感谢，并说，我还要向将军阁下祝贺。他愣了一下问我：“你要向我祝贺什么？！”我说：“今天是将军阁下生日，我祝您生日快乐！”将军对我刚到印尼不久竟知道他的生日感到既惊讶又高兴。次日，我们在旅馆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派专人送到他府上。此后，穆达尼将军见到我时，对我赠送他生日蛋糕之事表示感谢。

在穆达尼将军抵达 15 分钟后，卡达里斯曼总司长通知我，穆迪奥诺国务部长要来出席招待会。1989 年 2 月 23 日，钱其琛外长在东京出席日本天皇葬礼期间曾会晤过穆迪奥诺国务部长。会晤后，钱外长和穆迪奥诺国务部长曾共同会见记者，就中、印尼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此次会晤意味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卡达里斯曼总司长还告诉我，穆迪奥诺国务部长有“两个特点”，一是他除陪同苏哈托总统出访外，本人很少出国访问;二是他很少出席外国使团的国庆招待会这类社交活动，今天国务部长亲临中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是个“例外”。我一见到穆迪奥诺国务部长，首先转达了钱其琛外长对他的问候，并感谢他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所作出的积极贡献。我说，部长阁下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路先锋。他谦虚地说，决策者是苏哈托总统，他只不过是做些具体工作。他还愉快地向我叙述了1989年2月他同钱外长“东京会晤”的一些情景，并一定要我转达他对钱外长的问候。接着，他向我询问了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亚运会一些赛事情况，并说，10 月 4 日和 5 日将要举行网球女双和混双决赛，他是印尼全国网球协会主席，他要赶到北京，为印尼运动员助威。由于时间和航班关系，他决定10日4日绕道东京去北京，而且下飞机后，从机场直接去比赛场地，观看女双和混双两场决赛。我当即表示欢迎部长阁下去北京观看比赛，并允将此事立即报告国内有关部门（事后得知，女双和混双两项金牌均为印尼运动员摘取）。

一个半小时国庆招待会时间已过，但来宾们个个不愿离去。前来出席招待会的除印尼内阁两位“重量级部长”外，还有雅加达特区省长、卫戍司令和外交部一些高级官员。印尼外交部礼宾司一名官员对我说，“你们招待会出席人数虽不多，但出席的印尼官员规格之高，恐怕在雅加达使团庆祝国庆招待会中也不多见。”他祝贺中国使馆首次国庆招待会取得成功。

两场拜会活动

1990 年 10 月 8 日，穆迪奥诺国务部长秘书打电话给使馆说，国务部长下午 4 点要见中国代办，请提前一刻钟抵达。穆迪奥诺部长办公室―国务秘书处同印尼独立宫（即总统府）仅一墙之隔，我和一名助手应约按时抵达国务秘书处，部长秘书已在楼下门口迎候我们，稍事寒喧后将我们领到二楼一间会客厅等候部长接见。4 时整，部长秘书将我领到部长办公室。一名摄影记者在为我们拍照留念后即退出。

我刚刚坐下，穆迪奥诺部长就畅谈他不久前的“北京之行”，他说，在北京停留两天时间里受到中方的热情、友好和周到的接待，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十分感谢总理在百忙中接见了他，并要我转达他对总理的谢意和问候。并说，遗憾的是，由于钱外长在纽约参加联大会议，此次未能在北京相见，相信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我首先祝贺他凯旋而归，然后我问他“本届亚运会冠军是谁？”，他不加思索地回答说：“中国是当之无愧的冠军！”我说：“谢谢阁下，不过，我认为本届亚运会的‘绝对冠军'是部长阁下。你看，阁下在北京停了两天，印尼网球队就拿了两块金牌，如果部长阁下在北京多停留几天，印尼代表队的金牌数目岂不是会成倍增加。”他听后哈哈大笑。

接着，穆迪奥诺部长将话题转到苏哈托总统访华问题上，他说，苏哈托总统已愉快接受杨尚昆主席和总理的邀请，决定 1990 年 11 月中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当即表示，苏哈托总统访华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件大事，相信总统访华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和印尼友好关系的发展。由于我们是用印尼语直接交谈，因而气氛十分融洽，不知不觉会见已持续了 45 分钟，我起身告辞，并感谢他在百忙中接见我。在话别时，他握住我的双手说，在筹建使馆过程中如有困难，可随时打电话找他。我对他的好意再次表示谢意。

在拜会穆迪奥诺国务部长 4 天之后，阿拉塔斯外长 10 月 12 日又接见了我。阿拉塔斯外长在印尼人中可以说是，体态端庄、五官端正、风度翩翩而又才华出众的人物。他在任何场合总是举止得体、稳重大方、谈笑自如。他常以委婉的辞令，但却十分坚定地维护本国的基本立场或中肯地阐明对某个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实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杰出外交家。他曾于 1990 年 7 月 1 日至 4 日访华，与钱其琛外长签署了中、印尼复交公报。我当时在北京参与了阿拉塔斯外长访华的接待工作。他一见面就解释说，他刚从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回国。他欢迎我再次来印尼工作，并询问建馆工作进展情况，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表示，由于外交部有关官员大力协助，建馆工作十分顺利，临时馆址就设在“普罗浮屠旅馆”。他听后点头说：“很好，很好，那我们就成了邻居了！”他祝贺中国大使馆不久前正式开馆，并对两国关系在复交后迅速发展感到满意和高兴。

星移斗转，世事变迁。中国和印尼有着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近代以来，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艰苦岁月中，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友谊。新中国成立后，印尼是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并且帮助新中国打破西方贸易禁运。进入新世纪，两国高层往来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贸合作快速发展。2013年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今年是中印尼建交65周年，应主席邀请，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于4月25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出席了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共同总结了中印尼关系发展取得的成功经验，对两国未来合作作出规划和部署，一致同意在过去65年友好关系发展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共同推动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新时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