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制度的完善路径

时间:2022-09-17 12:48:44

民间借贷制度的完善路径

【摘 要】对民间借贷制度的规范,要着眼于市场经济和法制现状,不能盲目的赋予它合法身份,要通过引导,放松管制,进一步加强专门的立法工作,完善现有的监管制度,明晰相关的法律概念,切实的防范风险。

【关键词】民间借贷;非法集资;监管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具有两面性,民间借贷也是如此,一方面它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民间借贷削弱了国家的宏观调控效果,可能加重企业负担,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民间借贷的规范就要通过法律手段进行。正如2012年3月温总理在“两会”时讲的那样,“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应该做深入的研究,使民间借贷有明确的法律保障……使其规范化、公开化,既鼓励发展,又加强监管。”

一、制定规范性的法律

从民间借贷行为是否以持续营利性为目的来看,民间借贷行为可以划分为经营行为和民事行为。在其中一般性民众在生活中发生的民间借贷多属于民事行为,属于现行法律保护的范畴;而对于具有持续营利性质的经营性民间借贷,如若未通过法定机关批准登记,则属于非法进行的金融行为。民间借贷行为兼具民事行为和经营行为的这种特性决定了立法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在现有的探索中,我国温州、鄂尔多斯等地区在推进民间借贷规范化发展方面,相继推出了地方版的改革措施。其中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的《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规范民间借贷暂行办法》值得借鉴,它采用了由相关主体法律、普通法律、专门立法进行分别规制的模式。根据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的结构和法制现状,规范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着重于规制那些以营利为目的并且专门从事借贷经营业务的法人或自然人所进行的经营性借贷行为。对经营性的放贷主体进行规定,设置准入条件,对资金来源、借贷利率、借贷行为等进行明确规定,通过立法肯定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

二、放松对企业之间借贷的管制

为了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秩序,目前建立了以行政管理为主、以刑罚为辅的管控模式,采取了多部法律严格管制民间借贷的方式,如《商业银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等法律法规明令禁止非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的借贷活动。但随着现代金融业的蓬勃发展,面对很多企业的资金需求日益增长的不能满足,部分企业拆借资金予以援手。一般来说,这些放贷的企业并不是专门从事经营性放贷业务的主体,普遍存在于关联企业或业务往来企业。那么针对这种不能等同于经营性的民间借贷,能否以宽容的对待这部分民间借贷,不像对待经营性民间借贷那样设立高门槛,充分给予引导,放松管制。放松不等同于完全开放,要明确企业之间的自有资金的调剂、企业经营生产刚需、供应链上企业合法的临时借款等行为,进一步予以放活。当然,完全放开是不可行的,这样必然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应该充分运用法律制度加以引导,规范企业之间借贷,使其发挥积极的作用,不断推动经济的更好发展。

三、完善民间借贷的监管制度

从现有的行政监管来看,监管主体的分工、监管主体的职责还不明晰,管理交叉复杂,多部门的协调性还不够,政出多门,这些问题都将影响民间借贷的发展。还有面对雨后春笋般涌出的P2P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严重不足,P2P网贷的倒闭潮曾一度成了行业热议话题。银监会也专门对P2P网贷行业发出风险提示,提示了主要存在“影响宏观调控效、业务风险难以控制、信用风险偏高、监管职责不清、法律性质不清”等问题和风险。

首先,逐步完善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是重中之重,目前温州等地的摸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建立了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这样有利于监管部门及时了解行业动态,待时机成熟可在其他地区进一步推广,逐步构建全国性质的登记服务平台。其次,明晰监管主体,针对监管主体不明的问题,国务院在年初已经明确了,由银监会牵头来承担对P2P的监管,但针对普通的民间借贷监管主体还未加明确,仍由地方政府主导,那么民间借贷未来立法重点不能忽视的就是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及职责。再次,针对P2P网贷倒闭或者潜逃的情况,要尽快予以规范,加快国内征信体系的完善,对恶意骗贷的加大惩罚力度,银监会、央行等部门要联手予以管制。

四、界定相关法律概念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民间借贷和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罪名之间的并不存在很清晰的界限,很容易混淆,从此罪到彼罪,存在巨大的操纵空间。“如果挥霍数额超过集资总额的一半,则定集资诈骗,如果不到一半,大都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因此必须明确界定民间借贷和相关概念之间的界限。

从最高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可见,只要是向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无论用于何处,即使是入股和生产经营也构罪。此处公开的向公众吸收资金是关键,那么“公众”的内涵是如何释义的呢?我国现行立法的解释将“公众”界定为“社会不特定对象”。而目前对于“社会不特定对象”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衡量标准的,有学者指出“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应当是指行为人所熟悉的人员以外的人,不能包括亲朋好友在内。所以,民间借贷中向亲友、职工等处募集资金,这些出资人到底是否属于“不特定对象”有待明确。因此必须通过立法对“社会不特定对象”的标准予以明确,具体包括借贷双方的关系、集资的方式、资金的用途等要素。再者就是最高院司法解释中第四条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出的解释仍有扩大空间,民间借贷是基于自愿的基础上借款,借款人使用何种方法及对资金的用途就决定了是否触犯了刑罚,以“肆意挥霍骗取资金”就能推断借款人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不够严谨的,无法避免引打击面过宽而累及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因此在立法上还需进一步明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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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德文.对民间借贷立法问题的理性思考[J].嘉兴学院学报,2012(04).

[3] 杨畅.民间借贷规范发展的路径选择探讨[J].法学,2011 (5).

[4] 岳彩申.中国农村金融法制创新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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