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引用与抄袭……

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适当地引用别人的成果实属正常；相反，如果一篇几千字的论文连一次都不引用，就说明作者的治学态度可能不够严谨但物极必反。如果引用过度，便涉嫌抄袭。

引用过度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引用次数过多。前段时间我读过本书叫《先锋试验――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先锋文化》该书前43页中，引用达23次之多、引言部分的开头只有区区800字，竟有500字是引用的。作者习惯用“认为”、“说道”、“写道”、“指出”、“有论者说”等作引导词，随后就引出原文这种引用虽然显得作者博学多才，但却给人堆砌之感，因为大量的引文几乎淹没了作者自己的声音。

另一种是引用过长。北京某教授在《电视剧编剧艺术》一书中动辄就成百上千字地引用学生的习作，在其中某一章。学生的习作占了很大篇幅；还有，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播音主持》的影视专业高考考前辅导书，在该书第三章引用了普通话与方言常用词语对照表，长达98页，而全书只有234页，一次引用竟然占了全书篇幅的40％以上；另外，过长的引用有时还会以附录的方式出现在书后，这种附录可能是几万字的剧本，可能是作家编年记，可能是一些精美的短文，总之都是现成的，只要大胆地“附上”即可。

问题是如果你指责上述引用者涉嫌抄袭。他立刻会言辞激烈地反驳道：“我已经注明出处了，怎么可能是抄袭？”如果不解气，还有可能以诽谤罪将你告上法庭。

其实，上述引用者非常明白引用与抄袭的区别：前者有明确出处，后者是将别人成果窃为己有，不敢注明出处；前者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后者构成侵权。“引用”者更深知抄袭给自己的学术声誉造成的巨大危害。比如，前几年天津某高校老师出版一本论文集叫《求实集》，28篇论文竟然有13篇全文抄袭，结果引得400名学者联名声讨。《求实集》不“求实”，真是可笑至极。为此，该书作者便自作聪明地操起了“引用”的利器，以便达到箭双雕的目的：既能给文章注“水”，又能免去抄袭的罪名。

由此看来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界定引用的“度”有人认为，引用他人的文字超过30％就算抄袭。笔者以为，学术研究、尤其是文科学术研究是很难准确量化的，只能从文章的整体质量来考虑，也就是说，要看引用来的东西是否能内化为文章的血肉。正常、合理、科学的引用是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恰到好处，增一点或者减一点，就会显得文气不足。套用先秦作家宋玉的话说就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而过度引用则成了多余的肿瘤或者注水的猪肉。所谓“字不够，引文凑”，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有些学术研究是必须大量引用的，尤其是处处靠史料说话的史学研究，尽管如此，也要以能否化为血肉为标准。比如，钱理群教授写的《周作人传》就大量引用了周作人的日记。在南京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钱理群教授说：“我的这部传记就是要追求翔实的史料性，为后人写周作人传打下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后人再写周作人传，一定不会绕过我的这部作品。”事实印证了钱理群的说法。迄今为止，在所有关于周作人的传记中，钱氏版本是最权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七款明确规定，剽窃他人成果的，要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抄袭无疑是剽窃的最大胆、最恶毒表现。但是抄袭方法五花八门，表现各异，杨守建先生的《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就总结出仅改标题的全篇搬用法、偷观点偷思想的隐性剽窃法、改名换姓的化名抄袭法、你冠我戴的署名抄袭法、东拼西凑的拼装法、捷足先登的抢先发表法等多种方法。显然，像化名之类的抄袭法。法律是有权介入的，而像本文中所说的明引暗抄法，法律是无权过问的，因为它披着“引用”的合法外衣，干着“抄袭”的勾当。

看来在法律并不健全的今天，要消除明引暗抄的学术腐败，只有靠学者的道德自律了。如果你不怕影响自己的学术尊严。不怕缩短自己的学术寿命，不怕被“圈内人”笑话，就大胆地“引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