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犯罪中止“自动性”证明责任的分配

【摘要】犯罪中止“自动性”的证明责任问题兼具量刑事实和犯罪主观心态方面两大特征，被称作“最棘手，争议最大”的焦点。基于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这个问题所面临证明的困境，本文主张将目前刑事司法中对于犯罪主观要件证明的“推定”制度引入于犯罪中止“自动性”的证明中。

【关键字】犯罪中止，自动性，推定制度

一、探究犯罪中止“自动性”证明责任分配的必要性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如何在公诉人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分配虽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多数集中在定罪事实上，对于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该如何分配却关注甚少。可是在在刑法裁量过程中要实现罪刑相适应，更好地实现刑法惩罚、教育、保护等功能，量刑事实与定罪事实理应位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中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均为犯罪行为的客观反映或存在，可以通过各种实实在在的证据直接进行证明，而犯罪的主观方面因其属于人的内在心理状态，无法捉摸，难以把握，很难用一般意义上的证据进行证明，成为了是司法实践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

我国刑法二十四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构成犯罪中止应当具备时间性、自动性、有效性，其中“自动性”是成立犯罪中止的本质要求，是犯罪中止区别于犯罪未遂及犯罪预备的关键所在，对于行为人的量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是在犯罪中止认定的司法实践中，行为人何时放弃犯罪9时间性）和是否有效地防止危害结果发生（有效性）均属于客观要件，判定相对容易，而行为人停止实施犯罪行为时是否具备自动性则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只能依据犯罪时的外部环境、状态、犯罪行为等见之于客观的因素来进行间接判断。

综合以上论述，犯罪中止一方面是量刑时应当重点考察的对象，同时其构成要件中的“自动性”又是犯罪的一种主观心态，因此，研究犯罪中止“自动性”的证明责任对于填补量刑事实和犯罪主观方面证明责任的分配的理论空白和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在犯罪中止证明责任分配现状

我国法律对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归纳是：控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除非有法律规定的例外。这样的规定过于简单，仅仅包含了犯罪构成要件方面的证明责任。对于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事实的证明责任如：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程序性事实的证明责任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通过条文可知针对犯罪中止这一量刑事实，我国刑法对具有该情节的被告人规定了相对于犯罪未遂更为宽缓的刑罚。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鼓励行为人改过自新，放弃犯罪行为，减少损失，减小对被害人或相关的社会关系的损害程度。然而要想让一项刑事司法制度发挥预想的社会效用，不仅取决于实体法的明确规定，还必须依靠程序法对该制度的具体实施制定路线，指明方向。可是，无论是在《刑法》还是《刑事诉讼法》中都找不到对于犯罪中止证明责任的规定。再加上“自动性”这一主观要件证明的困难性，导致实践中对该制度的贯彻难免摸黑前进，仅仅依靠法官个人的裁量，难免出现适用的标准不一的尴尬处境，最终会降低犯罪中止制度的功能，削弱刑法的威信。

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对于犯罪中止的相关规定亟待完善，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也就是解决有关“自动性“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

三、有关犯罪中止“自动性”证明责任分配的建议

（一）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控方对于犯罪中止等主观要件的认定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凭借被告人供述等直接证据来证明，这毫无疑问最快捷、最为直观的方式。但这一方式一方面会陷入 “重口供，轻证据调查”的误区；另一方面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推行下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被告人供述等材料被排除，合法有效的供述材料所剩无几；二是通过客观行为、方式、环境等间接证据来证明被告人犯罪时的主观心态、意图、目的、动机等，这种途径一方面容易给公众造成“有罪推定”的印象，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主观要件判断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计性，无法实现判决的统一和公正。由此看来要求控方承担“自动性”的举证责任不仅会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而且效果还不尽如人意。甚至可能出现公诉方为了逃避证明犯罪中止的证明负担，并不提出该项主张，不提交相关材料的情况。由此推之“自动性”的证明责任如继续由控方承担，对诉讼效率的损害是巨大的。现行法律中对于主观要件适用“推定”制度的例证的存在

（二）现行法律中对于主观要件证明责任适用“推定”制度例证的存在。犯罪中止的“自动性”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一样，都是被告人主观上的一种状态。只不过前者是定罪事实而后者是量刑事实。定罪事实中尚且存在这样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形（如我国《刑法》第395条规定的巨额财产及第128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第348条规定的非法持有罪等“持有型犯罪”）量刑事实中将主观要件的证明责任交由被告人承担，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可接受性和可操作性，而且这么做还可以达到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并减少实践中主观要件难以证明而出现刑讯逼供等极端状况的出现。

成立犯罪中止对于犯罪嫌疑人是有利的，由其提出证据证据证明“自动性”的存在是合理的。不过在证明标准问题上，不能机械的套用定罪事实的“排除合理怀疑”，而可以施行“优势证据”标准或者“释明”标准，但是，一旦被告人提交了证据，控方就对犯罪中止“自动性”事实不存在承担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责任。

参考文献：

[1]黄永：《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黄丹丹：《犯罪中止“自动性”的认定标准》，载《法学研究》，2010，（7）

[3]秦颖慧：《我国刑事证明责任的配置》，载《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12）

作者简介：谭语，女，汉族，四川德阳人，四川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在读，法律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