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名家自难忘

要当“粉丝”，真不必买票进剧场，就老实做好媒体人得了。因为，只要你在岗，就意味着处于见识名人的最佳位置呢。

寻常岗位，想见名人，难!记得自己念中学三年，就见过一回。那是发明高压电桥的王林鹤于1964年前后光临，大报告做完，来到市西中学操场。我们六个年级、千余名学生整整齐齐排成几大方阵，就等着他穿行而过时呼口号致敬。当年我以为这很正常。

后来1980年代初赴华东师大读夜校，有一晚在听课，蓦地看到许多学生奔跑着直往礼堂方向涌去。课后听说是“曹燕华、宋世雄来了呢”，群情激昂。此刻作为一名报社编辑，我已经淡然了。

原因在于见多不怪，“视觉疲劳”。大约是1970年夏，我还在为上海两报理论部当业余作者，有一回被借到圆明园路文汇报社七楼，关起门写宣传宪法修改的文章。我们这一摊旁边，另有一摊写史学文章，则是个壮年人单兵作战。翌日听说，他是陕西师大的孙达人――好了得，竟是夸奖过的孙达人(他在1980年代中叶曾任陕西省副省长，后辞职回乡于杭州大学任教)。他于1965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长篇论文《怎样估价让步政策》，就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发展的路径作出“反潮流”论述，受到肯定，此一公案在那时节简直家喻户晓!1978年底我进了解放日报社，当理论部编辑，见识名人频率更是陡增。记得新来乍到，就赴文史馆开座谈会，十来位与会者中包括周谷城、王元化、章培恒、方行等俱属大家，朱维铮当时算小字辈了。

说起和名家打交道，在我供职的《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乃至沪上新闻界这藏龙卧虎之地，坐前排远远轮不到我，交游广阔者多了去了。1981年3月，高志仁(当时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章智明(当时为《解放日报》理论部编辑)和我一起看望前辈报人陆诒，听他聊“三万经”，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一万个朋友”。那他声名赫赫的采访对象就数不胜数了。抗战初期他于《大公报》发表的战地系列通讯不胫而走，和范长江齐名，其基础就是走访部队、结交将领，从、、、彭雪枫，到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傅作义……他说起在中条山的垣曲访问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时，虽然军情紧急，卫还特地邀请了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和他共进午餐。一边听，一边简直要咋舌。　可见在这特定环境里，当个“粉丝”也粗大不起来呢，我该自认“小巫见大巫”呢。好在契诃夫的名言可以壮胆：不管大狗小狗，“就让它们各自用上帝赐给它的声音叫好了”。

总结多年见识名家的体验，我想值得自己“叫”一番的，第一个是：由于一些名家身为历史的见证人，因而向他们讨教的过程，有时竟成为厘清若干历史混乱的过程。这是特别令人鼓舞的!想想看，某些历史真相或被颠倒，或遭搅乱，公众自然是莫知莫觉，当事者有的也“大人大度”不汲汲于剖白，于是就一直以讹传讹。如今经由媒体人搭桥，将当事人的辩词推向读者，遂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实在是大有意义。比如发生在鲁迅和廖沫沙之间的“花边文学”公案，在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其概略经过为：1934年一些论者因为不满于上海外国租界当局严禁倒提鸡鸭行路，认为这是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鲁迅用“公汗”的笔名发表杂文《倒提》，提醒“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绝不可跟鸡鸭去比高下”。廖沫沙却写了《论“花边文学”》一文予以批评。文章因《倒提》一文见报时“四周围着花边”，竟批评它“不痛不痒，毫无着落”，并望文生义地判断说：　“上海的洋行有一种帮洋人经营生意的华人，通称叫‘买办’。我想这一篇《倒提》的杰作，大抵不出这般人为他们的东家而作的手笔。”鲁迅愤而反击，并将一本杂文集起名《花边文学》以示抗议。双方孰是孰非?不消说，错在年轻的左联成员廖沫沙当时的思想幼稚，导致误读。从而，以前人们从文本出发，一直认为廖沫沙曾经有意反对鲁迅。十年浩劫一来，这更成为廖沫沙蒙冤入狱的罪名之一。然而，1979年春我询问了从流放地回到北京的廖沫沙，方知此中深藏误解。廖沫沙在给我的回信中说：　“我写那篇火药气浓厚的文章时，作梦都没有想到过《倒提》竟是‘和我同一营垒’的导师鲁迅先生的手笔。”原来当时在白色恐怖下左翼作家之间的联系和了解极为困难。尤其是为了避免反动当局的注意，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更是变换频繁。作为主将的鲁迅，仅在1934年上半年就换了约三十个笔名，连许多文坛老手都对他的杂文无法“细辨”了，闹出不少误会。而《倒提》一文署的笔名“公汗”，是鲁迅在一个月之前新使用的好些个笔名之一，尚未引起社会的注意，廖沫沙哪里就能“细辨”了呢?据此，我先后写过《“花边文学”的真相需要澄清》(发表于1980年第2期《复旦学报》)和《历史谜团终于解开》(发表于1996年第2期《档案与史学》)，力求还历史以真相。

1980年秋采访老革命家吴亮平，了解其在上海的早期经历时，我偶尔说了一句：“吴老，我已经不是初次认识你了。读《西行漫记》时我就认识了你。”听我这一说，吴老详细讲了一段，竟是给《西行漫记》勘误的――“啊，你是根据斯诺对我的描写来认识我的。那里面有些地方不很确切!”吴亮平是在1936年担任陕甘宁中央局宣传部长时，跟前来根据地访问的美国记者斯诺相识，并结成朋友的。后来，斯诺在那部名闻中外的《西行漫记》中，特地写下了“年轻的苏维埃干部”吴亮平的身世：“他是在浙江的故乡奉化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几年以前，因为他那显然有野心的父亲要叫他和蒋总司令的一个亲戚订婚，他就从家里逃出。吴是上海大夏大学的毕业生。在上海，帕特・吉文斯曾经逮捕他，使他在华德路监牢里关了两年。”就这段描写，吴亮平风趣地说：　“我的父亲早就去世了，轮不到划成分。不过，如果要划成分，我看他决不是一个大地主，他早年在沈钧儒任校长的浙江法政学校读书。毕业后当过宁波第四师范讲习所所长。他没有土地，更谈不上有土地出租了。”

“那么，要跟的亲戚订婚的事有没有?”我好奇地问。“有是有，不过情况正好相反。我父亲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虽然在官场上吃不开，但社会地位还是有一点的，尤其在乡下。所以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亦即的那个远房亲，曾提出要把他的女儿与我订婚。父亲是同意的，但我却不同意。不过，他也没强求我同意，因为他实在不是真的有什么‘野心’。”吴亮平答道。顿了一顿，他又说：　“我离开家庭后，读书、革命，父亲都是支持的嘛。1930年，我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被捕，父亲还特地从乡下赶出来，替我找律师，打官司呢!顺带说一下，我这次被捕，直接抓我的也不是外国人。那是我在回家的路上，恰好在英租界地面碰上我在大夏大学时的一个同学，当时已

任中央委员。他一眼认出了我，竟冲上来扭住我的衣襟，呼喊英国巡捕。我就被捕了。”

我在写完本报需要的长篇访问记《艰难困苦：人生的学校》后，根据这些勘误忆述又写了一篇短文《(西行漫记)中的吴亮平》，给《文汇报》发表了。

第二番感受是：倘若真正卓然成家者，倒是来得个谦虚而率真，交往时大可不必紧张。1980年代在上海，从周谷城、施蛰存、金性尧等老人家到戴厚英、邓伟志、赵鑫珊等中年人，去电提出上门组稿，答复无一不诚恳，相见交谈，态度无一不谦和。那时年轻不懂事，相熟之后有时竟也会“命题作文”，让有的老先生放下手头专业研究来给我们“打工”。比如施蛰存先生当时兴趣已转到词学，却为我上门邀约的“如何自学古汉语”一题，查了书，花费了很多工夫――现在回想真有点过分。还有的学者已经担负高级领导职务，如夏征农、陈沂分别为市委书记、副书记(当时有第一书记)，但是，“将军本色是诗人”，他们对于上门组稿或交谈文化问题照例饶有兴味。我最初是在1980年，经由新四军苏北根据地建设大学教员高志超介绍，向夏老(他当初为建大校长)邀约写青年人如何业余学习的文章，因为他1930年代在上海和艾思奇、柳浞开设的《读书问答栏》曾经影响颇大。他的《谈自学》上、下篇写得既快且好，分两期发表。文章产生了影响，以致《浙江日报》也来电要我帮他们向夏老约一篇同题材的。让我感动的是，限于版面，有几次夏老的长文章经我们删节后发表，他也不以为忤，只提出将原稿还他，以便日后完整收入文集。并且每一回信件往返，他都自己动笔，不劳驾秘书，显示出对编辑的充分尊重。

采访名家，常会于不经意处观照他们脱俗、本色的精神境界。1990年代，曾彦修(严秀)有好几年来上海过冬，常会将我找去，在他的复兴西路临时寓所聊一回天。渐渐的，我就得知，他每次来，就是乘坐硬席卧铺而已，还是自费购的火车票。写字桌上的台灯，塑料灯罩已经破了个显眼的大洞，也任它去。须知1950年代他已是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八级高干了，复出后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刘靖基，大实业家，又是高官，1980年代初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也是如此俭朴。当时去医院采访他，见他床边橱上搁着的香蕉都已经是黑皮了，照样吃，还坦然招待来客。1982年3月，胡申生(当时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和我在《解放日报》合作发表特写《名家钦佩的无名人》，反映的是工行淮海中路一储蓄所员工的优质服务。起因是在该行的表扬本上，留下了微生物学教授陈驹声、昆剧团团长俞振飞、电影导演刘琼等诸多名家对于营业员的好评，有的还提供具体情节。在我们进一步采写详情时，他们对无名人的善行一一回忆、描述，不厌其烦。近来翻阅昔时私人资料，找到刘琼当年为寄还小样而写来的短函，以热情言词赞美几位营业员。如此受恩莫忘，如此“平生不解藏人善”，令人感到一种深厚的传统美德修养。

真正境界高尚的名家，往往言辞也格外率真。1987年，我应主持《法律咨询》杂志的周修睦之约，写过一篇通讯，反映戴厚英为德国汉学家马汉茂撰写《人啊，人!》德译本“结束语”而生的论争。采访中，又得悉人家德国出版社为《人啊，人!》德译本新书发行请她走了西欧好几个国家和城市，出席与读者见面会，但是接待方式令人尴尬。戴大姐真是快人快语：　“我是不怕坍台的。不想明明受了气，回来又讲什么‘在外国人家招待得多么多么好’。一路上，那家出版社为了节省费用，都是请各地的作家接待。接连几家都是腾出一个小小的玩具间，在里面安上一张床，就完了。而且，里面的玩具也不撤走，只是往墙边上挪一挪、堆一堆，就让你与玩具住一块儿。我憋不住说了，说怎么客人就是睡玩具间的?可人家回答，在你之前，中国作家某某人、某某人住过我们家，都住玩具间嘛。”‘：我想，既然作为邀请来的远方客人。就理应正式让我住旅馆。这倒不是求舒适，而是争一个中国作家应有的体面。”她的结论，振聋发聩：　“过去总以为不受侵略、不遭奴役，就叫做‘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现在我是痛感：只要一个国家在经济上不发达，她的儿女仍然不可免地会受那些恃富而骄的人的轻视。经济是基础啊。现在我才算真正体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了。”如此的“采访边角料”，不可轻弃，衍生产品《一名女作家的海外观感――“中国人还没有真正站起来”》嗣后就刊登在《解放日报》上了。

第三番感受是。名家有社会影响，且多真知灼见，媒体人理该格外重视。媒体人多博识，却往往失之于宽泛乃至有点浅薄，我们当有自知之明。作为一行一业的翘楚，人家穷年累月“沈浸酿郁，含英咀华”，其见识也自“出乎其类，拔乎其粹”，为我们所难以企及，访谈之、绍介之，理所当然。《解放日报》老总编陈念云说过“名家文章不能当饭吃，但要当菜吃”，可谓经验之谈。

名家不但精于专业知识，而且往往眼界开阔，具备通识。1991年，为“九十年代上海人”讨论而采访两院院士李国豪时，他指出“现在有一种倾向，对有眼前利益的横向课题兴趣大，对纵向的、需要多年努力才会见效的重点课题积极性不高”，一语中的，就是在今天依然不失其先知的光芒。

“登高而招，见者远。顺风而呼，闻者彰。”我还以为，即使是一些普及性的社会道理，由名家结合实际道来，效果会呈倍增效应。心理学家哈夫兰特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由两个人分别向两个测试组讲授同样的新观点，却说第一组的讲授者是德识俱佳的专家，第二组是普通人讲授。结果，前一组信从的比例为后一组的三倍。1980年顾潜(当时在复旦校办工作)和我采访苏步青，主题是围绕本报“当我年轻的时候”这一新开栏目。随着老人家娓娓道来，我们迅速提炼主题，最后定在“读小学时我得过倒数第一”。这位早已满头飞雪、不仅他自己而且他培养的学生都已驰誉中外的大学者，当年却是浙江平阳县一个天真无邪的小顽童。他回忆道，先在乡下念了三年私塾，随后又上一百里外的县城小学去住宿读书。“我那时可是够顽皮的。住宿在学校里，父母管不着，还理它什么功课不功课，只知道玩!从乡下到县城，什么都是新奇的。在街上第一次看到人家吃包子：怎么面粉中间藏着肉和菜?真有趣。没钱买，就拿自己在学校里用膳的饭菜票换了钱来买。结果学期没结束，我的饭菜票就光了。还有，烧水的老虎灶，也是乡下没有的。我觉得奇怪，哪来那样一口大锅，可以烧那么多的开水?有一次我竟拿只鸡蛋凿了个洞，丢进老虎灶，看着蛋清蛋黄流出来，在开水中凝成蛋花。气得烧水师傅跑过来要揍我。就这样，玩啊、闹啊，一连三个学期，我都得了‘背榜’。”“背榜”者，倒数第一也。抚慰学习上暂时落后者，鼓励后来居上，大概不算新鲜课题。然而，以苏步青由顽童到大师的巨大落差，并由他

本人出面来勉励青年人“一时落后了，不要怕。后来居上，历来都有”。“只要花出极大的努力，经受艰巨的考验，具备一定的条件，人人可做苏步青，而且超过苏步青。这是一定的。”谆谆告诫，真诚提醒，可谓警世文字。

与名家打交道，通常收益明显，却也不能照单全收。这就是感受之四：某些名家个性强，牢骚不少，甚至跟同阶层人物有点矛盾，有些历史恩怨。1979年初春，黄京尧(当时为《解放日报》理论部领导成员)、章智明和我一起采访一位中央老领导的夫人。她很早就跟集团斗争，此刻蒙冤十余年刚出狱，受到社会各方关注。她谈话极为坦诚，既批判从前“左”的路线对自己的迫害，也如实检讨自己有的抗争手法欠妥。这些内容极好，无疑都可以发出。可是她还讲到某位依然身居中央某部领导岗位者当年如何与查抄她家沾边，她最近又如何跟他清算，追查一件珍贵藏品。精彩是当然的，却只能予以部分回避，嗣后刊登于《青年一代》的采访文章未将此次采访内容全部推出。媒体人不是调查员、调解人，对有些高层面且私人意味甚浓的矛盾只有采取不介入方针。我采访过一位大科学家，还是院士，听他回答访题时突然扯开，谈及过去一次重要的招投标明显偏袒，将他的创意结果转给另一位年资较低的专家(后来也当上院士)。兹事体大，涉及专业，颇难厘清。凡此种种，谈话时不可打断，否则失礼；写作时却不可依葫芦画瓢，否则就催化矛盾，导致两座大山碰撞了。

感受之五则是：名家也是人，他们也会出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名家看待历史和现实，观点未必一概准确无误。尤其在记忆上，代久年湮，印痕淡化，准确度难免因人因时而异。何况有的学者大家年寿已高，记忆力严重衰退。我曾经两次拜访一位著名老学者，深感其为人谦和，知识面宽广，敢说真话。而且为我们写稿很是认真，对于我们斗胆删节也是大肚能容。但是有一回访谈中，他突然说起：“我和鲁迅经常交谈哟。”这可是闻所未闻，马上问：　“你们在何处交谈?”“在内山书店呵。”我回来即查了鲁迅日记的有关部分，全无他的记载。究竟是鲁迅漏记了，还是他老先生误忆呢?反正我是不敢动用这段“鲁迅轶事”的。

不可我笑人，却防人笑我。经验就是一条，采编工作永远跟“懒汉思维”绝缘，切忌“都是随人道短长”，注定“只眼须凭自主张”(两句均为赵翼诗)，落笔务须三思而行。即使面对名家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