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功能主义”文本分析法在德汉科技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时间:2022-09-16 06:47:52

试论“功能主义”文本分析法在德汉科技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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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下,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都致力于打破文化、语言及思维上的壁垒,在经济、贸易、技术领域加强合作交流。这一发展趋势也对各种类型的翻译(文献编译、合同翻译、陪同口译、同声传译等)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数量及质量上的要求。因此,合格译员的培养日渐成为大学外语系及各类培训机构教学工作的要点。对于德汉译者的培训而言,科技文献的翻译训练又应当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因为我国在机械、电器、汽车制造等行业可借鉴德国经验之处尤多。作为一名主讲“科技翻译”的德语教师,笔者认为“功能主义”翻译学派的理论十分适合德汉科技翻译教学,值得介绍推广。

一、“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应用于德汉科技翻译教学的可能

德国“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德国女学者莱斯(K. Reiss)提出的基于文本类型学的翻译策略甄选法,经莱斯的合作者、美因茨大学翻译学教授弗米尔(H.J. Vermeer)的“翻译目的论”及女学者曼塔利(J. Holz-M ntt ri)的“翻译行为论”发展为比较成熟的体系,又通过译员培训专家诺德(C. Nord)以英语撰写的理论总结及大量教材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强烈反响。顾名思义,“功能主义”翻译学派格外重视对翻译文本在目的语境中“功能”(或曰“目的”)的研究,认为这一功能的顺利实现比孤立地忠实反映源文本意图或形式更为重要。在这一流派看来,译文虽需与源文本关联协调,但其自身也可在特定语境中具备独立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神圣原文”的束缚。据此,“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将确立目的文本的功能排在了翻译工作的首位,把与客户(翻译任务委托者)的沟通视为译者工作的基础及出发点。

“功能主义”理论因其倡导者皆有长期译者培训经验而与翻译教学结合紧密,操作性较强

。西方研究者普遍认为,该理论对文本功能及类型的划分有过分简化之嫌,因此在文学翻译领域适用性有限。但是对于各类功能较为单一、文体特征显著的应用文,“功能主义”却能提供十分有效的翻译指导,所以尤其适合成为特定专业领域译者培训的理论依据。

“德汉科技翻译”在我国应用技术类本科院校德语系中主要被定为高年级学生的限制类选修课,其授课目标通常为提升学生的技术翻译水平,培养服务于特定行业的译员。但这门课的其实际授课效果却往往与预设目标相去甚远,个中原因较为复杂。除了新编教材相对匮乏、学生语言能力及科普常识都较薄弱之外,落后的教学模式也对“德汉科技翻译”的授课效果制约颇多。据笔者观察,一部分翻译教师沿袭了始于词句讲解,终于作业评价的传统教学法,授课形式与“高级德语”或“德语阅读”无异,只介绍微观的词类、句型翻译策略,不推广宏观的语篇、读者接受及跨文化交际视角,向学生传授的翻译法跟企事业单位中译者的工作严重脱节,不利于学生毕业后融入职场。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德汉科技翻译教学中采取实践性极强的“功能主义”理论,除了培养单纯的语言应用能力外,也将对文本分析、文本编辑、客户沟通等实用能力的训练整合进授课内容。

“功能主义”理论在大学德汉科技翻译教学中的应用可能性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学术界十分认可功能主义对实用文本翻译的指导,而常见的科技文献基本全部属于实用文本;二、功能主义强调翻译目的的确定性及翻译情境的真实性,而开设“德汉科技翻译”课程的大学基本都具有一定行业背景,因此可以为课堂练习提供大量真实且新鲜的翻译材料,还能一并附上翻译委托人及译文使用者的要求,有利于教师在课堂内模拟译者的实际工作环境。同时也可邀请校内“双师型”技术人员(非语言教师)从可用性、合规范性等角度点评学生作业,使译文的评判标准包含更多的语外因素。

以下,笔者将主要从文本分析角度介绍“功能主义”理论在德汉科技翻译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二、“功能主义”文本分析简介

“功能主义”文本分析的主要提倡者克里斯蒂安娜·诺德是一位曾任教于欧洲多所大学翻译系的德国女学者,她教学经验丰富、理论著作等身,影响广泛,是“功能主义”翻译学派的重要旗手。诺德认为,“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能“给应用文本及文学作品的翻译戴上一顶理论性—教学法的帽子”(Nord 1993: 8)理想的译文应当同时符合两项要求:“功能性”(Funktionsgerechtigkeit)与“忠实性”(Loyalitaet)。也就是说,相对于原文,译文虽可以拥有一定的自由度,但译者的翻译行为也必须受到先定的、基于文化规范的译文接受者期待的约束(Nord 1993: 17)。

在诺德的大量著作中,介绍文本分析方法的内容占到了很大比重,体现了她对这项工作的重视。诺德指出,译者对原文本的精确分析不仅有利于加深理解,还能为翻译工作铺平道路。文本分析的对象主要为两类要素:一类为文外要素(Textexterne Faktoren),即文本所在的交际情境包含的文化要素;另一类为文内要素(Textinterne Faktoren),即文本本身所包含的语法及语义要素。

文外要素主要来自交际情境。在分析这类要素的过程中,译者主要应当设法回答以下问题:文本撰写者是谁?文本传播者(Sender)是谁?传播文本的目的是什么?文本接受者是谁?文本的传播媒介是文字还是声音?文本产生的时间地点为何?通过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译者将逐渐确定文本的目的。与其他一些译学研究者不同,诺德十分注重对文本撰写者生平及写作特点的研究,还强调要将文学类文本的作者和叙事者严格区分——前者属于文外要素,后者属于文内要素。对于“文本传播者”这个相对冷门的概念,诺德下了如此定义:“文本传播者是出于交际目的而传播文本并企图达到某种目的的个人(或机构)”。文学类文本的传播者与撰写者通常是同一对象;而应用类文本的撰写者通常并不具名,因此对文本传播者的分析就尤为重要。根据传统的语言学理论和莱斯的“文本类型学”,诺德将文本的传播目的归结为四种:描述(刻画或报告某一事实)、表达(传播者表白自我或陈述观点)、呼吁(希望文本接受者做某事)、交往(建立或维护与文本接受者的关系)。文学类文本的传播目的较难界定,一般要通过译者对撰写者生平、作品和文学史进行研究来把握;应用类文本的传播目的通常是约定俗成的,可按文本类型(说明书、广告、邀请函等)确定。文本接受者的身份特点也应该是译者分析的对象,在研究过程中,译者尤其要注重原文接受者与译文接受者身份的异同。文本撰写或传播的时空要素是文本历史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在撰写者的文风上留下印记,对接受者的理解造成影响,这类要素可以从文本的出版信息或作者生平中获知。通过将关于文本撰写者、传播者、接受者、媒介、产生时间、产生空间等众多信息结合在一起,“文本在具体(生成/接受)情境中的交际功能”就能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Nord 1995: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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