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非规范和感性―理性视角下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研究

2019-09-16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摘要: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从电子废弃物的规范回收和非规范回收、感性回收行为意向和理性回收行为意向的视角,实证研究了子废弃物的回收行为意向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感性回收行为意向本质上属于规范回收导向,理性回收行为意向反映非规范回收倾向;回收态度、回收知识、回收形势感知等变量影响电子废弃物的感性回收行为意向,与理性回收行为意向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主观规范影响回收态度;情境因素既直接影响回收态度,也调节回收态度对感性回收行为意向的影响。

关键词:计划行为理论;电子废弃物;规范回收;非规范回收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3.29

中图分类号:F713.2;X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3-0135-04

Abstract: Based on the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from the standard and nonstandard recycling perspective as well as the emotional and rational recycling behavior intention view,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ewaste recycling behavior intention and its factors. The result shows that emotional and rational recycling behavior intention belongs to standard and nonstandard recycling orientation respectively. Variables such as recycling attitude, knowledge and situation perception influence emotional recycling behavior intention and have no casual relation with rational recycling behavior intention. Subjective standard affects recycling attitude. Situational factor can directly affect recycling attitude and adjust the recycling attitudes influence on emotional recycling behavior intention.

Key words: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ewaste; standard recycling; nonstandard recycling

提升电子废弃物回收利用效果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与区域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1]。但我国同时存在规范回收和非规范回收两种形式[2]。其中,非规范的个体回收商是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置的主体,它们缺乏电子废弃物拆解、处理技术,处置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相反,有能力对电子废弃物进行专业处理的规范回收企业却因回收不到足够的电子废弃物而长期停工。为鼓励电子废弃物流向规范回收处理企业,国家从2012年开始实施拆解补贴。在一系列政策带动下,虽参与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的规范回收企业明显增加,但其回收的电子废弃物仍不足总量的60%[3]。为此,本文将通过辨析规范回收和非规范回收两种形式,并在审慎处理电子废弃物回收的理性行为意向和感性行为意向的基础上,研究居民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

1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1.1 理论基础

在社会行为领域,一个有影响力的理论框架是计划行为理论(TPB)[4,5]。TPB已被成功应用于行为研究的多个领域,并且绝大多数研究证实它能显著提高对行为的解释力与预测力。TPB目前不仅广泛应用于废弃物回收行为研究[6],在电子废弃物回收领域中也经常被使用[7]。

1.2 研究假设

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模型中,个人决策受利己动机的驱动。但也有实证研究却表明,更多的人们自愿提供这些公共产品[7]。对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人通常是受到道德压力,而不是纯粹的自我利益[8]。可见,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行为主体的行为意向存在理性行为(实际做什么)和感性行为(应做什么)的区别。大量实证研究证明积极的回收态度对回收行为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现有文献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给出一致的研究结果[9]。为此,可假设:

H1a:电子废弃物的回收态度影响感性回收行为意向;

H1b:电子废弃物的回收态度影响理性回收行为意向。

通常,居民拥有的电子废弃物本身及其对资源环境影响方面的知识越多,其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应越强。类似的,居民感知到的电子废弃物回收利用所面临的形势越严峻,其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越明显。正如许志端指出的那样,居民对目前的环境状况越悲观,将促使他们更加支持环保政策和行为[10]。于是,可假设:

H2a:电子废弃物的回收知识对感性回收行为意向有正向影响;

H2b:电子废弃物的回收知识对理性回收行为意向有正向影响;

H3a:对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形势感知影响感性回收行为意向;

H3b:对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形势感知影响理性回收行为意向。

主观规范对回收行为的影响有很大不确定性。一方面,其对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影响已得到研究支持。如,在蓝英的研究中,主观规范对电子废弃物的回收行为有显著影响[11]。但在其他情况下,其影响甚弱,这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如此。故假设:

H4:主观规范影响电子废弃物的回收态度。

对于知觉行为控制变量,蓝英认为,可将其分为内外两种因素[11]。内在因素包括缺点、技巧、情绪等;外在因素包括资源、机会、障碍等,属于情境因素范畴。Linda指出,情境因素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被态度因素中介[4]。同时,它还可调节态度等动机因素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考虑到知觉行为控制变量外延的复杂性,本文使用相对更明确的情境因素变量,并假设:

H5:情境因素对电子废弃物的回收态度有正向影响;

H6a:情境因素调节态度对电子废弃物感性回收行为意向的影响;

H6b:情境因素调节态度对电子废弃物理性回收行为意向的影响。

根据前述假设,形成了本文研究的概念性框架(图1)。

2 问卷调查与检验

2.1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为峨眉山市。

2.2 问卷设计

以计划行为理论为理论基础,并借鉴相关研究[6,7,10,12]设计问卷。包括变量和社会人口属性两大部分。变量包含电子废弃物感性回收行为意向、理性回收行为意向、态度、主观规范、情境因素、回收知识、回收形势感知共23个因素,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进行测量。社会人口属性包括性别、年龄等6个指标。

2.3 问卷调查

为提高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问卷在部分大学生中进行了初测,根据测试结果和个别交流修改后形成正式调查问卷。正式调查在2014年9月完成,调查对象为峨眉山市城市居民。调查方式是随机从该市小学中选择学校和班级,并将印制好的问卷发到调查对象班级的学生,由其带回家交给家长填好后交回班级,再由调查人员统一收回。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872份,收回840份,回收率为96.33%。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768个有效样本。分析表明,样本基本情况与实际吻合,具有较好代表性。

2.4 信度与效度检验

数据检验与分析采用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包。为评价调查问卷的内在信度,采取Cronbachs α系数进行度量。结果表明,样本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61,大于0.7;各变量与总分的相关系数都在0.5以上。效度包括内容效度与建构效度两种。采用专家判断法和重复测试法确保了问卷的内容效度。对建构效度,用因子分析法加以检验。结果显示,KMO检验值为0.847,远超过0.7;Barrletts球形检验中,X2统计量为4668.132、显著性水平为0。

3 数据分析

3.1 因子分析

为简化影响因素并实现降维目的,对回收知识、形势感知、态度和情境因素、主观规范等变量所属因素进行因子分析。这5个变量都通过了KMO和Bartlett检验,且显著性都低于1‰、KMO值都大于0.7(表1)。同时,这5个变量所属初始因素都分别提取了一个主因子,方差贡献率均超过70%。这再次证明调查问卷质量较高。

3.2 多元回归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情境因素、主观规范与回收态度之间,以及回收态度、知识、形势感知与感性回收行为意向之间有显著相关关系。为检验前述假设,了解情境因素、主观规范对回收态度,以及回收态度、知识、形势感知与感性回收行为意向的影响程度,分别以情境因素与主观规范,回收态度、知识、形势感知为自变量,以与之相对的回收态度、感性回收行为意向为因变量,作多元回归分析(表2)。

由表2知,两个回归模型显著性都小于1‰。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主观规范和情境因素回收态度的直接影响,且情境因素对回收态度的影响要强于主观规范对回收态度的影响。由此,H4和H5得到研究支持。同时,回收态度、知识、形势感知对感性回收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其影响程度依次为回收形势感知、态度、知识。该结果也支持假设H1a、H2a、H3a。进一步以理性回收行为意向为因变量,回收态度、知识、形势感知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Sig.为0.45,远大于0.05,表明该回归模型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也即,回收态度、知识、形势感知对理性回收行为意向不具有影响作用。可见,H1b、H2b、H3b不成立。

3.3 情境因素的调节效应

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已明确回收态度对感性回收行为意向具有显著影响。为深入洞察情境因素在回收态度对感性回收行为意向影响中的调节效应,下面将情境因素作为调节变量继续实施分层回归分析和分组回归分析。作分层回归分析时,将回收态度作为第一层、情境因素作为第二层。结果表明,引入情境因素变量后,回归模型仍然显著。同时,R2系数等明显提高,回收态度变量的Beta值则明显下降。这证实了情境因素在回收态度对感性回收行为意向的影响中具有调节效应。当因变量改为理性回收行为意向后,无论是否引入情境因素变量,以回收态度为自变量的回归模型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H6a得到验证、H6b则被否定。为更好地理解情境因素变量在回收态度对感性回收行为意向影响的调节效应,下面考虑情境因素变量的具体因素,就回收态度对感性回收行为意向的影响做分组回归。结果表明,情境因素变量的4个具体因素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即分别只有选择“最赞成”的样本,态度对感性回收行为意向才具有影响作用,而且Beta系数均比前述用整体样本进行回归的Beta系数0.129都显著增加。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可得出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模型如图2所示。

4 研究讨论

回收态度对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的影响存在差异,它只影响感性回收行为意向而不影响理性回收行为意向。可将感性回收行为意向理解为存在于居民心中的某种“理想状态”,是未考虑自身利益下的一种选择。与理性回收行为意向关注直接和眼前因素不同,感性回收行为意向更关注间接、远端因素。也即,对一些居民而言,如不影响自己的根本利益,他们还是乐意选择环境更友好的规范回收方式;相反,如果涉及到自身利益,其回收行为选择要理性很多,这就是为什么在理性回收行为意向选项中,选择规范回收的样本大幅下降至43.0%,明显低于非规范回收。可见,感性回收行为意向本质上属于规范回收导向,而理性回收行为意向则更偏向于非规范回收。

主观规范本质上是个体感知到的做或不做某件事情的行为准则以及由此带来的压力,其来源具有多样性。从被调查对象选择结果的描述性统计看,“公民责任感”因素的均值最大,达到3.75;其次是“法律”因素的均值,为3.64;再次是“社会舆论”因素,其均值是3.48;均值最小的是“近邻”因素,只有2.92。该结果与其他一些研究结果似乎不一致。其实,这不仅不矛盾,反而相互印证。事实上,本文的研究结果已经证实主观规范对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不产生作用,只是影响回收态度,而且其影响强度也不高。主观规范四个因素的均值差异只是表明,在态度层面,相比“近邻”,其实居民潜意识更多的是受带有强制性的“法律”影响;“公民责任感”的均值最大,说明大多数居民还是意识到自己在资源环境问题上是负有道德责任的。

情境因素影响回收态度,表明如果达不到期望的条件,居民的回收态度就会改变。同时,虽然情境因素并不直接影响电子废弃物的感性回收行为意向,但却证实了其在态度和感性回收行为意向之间的调节作用。分层回归显示,情境因素的全部4个因素中,只有选择5分的样本,情境因素对电子废弃物感性回收行为意向才有显著影响。同时,从表3知,在情境因素中x择5分的样本,其感性回收行为意向均值都高于选非5分的样本。这意味着,对情境因素相关的回收条件要求越高的居民,其内心越支持电子废弃物的规范回收,故也就具有更强的感性回收行为意向。此外,在一些研究中,通常认为“上门回收”是影响大型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影响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社区回收”情境因素中,选5分的样本达到420个,占全部样本的54.69%。同时,表3的情境因素中,“社区回收”因素的均值最大,为4.17。这表明,“上门回收”虽然是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受上门回收的时间、频率等被动因素限制,居民更愿意选择社区回收方式。该结论也得到其他研究的支持[13]。除了方便性考虑,这还与社区回收的归属感[13]和社区压力[8]等因素有关。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存在感性回收行为意向和理性回收行为意向两个维度,既有文献研究中的回收行为意向本质上属于感性回收行为意向。考虑到感性回收行为意向的规范回收导向,而理性回收行为意向本质上反映非规范回收倾向。故在电子废弃物,特别是其中具有“高成本”特征的大型废旧家电的回收行为研究中,要避免高估感性回收行为意向对规范回收行为的预测作用。

回收态度、回收知识和回收形势感知影响电子废弃物感性回收行为意向,且与理性回收行为意向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意味着,不能用回收态度、回收知识和回收形势感知预测理性回收行为意向,更不能用其预测居民的规范回收行为。

主观规范不直接影响电子废弃物感性回收行为意向,而是通过回收态度发挥作用。情境因素直接影响回收态度,也调节回收态度对感性回收行为意向的影响。

5.2 建议

回收态度影响感性回收行为意向表明,居民“内心”是支持规范回收的。只要能够逐步改善规范回收条件,降低参与规范回收的各种成本,就可得到他们的支持。

对情境因素持不同态度的居民宜采取差异化策略。比如,对那些在回收态度上坚定支持规范回收但因回收条件限制而不能实施的居民,改善回收条件很重要;而对在回收态度上不认同规范回收的居民,如何通过增强其对规范回收的了解和重要性认识,改变回收态度就很关键。

主观规范各因素对态度的影响差异意味着,在中国推行规范回收,具有强制作用的法律要比周围其他人的影响更有效。从该角度看,完善相关法律并加强执法力度是必要的。同时,从对回收态度的影响可知,如何使居民成为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也有助于促进电子废弃物的规范回收。

居民对社区回收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兴趣”。因此,在今后的电子废弃物规范回收实践中,积极推进社区回收值得尝试和努力。

对感性回收行为意向的影响上,回收行为感知相比回收知识的重要性表明,宣传非规范回收产生的资源环境危机意识比宣传回收知识更有意义。

6 结语

研究结果仅部分支持TPB理论。将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意向区分为感性回收行为意向和理性回收行为意向的研究结果,不仅说明在回收行为研究中避免被不能反映实际情况的结果误导甚至“欺骗”的重要性,也提供了避免发生类似错误的可行方法。当然,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包括通过小学生家长填写调查问卷可能导致的样本代表性问题,部分讨论结果的证据充分性问题,以及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提供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的社会人口属性差异方面的分析内容等,需在未来研究中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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