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性语言学的文学鉴赏

一、两点理论性的说明 (一)、关于模糊性和模糊理论的重要性。 模糊理论和模糊语言学中的“模糊”决不等同于日常生活中逻辑意义上的“含混”、“不明确”、“含混不清”等等,它是新兴学科的科学术语。语言模糊性的研究催生了模糊集合论,正如美国模糊数学的创始人L•A•札德所说:“模糊集合论这个分支的起源是从语言学方法的引入开始的,它转而又推动了模糊逻辑的发展”。我国著名数学家汪培庄教授指出:“许多卓越的语言学家纷纷把自己的注意力指向语言模糊性的研究……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一个学科的范围。电子计算机在计算速度和存储功能方面远远超过人脑,但其智能水平对于人脑而言却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现有的计算机究竟在什么地方不如人的大脑?最重要的一个区别便是:人脑能够理解和执行模糊的语言,而计算机则不能。 深入研究和剖析人类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及人脑的运用功能,使之移植于电子计算机及其人工语言中去,是提高计算机智能的关键。这是与信息革命直接相关的重大历史课题。”我国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早在1993年就指出:“现在大家公认,21世纪将是语言学和生物学的世纪。语言学的研究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建设,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前途……当务之急就是要投资开展语言学的研究。对当前国际上一些流行的语言学学派,比如模糊语言学等等,都要认真加以研究。”[1] (二)、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北师大伍铁平教授 在上世纪80年代率先把模糊语言学引进我国,并作了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卓著,[2]他在专著《模糊语言学》中这样说道:“日本人素以引进外国理论并迅速将其运用于生产著称,从80年代初,日本多家大公司积极地投身于模糊理论的研究。1985年日本首先生产出技术上最著名的样品:仙台市用模糊计算机控制的地铁;接着日本将模糊逻辑运用于100多项新领域,包括模糊自动调档和防滑的煞车系统,模糊自动调焦的照相机,……美国也正在迎头赶上,正在设计一种模糊控制器以帮助宇航员在太空驾驶航天飞机;设计一种模糊计算机芯片,每秒钟能完成28600次模糊逻辑推导。”[3]由此可见,模糊性和模糊理论在推动世界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和提高社会生产力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本文旨在探讨词义模糊性及模糊理论对社会交际所起的积极作用以及在语言教学、修辞活动,特别是在文学鉴赏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二、关于词义的模糊性 词义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反映是概括的反映。 所谓概括,是指人脑的思维活动对某一类事物,某一类现象抽象出它们之间共同的、区别于另一类事物或现象的本质特征。换言之,词义对客观事物、现象的概括是经过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832005年第1期学术问题研究AcademicResearch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提炼的全过程。而这种抽象的、简单的、一般的东西,本身往往缺少明确的界限,只有一个大致的范围,这就必然使词义产生了模糊性。 词义的模糊性实质上也就是词义所概括的客观事物、现象、性状等本身界限不清在语言词汇系统中的反映。例如论及人的容貌“美”与“丑”就很难定出一个公认的精确的量化标准。古代文学作品中描绘女子的美,大都只能借助于映衬、比喻等来渲染美人的姿色,例如唐人崔护的诗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白居易《长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怎能不泪垂”,以及成语的“倾国倾城”、“天姿国色”、“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花容玉貌”、“冰肌玉骨”、“明眸皓齿”、“雪肤花貌”等等,这些诗句和成语虽然都比较形象,生动地体现了“美”这个概念,但是如果离开具体的文学表现手法作为“美”这个词的意义,依旧是没有精确的边缘的,其中也包含着人的主观性,同样一个人,一种事物,有可能张三觉得美,李四并不觉得美,否则俗话里就不会有“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一说法了。关于词义模糊性的例子,只要你留心观察,在日常生活中是俯拾即是的。 我国第一位引进模糊语言(含模糊词义)理论的伍铁平教授在他的专著《模糊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指出,在人类语言中,许多词语所表达的概念都具有模糊性。“夜间”、“白天”、“早晨”、“上午”、“中午”、“下午”等都是具有模糊性的。“早晨”同“上午”、“下午”同“傍晚”、“傍晚”同“夜晚”之间都很难找到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就是这样一条模糊界限,在不同语言之间差别还很大。说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人所理解的‘早晨’的下限一般到8—9点钟,欧洲许多语言中从黎明一直到上午11点或12点以前都可以称作morning(英)”[4]难怪乎英美人士到了接近午餐时间还用goodmorning互相打招呼。汉语的“傍晚”,是指“临近晚上的时候”,也是个相当典型的模糊概念,首先要确定“晚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是下午五点、六点,还是七点开始?这个切线是很模糊的;其次,假设这个切线是下午六点钟,那么“临近”也是个模糊概念,是从下午四点钟算起,还是五点钟算起等等,这第二条切线的起点也是相当模糊的。有人认为“中国人所说的‘傍晚’只能到天黑以前”[5]这种说法和《现代汉语词典》对“傍晚”的释义“临近晚上的时候”本质上说是一样的,是精确的,具有概括性,正因为有概括性,所以必定具有有模糊性,非模糊不能成其概括,因为“傍晚”这个时间概念本来就没有十分明确的界限,再加上中国疆域辽阔,全国各地“天黑”早晚的时间不可能完全一致,即使是同一地方不同季节天黑的时间也会有所变化。#p#分页标题#e# 三、词义的模糊性和言语交际 词义的模糊性是否会影响社会交际的正常进行呢?不。词义的模糊性并不会成为言语交际中的消极因素,它不但不会影响语言的社会功能,相反,在人们的社会交际活动中会产生积极的协调作用。 因为词义的模糊性就好像学校里给学生评定的学习成绩,有“优”、“良”、“及格”、“不及格”,一般说来,很难确定这几个等级之间的确切界限。一个词的意义所概括的事物或现象大致有个范围,其核心部分是明确的,凭着这一点,人们就可以把甲事物(或现象)同乙事物(或现象)区别开来。譬如“上午—下午—晚上”,虽然边缘部分缺少明确的界限,但是词义所要概括的核心部分,即大体范围是明晰的、清楚的,是人们注意的重心,是便于给现实现象分类的,从而能够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同时,词义的模糊性使词义所概括的事物、现象往往没有明确的界限,这一点对交际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每个词的意义都有确切的界限,丁是丁,卯是卯,那样社会交际必将寸步难行。例如,如果确定一个人身高要达到1.75米才算“高”,岂不是要让说话人带一把卷尺,把人的身高量出一个精确的数字之后,才能说某人是“高”,还是“不高”,或是“矮”的?又如“老”一词,《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释义是“年岁大(跟‘少’或‘幼’相对)”,这里年岁大的“大”也是个模糊概念,多少岁才算“年岁大”,词典不作明确规定是有道理的。有人认为六十岁算年老(男性退休年龄),那么差两个月六十岁,乃至差三天六十岁就不算“老”,非得等到满六十岁才算老,那样,交际的进行就相当困难了。我们在报刊杂志上不是常常看到这样的词语———(某某人)“五十开外的老人”吗?有些地方旧俗以男人五十岁、女人四十五岁为“上寿”(达到寿数),意谓人若在这样的岁数死去就不算夭折了。俗语还有“年满半百,半截入土”的说法,也说明在旧风俗、旧观念中五十岁就算“老”了。“老”(衰老)是一种生理现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但应该说这种现象本身也是没有明确的界限的,它随着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制度、生活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换言之,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可见对“老”不可能人为地定一个绝对精确的界线,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那是国家为了行政法规的实施而制定的。就是这种规定,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职业、不同工种也会有所差异。词典对“老”的释义体现了客观现实现象的这种模糊性,所以说它是精确的,能够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事物和现象的称谓与表达的需要。 词义的模糊性不仅使词———语言符号能产生较强的概括性和灵活性,使之灵巧而便捷地服务于人们的社会交际,而且便于语言教学、词典释义,以及造成修辞上的表达手段,增强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语言表现力。譬如,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常常遇到“半”字的释义问题,词典释义是“二分之一;一半”,看起来似乎是比较精确的,其实也是个模糊概念,特别是在语用的场合(包括构成成语和作家创作等),例如“下半旗”中的“半”,并非“二分之一”、“一半”所能解释的,而是“先将国旗升至杆顶,再降至离杆顶占全杆三分之一的地方”(《现代汉语词典》)。诗句“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杜甫《赠卫八处士》)、“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白居易《琵琶行》),前者“半为鬼”是说“故旧亲友大半死亡”[6],这和后者“半遮面”的“遮面部分”都不可用“二分之一”,或“一半”这样明确的界限去衡量,去界定,其中都存在着词义的模糊性。同样,“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半”也存在这种模糊性。又如四字语式中的“半信半疑”、“半推半就”等等都是如此。类似这样的语言现象都只能用词义的模糊性和模糊理论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7]四、词义模糊性的修辞功能及文学鉴赏价值词义的模糊性还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模糊词语的模糊性质及其在修辞活动中的意义和文学作品鉴赏的价值。“由于日常生活用语中模糊词语很多,以致精确的数字语言一旦进入日常生活用语之后,不少都变成了模糊语言。例如‘三寸不烂之舌’中的‘三寸’就是从精确词变为模糊词,因为舌头不能准确到恰好是三寸长。汉语的‘一’、‘三’、‘百’、‘千’、‘万’等数词在诗歌和成语中用得很多,经常用来表示模糊概念。”[8]在古代汉语里“三”和“九”往往不是具体的、精确的数字,而是泛指数量之多。例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此外,精确词的模糊概念还可以解释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中看来似乎不合逻辑的词语运用问题,例如,开会时有人说:“我也来说两句……”,其实他一说起来就滔滔不绝,海阔天空,一说就是近一个小时。 这里“两句”就是从精确词转变为模糊词,其特点是以少代多;也有以多喻少的,例如《千家诗》是旧时“家传户诵”的一种幼童启蒙读物,取名“千家”,琢磨起来有些吓人,因为全书收诗仅二百多首,入选诗人也不过数十人,何来“千家”?这应该说也是数词的模糊性在起作用。又如“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出塞》诗),有人认为“事实上玉门关外还是有春天的”[9],何以说“春风不度玉门关”呢?通常说法是修辞和逻辑发生矛盾时,后者服从前者。从模糊语言学看,特定语境使动词“度”在肯定和否定之间产生模糊性,由逻辑意义上的“度”向修辞意义上的“不度”过渡,从而造成修辞上的“夸张”辞格,在人们想象中古代玉门关以外,一片荒凉地带,人迹罕至,荒无人烟,简直是连“春风”也“不度”“玉门关”了。此外,数词运用中的“权变”现象,例如以约数代实数,以及数词的虚指用法等也都是词语的模糊性质在起作用。脍炙人口的唐诗选本《唐诗三百首》,实际上收诗三百十首,司马迁《报任安书》:“《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中说(《诗经》)“三百篇”,实际上是三百零五篇。[10]曾经有一位中学老师拿《木兰辞》中说到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时间前后不一致的句子来问笔者:该如何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语言现象———“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一处说是“十年”,另一处却说的是“十二年”,该如何解释呢?其实,作为文学作品,这里并没有矛盾,传统说法是以定数代不定数,是一种借代的修辞方式。从模糊语言学看来,是精确词表示模糊概念,从而构成修辞上的借代用法,极言木兰代父从军、效命疆场时间之漫长。#p#分页标题#e# 模糊词语还可以构成修辞上的婉曲辞格,表达委婉的思想感情,因为委婉往往是建立在词义的模糊性基础上的。例如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诗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明明说的是唐玄宗的故事,却要托词“汉皇”,明明是唐玄宗纳自己的儿媳妇、寿王之妻为贵妃,白居易在《长恨歌》里却说“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把杨贵妃美化成纯洁的少女,这就是修辞上的婉曲手法,有意不直接说明某事物,用婉转的语言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古人对于君父尊长的所作所为不敢直说,只能委婉曲折地来表达,所谓“为尊者讳”。白居易在创作《长恨歌》的时候,虽然安史之乱早已过去,但他毕竟是唐朝人,所以创作的时候还是委婉一些的好,他的委婉说法也是建立在模糊语言的基础上,“汉皇”、“人未识”等精确词语变为模糊词语。以上所述都说明了词义的模糊性可为文学作品中修辞婉曲手法的运用奠定基础,并开拓广阔的语义领域。总之,模糊语言和词义的模糊性在帮助人们正确理解与鉴赏文学作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除了以上所述,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词义的模糊性和模糊理论可以帮助人们领悟诗人、文学家在创作时锤炼词语的“得体性”。 吕叔湘先生在王希杰著《汉语修辞学》(北京出版社,1983)《序》中,在充分肯定该专著学术价值后指出:“我觉得稍微有点不足的是作者忘了说明有一个原则贯穿于一切风格之中……,这个原则可以叫做‘适度’,又可以叫做‘恰当’。”吕叔湘先生所说的“适度”、“恰当”,主要就是指文学作品中词语运用的“得体性”,“得体性”是当代修辞学的最高原则。[11]词语的运用贵在“得体”、适度”、“恰当”,而不在于堆砌词藻;搜索枯肠,标新立异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古人对词语的锤炼(即“炼字”),目的在于寻求恰当的词语,以便生动、贴切、形象而新鲜地创造意境和表达思想感情。所谓“一字未安,绕室终日”,就是这个道理。模糊语言和词义的模糊性为词语锤炼的“得体性”提供了选择与恰当运用的可能性。例如“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沁园春•长沙》)其中“翔”字本指“飞”、“盘翔地飞”(《现代汉语词典》),由于词义的模糊性,在语用的特定场合作者完全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作词语搭配上的灵活处置,打破空间局限,将天空和水里两相贯通起来,“鱼翔浅底”显得新鲜活脱,形象而逼真地描绘出水底游鱼自由自在的令人羡欣的游姿,别有韵味,并配合“鹰击长空”句,使景物描写从上到下,从空中到水里,浑然一体,自然而贴切地融入“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画面中,让读者如临其境,收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又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诗)这里“横”、“侧”、“远近高低”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词语,这些模糊词语由于运用恰当、“适度”、“得体”,就像“出水芙蓉去雕琢”,别具一格地描绘了庐山的形象,表达了作者身处庐山中的感受,从而在深层次上揭示了一个哲理:只有不被各种表面现象所迷惑,才能真正了解事物的真相。这是一首传诵千古的说理诗,[12]给读者以艺术上的享受,又可获得哲理上的启迪。 (二)词义的模糊性使词语在语用中的意义,即语境义(或曰言语义)往往比词语的词典义(即语言义)要丰富得多,因而便于作家利用模糊词语或精确词语的模糊概念来创造意境,表达情感,从而产生强烈的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例如①“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瓜州夜泊》诗),②“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陆游《沈园》诗)。这里例①和例②的“绿”字作为颜色词,也是模糊词,[13]然而这两个“绿”字所透露出的色彩和思想感情却是截然不同的,例①的“绿”是暖色的,鲜明地表现了春到江南大地换上新装时一派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例②的“绿”,则是冷色的,人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到沈园旧地重游时,思念前妻,缅怀往事,心中无限凄伤的思想感情。模糊词“绿”,虽然所描写的也是春天的景物(“春波”),然而所透露出的色彩却是暗淡的,落寞伤感的,从而抒发了作者心中无限沉痛和怅惘的思想感情。 (三)词义的模糊性如前所述由于其所概括的客观事物、现象的核心部分是明晰的、清楚的,是便于给现实现象分类的,而边缘部分则不是很清晰的,往往没有一个精确的界限,这样,在文学作品中,模糊词语的恰当运用,可以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往往言有尽而意无穷,让读者获得艺术上的享受。 例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其中“前”、“后”两个反义的模糊词对举使用[14],由于语言对称机制的作用[15],“前”、“后”这两个模糊词发挥了更好的作用,给读者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和回味的余地,在历史事件的时间跨度上产生了很强的灵活性,“前不见古人”中的“古人”既可以理解为战国时代的燕昭王,也可以是既指燕昭王,同时也前推及“古代的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们不必十分拘泥”,[16]所谓“我们不必十分拘泥”正是由于词义的模糊性使之然。《三国演义》中写诸葛亮祭拜周瑜时“祭文”中有这样两句“始不垂翅,终能奋翼”,“始”、“终”这两个反义的模糊词对举使用,囊括了周瑜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让读者仿佛看到青年儒将周瑜一生奋斗不息的身影(雄姿英发)。又如“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李煜《虞美人》)这里的“朱颜”,精确词语的模糊概念,增强了表意的灵活性,丰富了语境义,它既指“红润的脸色”(意谓如今变得憔悴了),也指故国宫殿的面貌(意谓不幸江山易主)。#p#分页标题#e# 正如清•王运所指出的“朱颜本是山河,因归宋不敢言耳”[17]。“朱颜改”和末尾两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几多愁”,其中“愁”(愁绪)这个抽象无形的模糊概念相互映衬,相互配合,形象而逼真地抒写了词人胸中忧愁的无涯无际,读之令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