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湖北省经济增长研究

摘要：从湖北省1991-2010年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出发，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VAR模型、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动态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方法，研究湖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长期均衡，相互促进，但在滞后期湖北省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不显著。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本省金融水平的发展，达到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短期相互促进的均衡状态，将是今后湖北省工作的重点。

关键词：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VAR；脉冲响应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1005203

1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湖北省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GDP从1990年的824.3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5806.09亿元，与此同时金融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所有金融机构存贷款同期的1139.33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5704.89亿元，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金融资产大幅增加，金融系统逐渐健全，为湖北省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最早追溯到Schumpeter（1912）的研究，他认为发展较好的金融系统为创新型企业提供了融资，进而促进了科技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经济发展。其后很多学者只进行了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很少进行实证性分析。但自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提出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以来，经过金融理论界共同发展完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逐渐成为经济学家们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焦点。国外学者针对两者关系进行大量研究：king和levine（1993）发现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先导因素。Arestis和Demelriades（1997）研究发现美国与德国银行发展对经济的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在美国没有足够证据显示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效应。Hassan，Benit（2011）根据区域划分选取把发展中国国家依据经济综合实力划分问几个区域，利用面板数据得出结果。显示多数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在最贫穷的两个区域显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健全的金融系统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近年来针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不断出现，但由于采用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陈国伟，张红伟（2008）利用多项金融指标建立回归模型并运用了VAR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韩廷春（2001）通过建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有关数据得出金融深化理论与利率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不能只追求金融发展与资本市场的扩张，应更加注重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周立，王子明（2002）通过1978-2000年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一个地区若没有健全的金融系统对其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利，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是经济增长的必经之路。闫丽瑞，田翔宇（2012）运用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显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各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综合国内研究来看学者们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动态方面的实证分析较少，而且多是对于区域层次的研究，很少具体到某一省份，由于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也存在很大的不平衡，因此我们选取湖北省这一中部大省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目前对于湖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学者们多停留当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上，而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动态计量分析，并且由于金融本身是经济的一个部门，金融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的动态关系，因此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具有严密性，我们选取湖北省1990-2010年相关数据，运用动态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VAR模型、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进行实证研究，力求得到更具说服力的结论。

2实证分析

2.1研究模型构建与变量

由于湖北省1990-2000年的证券市场数据无法获得，所以我们计算金融发展指标主要是考虑金融机构存款数量，而且我国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体系仍然在金融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我们选取湖北省金融发展指标以所有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贷款余额之和与GDP之比表示是合理的，用FIR表示：

FIR=（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的性质以及构建模型的需要我们在模型中采用LnFIR这一变量表示； 同时我们选取湖北省人均GDP的自然对数表示经济增长速度，用LnGDP表示。对LnGDP、LnFIR进行动态计量分析。

2.2数据选取与处理

我们的数据均来自1991-2011年的《中国金融年鉴》以及同期的《湖北省统计年鉴》并进行了相关整理。我们的研究主要采用目前最常用的ADF单位根检验，然后进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最后通过建立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动态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对湖北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研究，实证过程均通过Eview6.0软件操作实现。

金融本身是经济的一个部门，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在湖北省内，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的动态关系，针对这一点我们建立两向量VAR模型如下：

lnGDPt和LnFIRt分别表示当年湖北省经济增长和金融相关比率，进行单位根检验并建立该模型后就可以做脉冲响应和方差分析，研究湖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冲击形态、冲击方向、冲击时间等。

2.3实证检验

（1）ADF单位根检验，见表1。

根据以上检验结果，LnGDP、LnFIR是非平稳的，而经过一阶差分变化序列变得平稳，但变换后的序列仅仅是各变量增量间的相互关系，不具有直接的经济意义，化为平稳序列建立的时间序列模型不具有很强的解释意义，因此需要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我们采用EG法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知lnGDP、lnFIR都是一阶单整序列，首先运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协整回归，得到回归方程如下：

注：根据AIC和SC值得最小为准则，应该选取3期为最佳滞后期。

由表2可知残差序列e的ADF检验统计量为-4.0417，小于1%显著水平的临界值-3.8573，说明残差e序列没有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这表明LnGDP，LnFIR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模型1是对LnGDP，LnFIR长期均衡关系的数学描述，具有明确的经济意义。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ADF单位根检验的平稳序列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我们检验三组变量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第一组是LnGDP与LnFIR，分别代表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水平；第二组是DLnGDP与DLnFIR，分别代表滞后一期经济增长的变化水平和金融发展的变化水平。第三组是DDLnGDP与DDLnFIR，分别代表滞后二期经济增长的变化水平和金融发展的变化水平。

注：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确定各变量的滞后阶数均为2。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湖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还是金融发展变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变化水平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说明无论从存量上还是流量上，金融发展对湖北省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体系效率不断上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但从滞后一期二期来看，湖北省经济增长对本省的金融发展尚不具有因果关系，说明湖北省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存在很长的滞后性，短期内不显著。

（4）VAR模型、IRF图与方差分解分析。

由于LnGDP，LnFIR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故可建立VAR模型，在进行VAR模型的参数估计时，首先根据AIC和SC最小准则确定合理的滞后期。经过试算，由下表可见，在进行LnGDP、LnFIR指标建立VAR模型中，应该选取滞后2期为最佳滞后期。

用Eview6.0软件输出参数结果写成VAR方程如下：

LnGDP = 0.7173LnGDP（-1）- 0.1814LnGDP（-2）+ 0.3076LnGDP（-3）+ 0.8599LnFIR（-1）- 0.4130LnFIR（-2）+ 0.3908LnFIR（-3）+ 1.4313

LnFIR = 0.1476LnGDP（-1）+ 0.0358LnGDP（-2）- 0.0625LnGDP（-3）+ 0.8182LnFIR（-1）-0.1868LnFIR（-2）- 0.08131LnFIR（-3）- 0.7666

从方程中可以看出，金融深化对湖北省经济增长变化影响显著，在滞后一期弹性就达85%，且方向为正，之后两期也分别达到了41% 和39%，充分体现了湖北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作用。

在VAR模型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绘制脉冲响应函数图（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ξt（被称为“新息”）的一个标准差冲击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

图1左图是LnGDP对一个标准新息的的响应情况，右图是LnFIR对一个标准新息的的响应情况。脉冲响应函数显示湖北省经济增速变化量对金融发展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有强烈的反映，滞后一期后产出增加5.1个百分点，在滞后七期更是达到了最高点9.3个百分点。

进一步对lnGDP进行方差分解，将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随机扰动项相关联的各组成部分，进而了解各随机扰动项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方差分解如图2所示，从第四期开始方差分解的结果就逐渐趋于稳定，LnFIR对LnGDP预测误差项的贡献程度达到了20%左右，进一步验证了湖北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3结论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良好的促进关系意味着，经济水平发展较高会支持金融体系的充分发展，而金融发展又为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若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很低，那么会使金融体系受到限制，阻碍了投资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限制了经济增长，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一系列动态计量经济学分析结果显示湖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密切，并且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是有滞后期的，持续时间较长。经济增长在当期显著的促进金融发展，但在滞后期作用则很不显著，没能显著的促进湖北省金融发展，说明湖北省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存在较强的滞后性，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本省金融水平的发展，达到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短期相互均衡促进的状态，将是今后湖北省工作的重点。

参考文献

[1]M.Kabir Hassan，Benito Sanchea，JungSuk Yu.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New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 and Finance，2011，51：88104.

[2]Arestis，P.，Demetriades，P.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ssessing the evidence[J].Economic Journal ，1997，（107）.

[3]陈伟国，张红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19522007年中国数据的再检验 [J].当代经济科学，2008，（03）.

[4]韩廷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经验模型与政策分析 [J].世界经济，2001，（06）.

[5]周立，王子明.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1978——2000 [J].金融研究，2002，（10）.

[6]闫丽瑞，田翔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2，（03）.

[7] 韩廷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实证与政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09）.

[8]伊希果计量经济学：原理与操作[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