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家庭与战争的创伤

摘 要：华裔美国作家谭恩美的小说《接骨师之女》运用了创伤写作的手法,采用创伤的回避、展演和安度的叙事线索成功地向人们揭示了主人公所经历的深刻家庭创伤和战争创伤。这种叙事方式与小说中人物冲突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茹灵从回避创伤到安度创伤的历程，也是小说中她和女儿露丝之间的主要冲突得到解决的过程。

关键词：谭恩美；《接骨师之女》；创伤；回避；展演；安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269-02

创伤是指一种肉体上或精神上的伤痛。创伤研究始于对一战、二战以及越战的受创老兵的创伤医治。20世纪90年代，创伤理论在这种契机下形成。1995年由凯西·卡鲁斯编著的《精神创伤：记忆的探索》一书,可以说是创伤理论的里程碑,本书强调了创伤理论的跨学科本质。安妮.怀特赫德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创伤小说》中首次提出了“创伤小说”这一术语，她将创伤理论系统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与文学文本相结合,第一次论述了创伤研究在文学上的潜质。

著名创伤研究专家拉凯布拉在《再现大屠杀》一书中提出了三种描述历史创伤的叙事方式：回避或否认、展演及安度。回避或否认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理解,“而是指心理学意义上的复杂和微妙的回避的模式”［2］48。而展演则是指过去强制性地反复再现，如同发生在现在一样，受伤者从不回避创伤。作者指出“展演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须的”［2］48，因为没有创伤的展演和强迫重复，创伤的叙事就可能沦为否认创伤事实的目的论的‘救赎式’书写，只有承认和展示创伤对主体造成的伤害，才可能寻求安度创伤的方法。因此历史的书写不能够回避创伤，但也不能执着于创伤。著名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畅销小说《接骨师之女》围绕一对华裔母女之间的矛盾与和解展开。那么，在《喜福会》中茹灵是如何将创伤展演，化解母女之间的误会，并实现创伤的安度呢？

一、创伤历史的回避

对于创伤记忆的漠视必然导致创伤在下一代人身上再次重复，直面痛苦是医治的开端。“创伤事件对主体的认知会产生强烈的影响，受伤的主体无法再用受创伤前的视角看世界”［1］70。拒绝承认创伤将导致主体的分裂或者碎化。

一方面，茹灵渴望和女儿建立和谐的关系，她自身也做出了诸多改变。另一方面母亲茹灵内心一直被过去的种种痛苦经历所折磨，尤其是她深藏在心底对于自己母亲宝姨的歉疚之情让她在很多时候不能控制地沉浸在赎罪的情绪之中，无法自拔，这极大地影响了她和女儿的关系。茹灵对自己的过去缄默不语，对往昔的创伤持一种回避的态度，导致她与女儿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正视创伤的历史，她才能够摆脱个体碎化的梦靥折磨；也只有将她的创伤历史展演给女儿，才能实现母女关系的调和。小说中茹灵的老年痴呆症造成的记忆逐渐丧失，是露丝试图寻找母亲过去记忆的触发点，这也成为茹灵创伤历史得到展演的契机。

二、创伤历史的展演

小说的第二部分是茹灵自己所写的一段回忆手稿，包括五部。总体来说，茹灵的手稿中主要展演了家庭对主人公造成的创伤。

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朱迪斯.赫曼在《创伤与康复》中说指出心理创伤是一种自己感觉毫无力量的苦痛。在创伤中，受害人受到强大力量的冲击，处于无助状态。在了解了宝姨的悲惨经历以及认识到自己的固执行为给宝姨带来的悲惨结局之后，茹灵努力想找回宝姨的尸体却未果。“到我重新爬上去的时候，一部分的我自己，永远遗失在了穷途末路”［8］252，这表明茹灵在发现赎罪已不可能之后，对于现状开始表现出不可抗拒的无力感，努力想改变，却无法超越。茹灵便将这种“不可救赎”转嫁到自己身上，将创伤的历史泛化为历史的创伤，便演化成茹灵对于母亲的深深的罪责感。这种罪责感在今后的岁月中无数次得到展演，极大地影响了茹灵的正常生活。宝姨的自杀对茹灵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这种种家庭创伤使她开始相信命运诅咒的存在，因为自身力量无法改变命运，便只能祈求于神明和不可知的力量。另一方面，来自封建家庭的歧视和白眼也是茹灵家庭创伤的另外一个原因。茹灵从出生起身世便得不到承认的尴尬一直让她处于一种备受歧视和冷落的状态。来自封建家庭的冷落和白眼，是她创伤记忆的另一来源。

创伤的展演让茹灵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也给露丝提供了一个了解茹灵创伤历史的机会，为创伤的安度及小说冲突的解决提供了可能。

三、创伤历史的安度

拉凯布拉认为，创伤的展演是为了最终能够安度创伤,由此可以看出，颠覆创伤经验的崇高性和主体认知的升华是安度创伤的必要途径。但创伤并不是经过展演之后就能马上实现安度，因为创伤对于主体的深刻影响，这种安度的过程通常是充满曲折和挣扎的，可能会经过反复多次，才能最终实现创伤的安度。小说中描述了茹灵三次摆脱创伤的梦靥、实现创伤安度的尝试。

为露丝翻译文稿的唐先生的出现使得茹灵第一次正视自己的过去。唐先生对于茹灵的经历感同身受，“很轻松地引导茹灵重温自己的记忆，回到那些还没有被疾病破坏的记忆中去”［8］315。这是在小说中茹灵第一次谈到自己不为人知的过去，谈到她的前夫。然而，在谈到宝姨的时候，茹灵却“仰起头，仿佛努力压抑住自己的悲伤”［8］315。一直以来茹灵在自我的创伤展演中，无数次赋予宝姨这件事崇高和不可超越的特性，让她认为世界上没有比因为自己的固执而失去自己母亲更加悲惨的事情，这也是一直以来她沉浸在自我的罪责感之中无法自拔的原因。这是她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展演自己一直以来回避的创伤历史，要摆脱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罪责感，对于亲身经历过种种创伤的茹灵来说依然是很难的，因此安度的最初过程充满痛苦和冲突的。

第二次尝试发生在和唐先生相爱之后，茹灵逐渐敞开心扉，“她仍然回忆过去，甚至比以前想得更多，只是现在她常常记取过去一些美好的回忆”［8］317。爱情是使茹灵逐渐实现安度的良剂，使她改变了对过去种种创伤回忆的执念。小说中他们在参加美术馆的时候，露丝担心唐先生提到茹灵父母相遇的轶事会让母亲伤心，因为“茹灵眼前一片茫然”，可是“茹灵脸色又明朗起来”［8］318，毫无顾忌地和众人讨论北京人骨头的去处。这表明茹灵在安度创伤的路上又前进了一步，却仍然没有完全脱离创伤记忆的束缚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