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北京都市空间中的漫游者

1924年春，在“窄而霉小斋”的公寓生活中，初到北京的湘西青年沈从文开始了他最初的文学创作。不同于《边城》一类成熟期的代表作，1920年代沈从文的早期作品，存在鲜明的自叙传色彩。在《公寓中》、《绝食以后》、《到北海去》、《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棉鞋》、《老实人》和《怯汉》等一系列小说中，清晰地浮现出一个在都市中游走的“漫游者”形象。

漫游在何种条件下得以成为可能？本雅明的游荡者得益于资本主义工业时代“拱门街”的发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不存在拱门街，也尚未兴起百货商店，然而，对于沈从文的自叙传主人公而言，都市漫游同样并非表面看来那么顺理成章。老北京虽素有站街看人的旧习――俗称“卖呆儿”，但向无逛街的传统。梁实秋曾在《北平的街道》一文中谈到：“北平没有逛街之一说。一般说来，街上没有什么可逛的。一般的铺子没有橱窗，因为殷实的商家都讲究‘良贾深藏若虚’，好东西不能摆在外面，而且买东西都讲究到一定的地方去，用不着在街上浪荡。要散步么，到公园北海太庙景山去。如果在路上闲逛，当心车撞，当心泥塘，当心踩一脚屎！要消磨时间么，上下三六九等，各有去处，在街上溜馊腿最不是办法。当然，北平也有北平的市景，闲来无事偶然到街头看看，热闹之中带着悠闲也满有趣。”[1]“闲来无事偶然到街头看看”，即老北京的“站街”看热闹，而在街上“浪荡”、“闲逛”则“最不是办法”。在这个层面上，沈从文的自叙传主人公为“都市漫游”赋予了有别于传统的新意。

经由沈从文的一系列早期作品，可以勾勒出其自叙传主人公的一幅都市漫游地图。对于沈从文的游荡者而言，消遣时间的去处之一是逛马路，如《公寓中》：“这时外面总不至于不能走，我顶好是跑到马路上去逛一趟。马路上自然比室中要冷一点，但因为走动，我两只冻紫的脚，多少总可以暖和一点！”[2]他比较钟爱的路线是西单牌楼一带，《公寓中》即提到“单牌楼以西”，《绝食以后》亦有对于“热闹着――像是大街本身的确也热闹着的西单牌楼”的生动表现，而《怯汉》中更是通过主人公尾随女学生的行踪，细致准确地绘出一条自西单牌楼――菜市口――手帕胡同――教育街――石驸马大街――女子师范大学的路线。这属于内城西南片一带，沈从文之所以对这片区域特别熟悉可能源于他在西城区公寓的居住经验。西单是民国时期新兴的商业中心，西单牌楼周遭的繁华街景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有鲜活的呈现：“一到黄昏西单牌楼就像格外热闹点。这时小姐少爷全都出了学校到外面来玩，各以其方便的找快乐，或是邀同情人上馆子吃新上市的鲜对虾，或是往公园，或是就在街上玩。车子来来去去像水流。糖果铺初燃好的煤气灯在沸沸作声放浅绿色光。远处电灯完全是黄色。”[3]

都市漫游的延伸是乘坐电车、汽车、人力车、马车等形形的交通工具，看街景以打发时光：“这个时候是下午三点时候，大街上，一些用电催着轮子转动的，用汽催着轮子转动的，用人的力量催着轮子转动的，用马的力量催着轮子转动的，车上载着的男男女女，有一半是因为无所事事很无聊的消磨这个下午而坐车的。坐在车上实际上也就是消磨时间的一种法子。”[4]

除了马路和街市，公园亦是沈从文自叙传主人公经常光顾之所。首选是北海公园，《老实人》主人公自宽君的爱好是“每日到北海去溜”，而沈从文一篇小说的题目就叫《到北海去》。沈从文于1924年5月底6月初迁至靠近沙滩红楼的北河沿汉园公寓，距离北海公园相当近，步行可及，因此风光幽静的北海公园自然成为其排遣寂寞消磨光阴的妙处。此外，作品对香山公园与中央公园亦有涉及。《棉鞋》中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游山，虽没有点明公园的名字，但提及的“见心斋”、“阆风亭”显然是香山的景致，《棉鞋》作于1925年9月5日西山静宜园，正是作者在香山慈幼院任职图书馆管理员的时期。《或人的太太》中的少年夫妇则通过到中央公园去倾心畅谈，才解开了彼此长久以来的心结。

与公园紧密相关的是图书馆。“老实人”自宽君去北海公园，除了看人以外，“还有一件事，自宽君，看人还不是理由，他是去看书。”――“北海的图书馆阅览室中，每天照例有一个座位上有近乎‘革命家式’的平常人物，便是自宽君。”[5]此应为北海西墙外的北京图书馆。《棉鞋》中“我”对于香山的良辰美景兴味索然，倒是对香山慈幼院图书馆情有独钟――“这是一个拿来遂人参观的大图书馆。一座白色德国式的房子，放了上千本的老版本古书，单看外面，就令人高兴！房子建筑出众，外面又有油漆染红的木栏杆。”[6]

马路、电车、公园、图书馆、包括电影院、剧院等等，这些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事物，实际在中国1920年代的语境下饱含了丰富的现代性因素，属于新兴的公共空间范畴。在1920年以前，沈从文主人公的都市漫游根本不成其为可能。北京现代都市公共空间的出现，与20世纪一二十年起的“公共工程运动”密不可分。推动民国初期北京城市近代化的关键人物是朱启钤，其对于北京城市建设发生影响主要集中于1912年－1916年，在此期间他先后出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于1914年创立了“京都市政公所”――中国首个城市规划与市政建设部门，北京也由此成为全国最早办理市政的城市。市政公所对北京城市空间形态的重大改变之一是开展一系列“公共工程运动”，包括对皇城、正阳门的改造，道路的铺设和牌楼的改造，环城铁路修建，将大量皇家园林作为公园开放及故宫博物院的创立等等。

在20世纪以前，北京城内有几条大道是以石板和条砖铺设的，但绝大多数道路是未加铺设的土路。旧日的北京街道以坎坷泥泞闻名，俗话称“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1914年成立的“京都市政公所”对北京街道的整修与开辟进行了整体规划，《市政通告》公布每一期翻修、补修街道的详尽记录。从沈从文作品的描述来看，1920年代中期北京的主要街道已经建设得非常完好，不复曾经的尘土飞扬寸步难行――西单牌楼一带的街道“车子来来去去像水流”，“街沿是那么宽”；且电气照明已十分普及：“糖果铺初燃好的煤气灯在沸沸作声放浅绿色光。远处电灯完全是黄色。”“在单牌楼以西，电灯似乎稍微稀疏了一点。”前引梁实秋《北平的街道》提及“北平没有逛街之一说”，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客观限制就是北京的旧有街道不宜于步行：“如果在路上闲逛，当心车撞，当心泥塘，当心踩一脚屎！”而伴随北京街道的建设与市容的改良，同时也基于内城新兴的学生公寓室内环境的逼仄，到大街上游荡成为相当一部分青年学生、边缘知识分子选择的消遣方式，“都市漫游者”不仅限于沈从文及其自叙传主人公，而是在1920－1930年代的民国北平具有一定普遍性。如女大学生陈学昭就因不适应“北京的矮矮的屋子，闷闷的不通空气的窗户，既不能高眺，又不能远望，这样的拘拘，我终不能自释”，而“常在猪市大街摆步”。[7]又如与沈从文交谊匪浅的青年作家陈炜谟同样不安于公寓“象鸟笼一般大的屋子”，他钟爱的去处是宣武门一带：“因此宣武门一带成为我常临的地方，也是最爱的；常常对人说：‘真的北京在这里。’――在这里你能找出高尖的西式的建筑，又能找出褪色的古旧的牌楼；汽车风驰电掣地从街心跑，两旁便道是笨重的骡车，垢面的本地人……各色各样的。”[8]而学者朱光潜则偏爱后门大街：“我无论是阴晴冷热，无日不出门闲逛，一出门就很机械地走到后门大街。它对于我好比一个朋友，虽是平凡无奇，因为天天见面，很熟习，也就变成很亲切了。”[9]

与道路建设直接相关的是城市的公共交通问题。《市政通告》关于铺设街道的公告即标明“先修马路为将来电车路线之经过处”，又如《再说电车》中指出：“即如京都改良市政，当从交通入手，交通事业，第一应当兴办电车。”[10]然而，由于北京的传统格局如胡同、牌楼的限制，及其作为政治文化中心而非工业中心的定位、还有资金来源等诸种复杂因素，虽然市政公所一开始就将电车计划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实施起来却非易事。北京的电车系统相对落后，天津、上海和中国一些其他大城市都先于北京启动运行，1902年天津出现了中国第一辆电车，1905年－1912年间上海铺设了三条电车运输系统，直至1924年，电车才作为一种现代的公共交通方式被正式引进北京。然而在1925年10月21日发表的小说《一天是这样度过的》中，沈从文的自叙传主人公已对北京新兴的电车线路了如指掌――“我若能进城去，到马路旁不怕汽车恐吓的路段上去闲踱，把西单牌楼踱完，再搭电车到东单；两处都有灯可看。亮亮煌煌的灯光下，必还可见到许多生长得好看的年青女人们，花花绿绿，出进于稻香村丰祥益一类铺号中。……实在西单东单都到了无可挤时，我再搭乘二等电车到前门，跑向大栅栏一带去发汗，大栅栏不到深夜是万不会无人可挤的。”[11]作于1927年12月的《或人的太太》，则提供了另外一条前往中央公园的电车线路：“当从西四牌楼到东四牌楼的电车停顿在中央公园前面，穿黑衣的大个儿卖票人喝着‘公园’时，有两个人下了车子”。[12]民国时期，电车在促进北京城市居民娱乐旅游方面功不可没，中央公园、北海公园、天坛公园等附近皆有电车站，为人们前往公园游玩提供了便利，因此，每逢节假日与周末，电车乘坐率骤增。然而，相较于上海、天津等其他大都市而言，北京的电车普及率仍相当低，因此，对于1920年代的北京市民阶层而言，电车还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事物，而沈从文早已十分敏感地得风气之先。至1927年底沈从文迁居上海之后，电车更是成为作家/自叙传主人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日子是这样消磨，与在一个电车上消磨究也无多大分别。不在此呆就跳上电车，让一个车匣子把自己从静安寺搬到靶子公园，一趟至少将近花一点钟，来去既当加倍，则应在两点钟左右了。花两点三点，到电车上坐着，去看一切人，与一切货物房子……”[13]

清末北京市民传统的公共娱乐空间主要是庙会、茶馆、天桥、戏园子和什刹海等，对于文人士大夫而言，还有陶然亭、西山等去处；而封建贵族的皇家园林则与平民的活动空间严格区隔、泾渭分明。公园这一概念于20世纪初引入中国，1868年8月在上海出现了西人的“公家花园”，即英美租界工部局修建的外滩公园；1905年7月21日《大公报》刊发《中国京城宜创造公园说》；1906年10月13日，出使欧洲考察归来的端方、戴鸿慈上奏修建公共设施：“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公园。”除公共交通外，京都市政公所致力推行的另一项工程即北京公园开放运动。与典型的西方公园（包括上海）不同的是，京都市政公所不是另起炉灶建设纯粹西洋式的公园，而是着手改造与开放封建王朝遗留的皇家园林和庙宇。首当其冲的是社稷坛，朱启钤亲自主持它的创建筹备工作，命名为“中央公园”的社稷坛于1914年10月10日首度向公众开放，成为北京有史以来第一个近代公园。有了中央公园的先例，市政公所先后又开辟了几处皇家园林作为北京市民的公共娱乐空间：1915年开放城南的先农坛公园；1924年开放太庙，更名为“和平公园”；1925年又开辟了故宫、北海公园以及以地坛为基础的京兆公园；至1928年，颐和园、景山、中南海也正式辟为公园对外开放。

公园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象征被引进中国，在民国时期文化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谢兴尧曾作《中山公园的茶座》一文，指出同属中山公园的茶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偏好：“简单地说：‘春明馆’是比较旧式的，‘长美轩’是新旧参半的，‘柏斯馨’则纯粹摩登化的。”[14]其实不惟中山公园的茶座，同样是新兴的公园，在新旧文人心中亦亲疏有别。哪些人喜欢中央公园，哪些人喜欢北海、中南海，哪些人喜欢什刹海，追问下去，背后有文化背景与知识结构的潜在差异。如中央公园名流云集，既有傅增湘、郭则、夏仁虎、吴廷燮、张伯驹等遗老，也有蒙文通、钱穆、汤用彤、谭其骧等学者；既有黄节、林损等传统文人，也有鲁迅、钱玄同、傅斯年、等新文化人。鲁迅与齐寿山合译的荷兰童话《小约翰》即在中央公园完成，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也系此处写就。相较之下，年轻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们则偏爱游人较少、相对清静的北海公园，以标榜自己不俗的品味。如青年作家高长虹在一篇题为《北海漫写》的散文中延续其一贯的激进语调：“平庸的游人们当然是最好到那平庸的中山公园去写意了！因为一切都是对的，所以三海留给诗人和艺术家以不少的清净。我在北海停了两点钟，没有看见五十个人，所以她做了我的最好的工作室了！”而在另一篇《南海的艺术化》中，他将北京的四个著名公园分类：“先农是下流人物传舍，中山装满了中流人物，北海略近于是绅士的花园，那么，南海！让我赠你以艺术之都的嘉名吧！”[15]与沈从文相熟的青年诗人刘梦苇、朱湘等亦对北海青眼有加：“九日下午，去北海，想在那里作完我的《洛神》，呈给一位不认识的女郎；路上遇到刘兄梦苇，我就变更计划，邀他一同去逛一天北海。”[16]女学生谢冰莹、陈学昭也钟爱北海，谢冰莹在《北平之恋》中浓墨重彩地描画了北海公园的优美景致[17]；陈学昭则在《北海浴日》中激情洋溢地记载了清晨独自一人到北海看日出的经历[18]。沈从文的自叙传主人公也最为青睐北海公园，《老实人》借自叙传主人公之口道出缘由：“在自宽君意思中，北海是越美，就因为人少！”[19]然而，即使在新式知识分子中，也并未见得都欣赏公园的美，朱光潜即偏好平民化的后门大街远过于北海；师陀则推崇什刹海：“倘若拉住一位北京市民，问北平地方哪里顶好玩，他的回答一定是什刹海而绝非中央公园……”[20]对于公园的趣味，体现了各人审美趣味和文化理念的差异――文人趣味与平民趣味的对抗，主流文化精英抑或边缘知识分子的选择。

公园是一个多功能的公共空间，它除了提供娱乐设施外，还兼有教育、商业、文化、社会、政治等多种作用；其中，对于教育功能的特别强调成为民国时期北京公园的特色，利用公园向民众灌输现代观念与意识，使其兼具社会政治教育空间的功能。民国时期的北京公园大多附设有纪念碑、历史博物馆、国货陈列所，以及图书馆、阅报亭，甚至民众学校等。民国北京大部分主要的公共图书馆都与公园共存。如中央公园将社稷坛的大殿改造为教育部中央图书阅览所，于1916年开放，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图书馆之一。又如沈从文最为流连忘返的北海图书馆，系1926年由“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立，当时名为“北京图书馆”，梁启超、李四光分任正副馆长，1928年改名为“北海图书馆”，1929年与前身为“京师图书馆”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合并，成为新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由蔡元培担任馆长。从沙滩附近的汉园公寓，步行至文津街的北海公园赏玩美景，再到毗邻的北海图书馆饱览群书，自然是一条愉悦又便捷的上选路线。此外还有北平香山教育图书馆（1921年），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25年）及其景山分馆（1926年）与太庙分馆（1935年），以及颐和园图书馆（1930年）等等。哈贝马斯提出的“文学公共领域”概念，在西方现代城市中体现为咖啡馆、沙龙及宴会等机制，这确实适用于中国的另一大都市上海，然而，其在文化氛围迥异的北京则有自身独特的表现方式。北京新兴的公园、公共图书馆等，就某种意义而言，类似于上海的咖啡馆，具备一种文学公共领域的功能。新旧文人、知识分子可在此交游、聚会、探讨思想或者联络感情。它甚至作为一种新式的文化符号，沈从文及其自叙传主人公一类的“边缘知识分子”，可以借此获得一种象征意义的文化资源――不能正式进入高等学府，便转而到公共图书馆自修；或去风雅的公园茶座跻身文化名流之中，从而为自己贴上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的标签。

通过对于1910－1920年代北京“公共工程运动”史的梳理，可以看出，伴随民初北京城市近代化的过程，一系列新兴公共空间崛起，如沈从文作品中频繁出现的马路、电车、公园、图书馆等等，都是1920年代（尤其是中期）开始普及推广的。作为一位敏锐而称职的都市漫游者，沈从文准确无误地感应到都市面貌的转变，并同步反映于其创作中。其1920年代的一系列作品，见证了等级严明的封建帝国空间向现代市民社会的转型。有赖于民初北京公共工程的建设与公共空间的开辟，沈从文自叙传主人公的都市漫游才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的早期小说蕴含了丰富的现代性因素。

注释：

[1]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575页。

[2] 《沈从文全集》第一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353页，作于1924年11月16日-12月25日，发表于1925年1月31日《晨报副刊》18、19号。

[3] 《沈从文全集》第二卷，197页，发表于1927年6月27日、28日《晨报副刊》第1984号。

[4] 《沈从文全集》第二卷，151-152页，作于1927年12月，发表于1928年3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3号。

[5] 《沈从文全集》第二卷，74页，作于“十六年冬于北京某夹道”，发表于1927年12月7日-9日、12日-17日《晨报副刊》2144-2147号，2149-2154号。

[6] 《沈从文全集》第一卷，393页，作于1925年9月5日，发表于1925年9月27日《晨报副刊》1276号。

[7]陈学昭：《北海浴日》，发表于1925年10月25日《京报副刊》第308号，转引自《北京乎》，143-144页。

[8]陈炜谟：《PROEM――北京市上杂掇》，作于1926年10月11日，据旧稿改成，转引自《北京乎》，129页。

[9]朱光潜：《后门大街》，发表于《论语》1936年第101期，转引自《北京乎》，524页。

[10]《市政通告》，第1期至第23期合订本，第4页。

[11]《沈从文全集》第一卷，137页，以《一天是这样度过的》为篇名发表于1925年10月21日《晨报副刊》第1293号，结集出版时改为《一天》。

[12]《沈从文全集》第二卷，152页。

[13]《沈从文全集》第二卷，178页，以《新梦》为篇名发表于1928年5月1-5、7-10日《晨报副刊》第2279-2283，2284-2288号。

[14]谢兴尧：《中山公园的茶座》，1936年12月宇宙风社《北平一顾》，转引自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323页。

[15]1929年8月《长虹周刊》第22期，转引自《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150、147页。

[16]朱湘：《北海纪游》，选自《中书集》，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转引自《北京乎》，162页。

[17]谢冰莹：《北平之恋》，《北京乎》，758-759页。

[18]陈学昭：《北海浴日》，《北京乎》，145-146页。

[19]《沈从文全集》第二卷，77页。

[20]师陀：《什刹海与小市民》，《漫画漫话》1934年4月创刊号，转引自《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254页。

林峥：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