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对华FDI变化的比较分析

时间:2022-09-15 06:16:41

日美对华FDI变化的比较分析

日本和美国,作为具有重要国际地位的经济强国,一直与中国的经贸合作非常密切。日本是中国的亚洲邻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其对华投资规模就位居各国领先地位。但是,在“中国”和比较优势理论的影响下,日本一度提出了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保持10~15年差距的守则,使得其对华FDI在产业结构和主体方式等方面,都与美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本文旨在通过对两者的发展变化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探讨产生这一差异的内在原因。

一、 投资理论依据的比较

指导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理论,主要是小岛清(K.kojima)的比较优势理论(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和赤松(akamatu)的雁阵形态理论(Catching-up Product Cycle Theory )。

比较优势理论以投资国和东道国的比较成本为基础,将对外直接投资分为“顺贸易导向型”和“逆贸易导向型”,力图建立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相统一的理论。国际直接投资应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并依次进行。这种投资将扩大投资国和接受国间的比较成本优势差距,优化国际贸易结构,有利于国际间的分工,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该理论的区位含义在于:国际直接投资会从具有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但处于比较成本劣势的产业所在国,流向不具有资金、技术和管理等优势的国家。雁阵形态理论认为,后发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在向发达国家的产业吸取经验、追赶发达国家时,其进口、生产和出口三个阶段呈现雁阵的基本形态,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样遵循这一发展法则。

而美国的对华直接投资,主要依据海默(S. 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Monopolistic Advantage Theory)和弗农(R. Vernon)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roduct Cycle Theory)。

垄断优势理论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必须满足两个必要条件:(1)企业具备东道国企业所没有的特定优势,从而克服在国外经营的种种劣势;(2)买方市场为不完全市场,从而使这些优势成为“垄断优势”。该理论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解释和说明了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原因,为后来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奠定了基础。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创新、成熟和标准化三个阶段,利用产品生命周期的变革,解释美国企业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和区位选择。该理论的区位含义包括:对外直接投资首先取决于投资国具有特定的优势(简化为技术优势);其次取决于接受国的区位优势。国际直接投资就是将这两组要素结合起来的过程,通过跨国公司这种载体,将投资国和接受国的优势同时扩大,从投资国角度看,垄断优势是领先的技术,从接受国角度看,区位优势是劳动力成本和当地市场。

对比两国在投资理论依据上的差异,与美国跨国公司型海外直接投资理论所提出的:具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产业的转移相对,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是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的转移。虽然这种贸易顺差导向型的直接投资,为投资国和接受国创造了更多互利贸易的机会,但在当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交错投资、国际贸易分工日益复杂化的背景下,仅以FDI能否对扩大贸易做出贡献这一标准来评判,其现实意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投资产业结构的比较

中国经济网数据库编制的《中国企业・产品库》中,分别搜集了在华日资企业和美资企业各12000余家的基本数据,通过比较能够发现两国在投资产业结构上的异同。在12424家日资企业中,制造业的比率达到了67.9%(8439家)、非制造业的比率为23.2%(2886家);在12858家美资企业中,制造业的比率达到了58.8%(7566家)、非制造业的比率为31.1%(4003家);从制造业的总体企业数量和所占比率来看,日本都远远高于美国,其中最为突出的行业有食品饮料烟草业、纺织服装业和木材家具业等;而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机械制造业中,一般机械、专用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和电子通信设备等产业,美国的项目数量却大于日本,交通运输设备也基本与日本持平。从非制造业的比率和企业数量上看,美国都占有绝对的优势,代表性的产业有房地产业、信息服务、批发零售业和计算机相关服务等。

根据日本财务省《对外及对内直接投资状况》的统计数据,从各年度的变化情况分析,日本对华投资制造业的变化幅度较非制造业大得多。可以说,制造业投资的增减,直接决定了日本对华投资规模的变动。首先,在80年代对华投资的初期阶段,投资主要集中在非制造业,尤其是公用服务业以及商业和饮食服务业等行业。这主要是由改革开放所带动的基础设施需求决定的,因为外国投资者需要符合国际标准的办公、住房和餐饮设施,而在成本因素上,这些行业在对地方生产和营销资源的投入上所需较少,而投资回报周期又较短,属于低风险行业,因此在80年代的前期,非制造业的项目数量超过了制造业。而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采取了引导外资进入出口导向型和高技术产业的政策,促使日本开始大量投资于纺织和电子机械等行业。从80年代后期开始,制造业的项目数开始反超非制造业,并一直保持强势地位。在9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开放领域的逐步扩大和投资环境的不断完善,日商对华的投资迅速增加,大量投资于食品、纺织和金属等制造业,以及包括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机械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行业。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日本企业在中国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符合其返销日本或出口第三国所需的优质产品,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积累,也成为了日本大量投资于制造业的重要诱因。在进入21世纪之后,传统的食品、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开始明显地失去其优势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电子、机械和运输机械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类产业,而其中增长最快的就是日本的汽车制造业。日本的对华FDI在现阶段,已呈现出了与所谓的雁阵形态相异的发展形态。东亚地区一直以来以日本为头鸟的雁阵形发展模式,正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而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 。

反观美国的对华直接投资,与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一样,美资企业更偏好于市场机制较为完善的地区。从90年代之前投资规模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到之后的日益扩大和增长,非制造业所占的比重也随之不断起伏波动。在90年代前期,非制造业一直在美国的对华FDI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其中大部分的投资又与高风险的石油开发业密切相关,因为这一阶段美国在全球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中国廉价优质的石油资源,正符合其能源开发战略,因而其投资具有明显的资源获取型特征。从90年代后半期开始,美国的对华投资中,非制造业开始让位于制造业,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倾向日益明显,但与日本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加工产品,再向本国和第三国出口的投资动因不同,美国投资的主要目的,更在于开拓中国巨大的市场,满足中国市场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从而获取超额利润。2004年,美国在华工商会面向其会员企业的一项调查显示,针对“企业发展的最优先课题”,58%的企业选择“向中国市场制造和提品与服务”、14%的企业选择“将产品从美国出口到中国市场”,而选择“向美国市场提供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与服务”和“向第三国市场提供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与服务”的企业仅为10%和3%,可见,大多数美国企业还是着眼于中国市场的内需。而2007年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采用日本经济产业省和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相关数据,对比了1998年至2003年两国在华企业的销售额中向本国出口所占的比重,历年来日本企业比美国企业高出了10%~20%。可见,美国企业对本国市场的依赖度,要远低于日本企业。而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WTO,美国对非制造业的投资,在零售和金融等服务业领域再次掀起新的高潮。而究其原因,则与中国在流通、金融和保险等领域对外资所采取的开放政策有关。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美国企业也开始把经营重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实现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布局调整。

基于以上分析,日本的对华FDI是出口导向型的直接投资,侧重于中国丰富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寻找最低生产成本区位,将中国当作一个重要的加工制造业的生产基地,向本国和第三国出口,因而在产业分布上更集中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重点投向生产周期短、技术含量低的短、平、快项目。而美国的对华FDI是市场导向型的直接投资,更重视在投资所在地开拓市场,其长期战略目标是迅速占领市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因而美国的对华投资更集中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三、投资主体方式的比较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体以中小企业为主。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对于大多数日本投资者来说,中国政局和政策还不够稳定,投资的软硬环境也不够理想,对华投资的区位优势不明显,因此投资主体多为中小企业,而大多数的日本跨国公司还处于观望期,即使投资,也只是进行小规模的试验性投资。日本的许多官方、半官方以及民间机构,如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日中投资促进机构(JIPO)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等,在促进日本中小企业来华投资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与综合商社一起投资,也是日本对华FDI的特点之一。综合商社是日本特有的企业形式,是基于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而发展起来的跨国和跨行业的现代企业。日本500强在中国创办子公司的数目占全部500强在中国投资企业的近1/2,但日本500强在中国投资项目中,有近900家是由三井物产、伊藤忠商事、丸红、住友商事、日商岩井、三菱商事、丰田通商、日棉和东绵等9家综合商社直接投资或带动其他投资商共同投资的。而在技术转让方面,许多日本企业都采取了消极保守的政策,在合资企业中并没有将产品的核心技术和开发技术转让给中方,削弱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致使“以市场换技术”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十分有限。

而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主体以跨国公司为主。当今美国的跨国公司无论在数量和规模上,在全球都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在世界1000家大企业中,美国就占了400多家。根据《财富》杂志公布的统计数据,2004年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中,美国公司有189家,而日本公司仅有83家。这些美国大型跨国公司拥有雄厚的垄断优势和所有权优势,将中国市场纳入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投资项目规模较大。虽然这些企业在投资初期都比较谨慎,对投资环境的要求也比较高,但在经历了80年代的观望、调查和试验性投资之后,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对中国市场的认知也日趋成熟,因而自90年代以来明显加大了对华投资的力度。同时,美国的跨国公司在高新技术的转让上,持积极和开明的态度,并且非常重视在中国当地的技术研发,将在中国投资的企业纳入其全球生产和销售的体系。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投资理论的指导下,日本的对华FDI在产业结构和主体方式上,与美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大量日本企业由于对中国市场缺乏战略眼光,低估了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在与欧美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为此,近年来日本产业界也开始出现抛弃边际产业政策的倾向,一些企业相继出台“中国战略”,开始向中国增加转移高新技术生产部门,甚至将研发中心转移到中国,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也在不断提高。在投资产业结构上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一方面,继续投资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也开始倾向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来华投资的主体也从以中小企业为主,转向了更多的大型跨国公司。日本企业只有回归市场发展战略,才能在和美国企业以及中国国内企业的竞争中取得更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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