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金热的新解读

时间:2022-09-15 05:44:57

1980年8月26日,深圳特区正式成立。美国《纽约时报》惊叹,“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特区成立以来,全方位进行改革。特区人在观念上的更新,尤为令人瞩目。蛇口率先提出“时间就是金钱”,得到邓小平赞赏。蛇口人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发生在1988年初的蛇口风波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淘金者”的辩论

1989年,袁庚曾经托人带话给我:要经得起风浪,保持镇定,有什么难处请来找我。

1988年1月13日晚上,蛇口青年与来自北京的三位青年教育专家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就是著名的关于“淘金者”的辩论。后来媒体把这场辩论称为蛇口风波。

专家在演讲中说,来深圳的有两种人,既有建设者,也有淘金者。什么是淘金者?有些人来深圳是为了赚钱,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地方,为了个人的利益到这里来,图这里生活好,工资收入高。这个动机是不对的,特区不欢迎淘金者。个人价值只有在群体价值中才能得到体现,应该把国家放在第一位,不然,个人价值就很难体现。所以,青年人应该带着对国家的爱,为特区创业。青年人到深圳来,到蛇口来,到底是为了享受还是为了创业?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假如是为了创业而来,那就是好样的。如果为了挣钱享受而来,那是很危险的。

但是青年人发言说,希望老师不要讲那么多空洞的词。创业和淘金,不那么容易分清楚。我们到深圳来为什么不能赚钱?淘金者赚钱但没有触犯法律,而且也为深圳建设出了力。比如个体户开餐馆,为了谋生赚钱,但他也上交税金,方便群众,有什么不好?我们很赞成深圳报纸上说的话:蛇口的一切都是淘金者的血汗浇筑。

双方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位教育专家质问一位青年:“你认为你做的一切和你个人的价值是属于你自己的吗?”这位青年回答:“当然是这样!”专家问:“那你为什么工作?”青年回答:“第一为生存,第二为安全。首先是为生存我得干活,我觉得中国有些东西挺虚伪的。干就是了,做完之后看效果。你非得分清楚他是不是为淘金干什么?”

这种争论是教育专家在各地演讲没遇到过的。恼羞成怒的专家对一位发言的青年说:“敢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座谈会第二天,专家们就点名把蛇口青年的话写成内部材料,上报中央和有关单位,说蛇口青年在会上“突然发难”,有“明显的错误言论”,“整个气氛是嘲弄的,甚至是敌对的。”

1月13日辩论之后,一些消息灵通的地方报纸如《羊城晚报》、《天津青年报》、《南京日报》报道了双方的争论。

当时我正在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工作。1988年6月,人民日报评论部派当时的实习生曾宪斌采访此事,并于8月6日发表了他写的《蛇口风波答问录》一文。文中报道了当时蛇口领导人袁庚的话:“有两点可以表态:一、既然不是到这里来传经送道,就不能只允许一家之言,既然是座谈,就大家都可以谈。我们还是要提倡,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发表,在这里交流。有一点要讲清楚,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二、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8月8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右上方开辟了“关于蛇口风波的议论”专栏,每天见报。报社主管评论部的副总编辑范荣康,指定我负责编辑这个专栏,要我每天从来稿中编辑两篇观点相左的文章,下班之前送他发稿,第二天见报。从8月8日到9月14日,这个专栏连续刊登一个多月,结果在全国引发巨大反响。很多大学天天广播这些讨论文章,各地一些报刊看到人民日报这样做,也纷纷开始讨论蛇口风波。

后来,由于种种缘故,《人民日报》的专栏被迫停止。这之后,1989年3月,我在《文汇月刊》发表了4万字的报告文学《蛇口风波始末》,并且编辑出版了《蛇口风波》一书,书中收入110篇文章。这些文章是从1531篇来稿中选出来的,也算是这场讨论的结果。

1989年下半年,当时的广播电视部部长等人公开发表文章,批评《人民日报》的蛇口风波讨论,并且指责蛇口青年。《人民日报》的处境十分困难,我自然也受到很大压力,袁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派人给我捎了那些话。

辩论蕴含的深刻历史要素

当时以及后来一段时期的舆论,对于辩论双方是这样评价的:一方思想陈腐、空洞说教,另一方求真务实、自主创新。这个评价当然没错,可却没有看到这场辩论蕴含的深刻历史要素。那就是,蛇口青年在发言中,表达了个人权利的扩展,私人财产权利的扩展和市场权利的扩展。

先看个人权利的扩展。

蛇口青年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敢于在青年教育专家面前据理力争,震动了全国。我还记得当时听到蛇口青年敢于与教育专家争辩之后,北京一些人惊讶的神态。这是因为,在青年教育专家面前,潜规则是你只能服从,只能唯唯诺诺,不能反驳。即使提问题,也不能提出实质性的不同意见。就像当年蛇口区团委副书记谢鸿所说:“三位老师的观念有些与蛇口人实在想不到一块,没想到几位老师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这几位老师可能在内地总是听到掌声、欢呼声,不习惯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

儒家经典《礼记》说,登上一个小山坡之后,老一辈的人眼睛看哪个方向,年轻人的眼睛也必须看哪个方向,不能看别处。老一辈问你话,你才能开口,否则不能说话。年轻人回答问话,必须简练,问什么答什么,不能擅自多说。在这样一种礼的约束之下,年轻人怎么能发展自己的个人权利呢?青年教育专家作报告,要的是不是这样一种秩序呢?皇权专制社会是“人分九等”,每个人都有严格的尊卑划分,从根本上压抑了个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发展的空间。前些年还流行“螺丝钉说”、“砖块说”,也是与几千年的传统息息相关的。总之,个人无足轻重,国家和集体才是一切。在这种思维定势下,集体规定个人,决定个人;个人受制于集体,从属于集体。这虽然维护了集体的权威,却忽视了个人权利。

这种意识形态,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辅相承。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个人所需的一切都由集体承担和提供,所以强调个人服从集体。但是进入市场经济之后,这种片面的认识已经不适应时展的需求了。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理念是自由竞争,注重效率,崇尚个性。

再看私人财产权利的扩展。

青年教育专家把“淘金”当作“创业”的对立面提出来,加以否定。前文所述,蛇口青年反驳说,我们来蛇口,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地谈挣钱呢?凡是正常的经济活动,都是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创造财富,活跃经济,这也是为推动社会发展起到了作用。

这正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二章“论引起劳动分工的原因”中所讲的道理:人们之所以能够吃上好的饭食,并不是依靠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道德,而是因为这些手艺人自利的打算。原因在于,这些手艺人这样做,自己也从中得到了好处。所以,人们不是向这些人祈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为私人利益的打算。

当然,青年教育专家的思维也受历史和体制的局限,对他们也要有一份理解。但是,专家的这些思想,在中外历史上并不罕见。

在中世纪的欧洲,以神学为主的意识形态,是鄙视私有财产并且主张财产公享的。当时,以王权为主的政治权力肆意侵犯私人财产权。随着欧洲私人财产的发展和城市的独立,反抗接踵而来。1215年英国大,就是私人财产权正义性的一次胜利。《大》规定:国王在未获全国公意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征收新的税款。《大》还限制政府勒索国民财产,假如国王与政府胡来,那么,被推选出来的25位男爵可以联合人民占领国王的城堡,夺取国王的财产,直至国王改正为止。《大》第一次用宪法形式表述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这也是英国议会诞生的法律依据。从这里不难发现,私人财产权利体系的确立,是抵制政治权力扩张的屏障,是公民权利和民间力量得以发育的温床。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私人财产权利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2004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确立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条款。但在历史上,屡屡发生妖魔化私人财产权,不尊重私人财产权的状况。比如,强制性的公私合营,以及后来的、,就存在很多剥夺私人财产的问题。“”更是把这一切发挥到了极致。

私人财产权利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基础性要素。蛇口青年的发言表明,私人财产权利不是什么羞于见人的事,必须理直气壮地捍卫。正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的推动下,中国才慢慢地走到了立法保护私人财产的今天。

再看市场权利的扩展。

市场的权利是一个拟人化的说法,指的是尊重自由竞争,尊重自由交易,政府应该少插手,让市场主体享受更多的自由。如果用道德说教和政府权力压制市场自由,就是妨害市场权利,剥夺市场权利。

80年代,在邓小平指导下,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市场。但当时的对外开放遇到陈旧观念很大的阻碍。深圳扩大开放,大力引进外资,有一位地位很高的人指责说,深圳除了那面国旗是红的,其他都变了颜色,是白区。

蛇口风波中也有这样的辩论。当时,我们自己造汽车的技术还不行,所以街上跑了不少外国汽车。教育专家对此很看不上眼。他们说,看到我们国土上跑着那么多外国车,很难受。开人大会的时候,人民大会堂前面的车只有一辆是上海牌小汽车,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青年问道:你们气愤什么呢?

专家说:我们落后。

青年说,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全球贸易。有外国车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的汽车制造业起点低。在开放的形势下,在全球经济、贸易逐渐趋于一体的情况下,没有外国的东西倒是落后的表现。落后算什么?落后是次要的。日本二次大战之后衰败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没几年就起来了?落后的关键是制度问题、体制问题。体制要有利于发展才行,离开了体制改革谈落后就没有什么意义。

今天我们仍然存在着市场权利的扩展问题。张维迎说,如果为了普通劳工的利益,最好是允许企业自由竞争。北京保姆几年前的工资只有800块钱,现在涨到2000块,有哪一个政府部门为她们说过话?没有,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吴敬琏也说,如果强势政府强势到主导经济资源配置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是权贵资本主义了。很多地方,主要的资源,比如土地资源、金融资源,是由政府控制的。这种形态,就不能说是市场经济。这是市场权利和政府权力的博弈。我们要重新界定政府职能,保护市场权利,一定要过这个关。

(作者为原《人民日报》评论员、凤凰卫视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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