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润黑土地

摘 要： 民国时期，关内北方人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闯关东”移民运动，成为二十世纪世界移民史上的“奇迹”。移民潮在调节民国时期人口分布，解决灾民生存问题的同时，也给东北三省的农业、工商业、文化、边防以及东北社会未来的发展变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民国时期 “闯关东”移民运动 影响

民国初期，国内军阀林立，各派系军阀长期混战，关内诸省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致使各地出现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局面。加上东北三省实行移民实边、放荒招垦政策，以优惠的措施招募关内人民携家眷迁往东北。于是关内人民纷纷扶老携幼，迁往东北三省，其景不绝于途，即所谓“闯关东”。民国时期“闯关东”移民运动，被喻为二十世纪移民史上的“奇迹”，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诚可谓“全部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1］84“闯关东”移民运动让数以万计关内流民涌入东北，缓解了关内人口过多的压力，起到了调节中国人口分布的作用。这些流民大批涌入东北境内，势必会对当时东北社会造成影响。本文认为，“闯关东”移民运动给东北三省的农业、工商业、文化、边防建设等方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对东北社会未来的发展变化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促进东北农业开发

民国时期，东北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扩大税源，摆脱困境，积极开展清整土地工作，对官庄、旗地继续丈放，对官荒、蒙地进行全面放垦。而这一时期关内大批量流民的输入，为这些土地的开发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据统计，闯关东的流民有77%务农，务工经商者占20%，新到及未找到职业者（失业者）仅占3%［2］１64。农业毫无悬念是流民的主要生路，是他们存活的基本保障。在流民的辛勤耕耘下，虽然东北当时仍采取分散经营、粗放管理的广种薄收的生产方式，但先进耕种技术的采用和传播，大量耕地的开垦利用，东北耕地面积迅速增加，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耕地面积由1914年的14019.2万亩增加到1932年的30618.6万亩。［3］8东三省的粮豆总产量1912年为1071.3万吨，到1915年增至1238.4万吨。［4］155粮食产量1912年达8002305吨，1930年增至18865000吨，18年间共增加10862695吨，每年净增603483吨。［3］8

在流民的作用下，东北由先前的荒凉区变成为中国著名的粮仓和农业基地。民国时期辽河流域、三江平原都成为重要的农耕区，大豆、小麦、玉米、高粱、谷子都得到广泛的种植。流民还从关内带来先进种植技术，使粮食大幅增产增收，除供关东居民食用外，还大量出口，促进农业贸易活动，进一步提高了东北农业经济。民国时期，东北已成为中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关内流民的劳动，是他们辛勤付出的结晶。

二、发展工商业，促进城市近代化

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开始于洋务运动。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对世界开放，这也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对农村产生了巨大冲击。在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同时，中国产生了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利用民族资本，雇佣劳动力经营民族工业。

民国初年，东北的民族资本经营工业，在清末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南京临时政府提出了鼓励发展民族经济政策，为东北民族工业继续向前发展提供了条件，东北逐步出现了兴办实业的热潮。况且时逢一战，欧美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给东北民族资本的发展带来了便利的机会。在这些优越的条件促进下，民族资产阶级实业家们放手发展东北工业，雇佣大量劳动力，建设生产。而这时的外资企业和华资企业都普遍存在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闯关东”移民潮让无数因受灾而无地、少地、破产的流民背井离乡，流入城市，他们一部分被农村吸收为农业劳动者，另一部分被城市工矿业所雇佣，成为生产者，劳动力，服务于东北工厂，矿山机构，其主观目的在于求生，客观上满足了民族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

在流民的推动下，东北的工矿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据资料统计，1911年即清代最后一年，东北地区共有7人以上工厂1242家，其中奉天668家，吉林283家，黑龙江162家，热河、朝阳129家。［5］462到1912年时，东北共有7人以上工厂1899家，从业人员74349人，其中奉天1080家，吉林331家，黑龙江142家。［4］105除工厂机构数目增多外，工业生产率和总产量也有大幅度提高。1924―1936年，工业增长速度平均每年为4.4%，1936―1941年则近9.9%，1943年东北的钢产量已占78.2%，水泥产量占66%。［6］663东北已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最主要的重工业基地。与此同时，交通运输、商业、金融、邮电、建筑、服务等行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

民国时期，随着农工业的发展，商业也有相当发展。1925年，东三省商业已占全国商业的30%，并呈稳步增长的趋势，这对内地“闯关东”的流民颇具吸引力。据调查，“山东阳县城厢镇民国时期闯关东的360人中，有290人到东北等地做工经商，占闯关东总人数的80%”。［7］59“东北易帜”后，少帅张学良让东北与内地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关内流民迁入东北的“闯关东”运动开始大张旗鼓的进行。流民经商者，主要成为东北商会成员，从事各类中小型商业活动。民国初年，东北商会的行业也相当多，如1917年共有191个，会董3578人，会员12831人。参加商会的行业也相当多，如1917年辽宁铁岭一县加入商会的各工商业者共302户，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闯关东”的流民。据1919年材料记载，奉天商业比较发达，总计大小商铺约有3000余家，其中在商场上占有位置者不下500家。吉林的升字号商铺也有相当发展，哈尔滨在1919年有大小商铺约4000余家。［8］580这些商会大都为民族资本经营企业，是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务机构。流民来到东北创建商会，经营商业，繁荣了当地的商品经济，促进对外贸易的进行，也在东北扎下了根，建立了相当的势力。

民国时期东北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近代城市的增加，流民对此功不可没，他们对推动中国城市近代化起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也是伴随着内地流民出关的浪潮同时完成的。大量流动人口流向城市，对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新的城镇的出现起到了促进作用。1907―1930年间，东北城市数量由37个上升到75个，增长约1倍，尤以1万人至3万人的小城市发展最为迅速。关内人民“闯关东”，在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在加速东北城市化的进程。

三、实边御敌

民国政府继清政府之后推行移民实边政策，为改变内地与边疆人口分别稠稀悬殊的差距，以促进边疆地区的开发。流动人口的大量流入，筑成了一道抵御外来入侵的坚实边防，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国防力量的增强，起到了实边御敌的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闯关东”运动，也或多或少带有实边的成分。虽然在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仅靠实边不可能摆脱边疆危机，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但是，“闯关东”流民对实边巩固东北边陲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千百万流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着祖国的领土，他们不但为边防部队提供了大量的兵员，而且还直接投身于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移民们经常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展形式多样的反侵略斗争，从抗议示威，经济抵制，破坏交通直到武装起义，直接站在斗争的最前沿。正是由于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才筑起了一道抵御外来侵略的坚实边墙，有力地遏制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势头，使其进一步吞并中国领土的阴谋未能得逞。

沙俄陆军大臣库鲁巴特金承认，“我国最惧者，为中国之移民于蒙古北境盖沿西伯利亚之国境，去平和而稀薄之游牧民，而代之以反俄之中国人，实为危险”。［1］96这充分说明了关内移民在东北实边中的重要作用。“九一八事变”后，由于的不抵抗政策，东北沦陷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长期霸占中国东北，也对这里进行移民。该行动从日俄战争后就开始了，但其规模不大，“九一八事变”后，移民规模迅速扩大，日本殖民当局计划从1932―1942年，移入中国东北98767户，实际移入56998户，占计划总数的57.7%。［9］363日本侵略者未完成计划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遭遇东北关内流民的反抗。如1934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土龙山人民暴动就是关内流民为了反对日本移民侵占土地而进行的斗争。日本殖民主义者也承认，“包括三江省在内的北满一带，经常发生此事，致使许多日本移民不断丧命”。［10］285日本移民开创团不断有人退团，致使日本侵略者企图用移民的办法以巩固侵占中国东北的美梦彻底破灭。“闯关东”流民的大量迁入，在繁荣东北社会经济的同时，也巩固了边疆，使国防力量得到加强。

四、新型关东文化的出现

东北，这个原生态的地域中心，有着悠久的地域文化历史，20世纪30年代，著名学者金毓黻在他的著作《东北通史》中，首释“东北”之名。［11］23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处祖国东北方，自古以来就泛称东北，明代以后俗称“关东”，至今仍在民间流行。

东北有独特的地理风貌，白山黑水间分布着广袤的东北平原；有满族风俗的区域文化，又积极地吸收外族文明，不断充实、提高。东北关东文化特征可以概括为：1.它是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共同融会而成；2.吸收能力强，不排斥其他地区或民族的文化，即使在本地区内，也不予排斥，却尽力加以吸收，为己所用，不断充实、补充，增加同外部抗衡与竞争的能力。

清末东北弛禁后，关内北方受灾严重，人多地少的河北、山东、河南等省灾民由于难以维持生计，大量向东北地区流动，已形成不可阻挡之势。民国时期更达到顶峰，转化为一场移民狂潮――“闯关东”运动。“无论对中国人口地理还是对中国经济地理，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2］340这些从内地来的流民带来了汉民文化，无疑丰富了关东文化的内容，伴随着数以万计的关内留门迁入，遂形成了以汉族文化为特征的新文化局面。

人口在空间的流动，实质上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移民的大量迁入，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因此得到加强。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很多，诸如满、蒙、赫哲、鄂伦春、达斡尔族等等，在历史上就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汉化程度很高。“闯关东”运动爆发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汉族先进的农耕技术在流民的引导下得到广泛的传播，不少民族在流民的示范影响下，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开始从事农耕，山东、河北等地流民迁居东北后，兴起了关东的农业文化。流民的风俗习惯也深深地影响了东北的少数民族，他们在居住、饮食、衣饰、婚嫁、丧葬、宗教等方面掺入了许多汉人的传统。譬如，在婚俗上，满人的“问名”、“合婚”、“相看”、“放定”、“迎亲”等仪式显然是受了汉人的影响。源源不断的“闯关东”流民让满族固有的社会文化传统也发生一些改变。放弃本族姓而沿用汉姓的满族人有很多；因“闯关东”流民的增多，在他们的影响下学会说汉语的东北人也很常见。到民国时期，黑龙江一带的满洲几乎人人会说汉语，更有许多满族人忘记了自己的满族母语，出现了汉化的局面。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浪潮的迭起，意味着中原汉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民国时期，奉天各地“华夷杂处，各省民风日臻同化”。［13］165关内汉文化和关东文化融合成的新型关东文化应运而生。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闯关东”移民运动仿佛一场春雨，滋润了久旱龟裂的东北黑土地。“闯关东”移民来到东北，力辟榛莽，开发土地，发展了东北农工商业，促进了城市近代化和民族融合，也巩固了东北边防，移民的最初动机是为谋求生路而来到东北，但是开发东北的实践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面扎下了根，形成了一种习惯和规模，从而影响到了整个东北社会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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