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新的“大考”

在几经周折之后，中国经济结构又陷入了“二元”局面：一“元”是巨无霸式的央企和国企，它们拥有庞大的市场和体制资源，获得权力的直接庇护；另一“元”则是占企业总数99%的民企，它们一方面承担繁重的税负，另一方面在资金和政策优惠上边缘化，在产业链中位于中低端，生存艰难。

国内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总曾悲观地说，未来中国只有这种企业可以生存下来：一是当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升到1比3的时候，企业依然可以生存；另外一种是，企业的扫地阿姨平均工资都涨到3000元的时候，企业仍然能够生存。

这种“感觉”未必真实，但也绝非杞人忧天。

有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民营企业的旺盛发展期只有短暂的7年，甚至还不到中国人平均年龄的1/10。这是企业资金特别是科技实力不足，造成可持续竞争力下降的结果。

而这有企业自身的原因，也有整个市场大环境的因素。

大浪淘沙，只有高素质的企业才能坚持生存下来。而促使更多高素质企业的产生，需要优化其生存的土壤。在专家看来，政府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加强和改善公共管理，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场新的考试。

畸形的中国市场环境

2012年伊始，中国民营企业就坏消息不断：企业老板“跑路潮”、“非法集资”案频发……根据国家工信部出台的统计数据，今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亏损面达15.8%，同期增长0.3%，亏损额度增长率高达22.3%。而规模以下的小企业，亏损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认为，“如果目前的银根紧缩政策不改变，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今年下半年，国内存量中小企业中的40%将会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全哲洙也预测：估计8月份左右就有一批企业开始死去。

《南风窗》曾分析，2008年底，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很多民营企业被迫倒闭；经过近3年的复苏，国民经济运行状况逐渐好转，当下，经济基本面也并没有发生拐点性的波动，而中小企业的处境却似乎“比2008年还要艰难”。这显然非昔日的金融危机之过，而更多的是经济体自身内在的原因，是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战略性结构性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集中爆发，是多年来所累积的制度和政策的综合产物。

北京大学政府绩效评估中心主任周志忍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中国企业的宏观生存环境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干预市场太多，市场化程度不够。

在周志忍看来，随着社会发展，市场发展，政府应该退却，但中国是计划经济时代出身，政府退却难度大。这样一来就产生了现在的问题：政府太强，市场次之，社会最弱。

“比较好的、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政府、市场、社会三者有一个边界，三者又各司其职。政府管理其该管的东西，社会、市场同样应各司其职，各自发挥作用。在这个基础之上，政府、市场、社会相互增强，相互协同，提高效率。”周志忍说，但中国的市场社会化并没有达到真正市场化的程度，政府对资源的垄断，政府对特定领域的垄断，导致的结果是政府结合国家权力来积累很多资源，创造很多效益。比如基础行业石油，电力之类，凡关系国计民生，政府都是直接经营。政府对国有企业保护太多，这样使民营企业运营成本很高，特别是中小企业在这种环境下非常难受。比如银行目前的存贷差，国际通用是1.7，我们是3.05，是国家政策导致这样一个悬殊的对比。这就是政府该退的没有退。

周志忍还指出，现在政府一些合法的、不合法的寻租行为让企业很难过。其中一部分是税费太多；还有一部分就是政府审批繁琐；同时，政府政策缺乏系统思考。

他以物流举例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美国的十到十五分之一，但中国的物流成本是美国的好几倍，原因是一中间环节多，再就是高速公路费用太高，再就是政府规定不科学。比如在北京规定，外地运菜车辆不能进几环路，外地车到集散地不能进市里，怎么办？难免包车，这样一倒，成本明显增加。但在日本或美国，是算每一年的货运量，都给大货车发牌照，哪怕规定晚上三更半夜运输。中国的规定与实际需要差别太大，菜农违规抓着就罚款，最后成本转嫁到菜价上。

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也观察到，在改革开放之初，民营经济一度是很活跃的，但是近些年来，随着国企尤其是央企垄断的加强，民营处境日益困难。他认为，垄断影响了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则。“中国国营经济不仅应该拥有经济的含义，还应该有政治的含义。其不仅是支撑国家政权的问题，还要保证经济发展的成果如何最大地分享于社会。所以国营经济所创造的财富不是一个国有企业垄断的，而是社会的。”林尚立分析，“现在国营经济没有定位于这个角色和战略层面，仅仅把自己看成一个企业。现在央企已经成为一个利益集团。这不是央企扩大民企缩小的问题，而是市场发育不成熟的问题。”

优化企业生存的土壤

在市场中游泳的“企业家”们对中国的市场环境有更深的体会，他们对政府扮演的角色有着更为现实的期待。

浙江南艺礼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倪孟宣表示，政府应当鼓励品牌企业向当地产业链采购，可以在税收反馈方面给予支持；对于将融资切实用于企业升级、产业升级、引进高新科技改造产业链的企业，政府也要给予税收、用地方面的优惠政策等等。

记者采访的一些企业家们还建议，至少应以省为单位，梳理重点产业、支柱产业所在区域，要细化管理、区别对待，如何进一步促进转型升级，并进行考核。只有将产业链整体做大做强，每一个企业才有强烈的依附感和归宿感，才能沉下心来做实业。

相关人士还建议，为促使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在产业政策上必须国内各地区一视同仁，而不能再坚持“梯度发展”战略。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郑宇民就说，长期的“梯度性”，使落后产能没有紧迫感，各地重复“克隆”落后产能、低成本战略，走的不是一条“见贤思齐”的产业升级创新型道路，使原本应该“告别”的模式、产能生生不息，到一定时候，必然会出现一个倒闭潮、企业“集体自杀”的现象。

而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小平看来，要改变中国畸形的市场环境，需要更多地从理论层面思考。他认为，当前迫切应理顺政府、市场、社会这三者的关系，既不要“一方独大”，也不要简单地此消彼涨或此涨彼消，而是要顺势利导、合理界定、各显其能。

他表示，市场化是经济改革的基本要求，但也不能搞过度市场化，公共利益的实现主要靠的不是市场力量。服务型政府是政治和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但也不能让政府包揽过多的公共服务，要建立政府服务体系和多元供给相结合的公共服务架构。

高小平认为，中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经济改革中已经找到了“政府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子，不过，政府和社会、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还未完全破题，不妨循着“政府引导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管理社会成员”来构建新的社会管理逻辑，按照“市场解决经济活力问题，民主解决社会活力问题”来构建新的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

企业需主动加快升级转型

事实上，对于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来说，健康良性的发展需要中国的市场环境里阳光的照耀、雨水的滋润，才能茁壮成长。但另一方面，环境毕竟是外因，真正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还在于自身的素质这一内因。

而对于大多数处在产业链低端的民营企业来说，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已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在出席第五届亚洲制造业论坛年会时就指出，现在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放到国际竞争中去是不强的，原创技术则更少，这是关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大事。因此要以国际竞争力为标准，根据市场的变化不断创新发展，因为在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下，过去那种技术长期停滞不前、产品延续多年不变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就是我们的企业热衷于不停地引进、跟踪和模仿，把大量资金用来购买外国的技术和设备，外国人用我们的钱又去搞研发，回过头来再卖给我们赚钱。所以我要强调，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竞争力才有真正的实力。”

知名财经专家叶檀也表示，中国的中小企业必须认清中国经济结构在转型这个“大势”，“一定要认清这个形势，如果认不清这个形势，就会受夹板气，永远过不上好日子。如果做传统的代工企业，赶紧去跑马圈地，西部地区的政府白送给你地的情况还有。你如果仍想呆在东部地区，那就要跟资本市场结合，跟资本市场结合才有溢价，才可能有相对廉价的资金链。”

她更指出，现在中国的市场“不是缺钱，是缺好企业”。企业家真正把企业做好了，所有的PE就会蜂拥而至。“只要企业和企业的产品足够好，在未来就一定有发展前景。”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8月、2012年2月国家副主席先后两次强调中国经济绝不会“硬着陆”。近日中国官媒也发出了“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改革前奏音。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大潮将至。

毋庸置疑，转型期的中国需要涌现出大批的高素质企业，以助力完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中国经济的“软着陆”。当然，这不仅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政府、社会乃至消费者的合力。

而这也意味着，和中国各级政府迎来一场新的公共管理的考试一样，身在潮水中的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也必然迎来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素质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