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农地股权融资改革的背景原因

时间:2022-09-15 09:26:21

成都农地股权融资改革的背景原因

作为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区之一,成都市早在2006年就开始着手探索农地确权改革,农地使用权的完整性进行全面梳理,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组织成员的重新界定、承包权的长期固化和宅基地确权的洗牌,为农地流转提供基础,让农民在享受物权法上对土地所有权衍生而来的“用益物权”上得以真正实现,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农地金融制度,寻找新三十年,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路线图,成为先行者成都地权改革的使命。作为统筹城乡综区,成都希望率先在这个关键领域有所突破。但土地流转也面临很多问题和风险,成都与其他地区的探索也存在诸多争议,2011年伊始,成都“地票”交易突然被叫停,试验区土地制度改革的探索,前景仍不明朗。

模糊的地权 导致土地征用过程中的权益纠纷层出不穷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探索,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以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为突破口,总体上形成了以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承包权、鼓励合法流转为特征的新型的和制度。由于集体所有权改革一直滞后而带来的主体虚化,使中央期望的土地效率最大化目标并未实现。

在这一进程中,集体土地所有权未发生动摇,同时又面目模糊。

农村现在的现状是土地集体所有,集体做不了主。目前农村最大的资源就是土地,而农民手中持有的也是土地。但是,附着在集体土地上的广大农民,即便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却不能流转,不能转让,不能买卖。产权的缺陷,使农民合理的土地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土地征用过程中的权益纠纷就是最好的例子。另一方面,农民无法从土地资产中得到应有的权益,加重了“三农”问题和城乡差距问题。凡此种种,表明中国农村改革确实到了一个重大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与农村土地产权的改革息息相关。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中国改革的发力点再次聚焦于农村土地制度,开启了被称为“新时期第二次土地革命”的农村土地流转工作试点。全会公报称,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该文件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前提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但业内人士认为,相应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具体细则不多,土地流转的具体操作上难度加大,涉及农村土地确权方面也尚未突破。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和林权要得到交易或流转,必须是在确权的基础上,清晰的权益界定是流转的前提。对于土地流转,现在农民有积极性,但是从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到所有的管理制度方面如何来适应还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让农地流转是城乡统筹改革的重要内容

2007年6月,成都获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央希望成都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综合配套改革。何谓“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怎么综合配套?成都花了半年的时间寻找答案。最大的困境在于没有钱。中央财政并没有额外资助,单靠成都市的城市反哺农村也不可能。当时成都算了一笔账,如果成都600万农村人口有一半变成市民,总共需要投入约6000亿。而2007年即使成都财政收入猛增,也不过七百多亿。“你说反哺?哪个政府能给得起?”成都市一位政府高层表示。而在此时,农村土地特别是农村建设用地,却因为现行的土地政策而成为一大块“沉默的资本”。如何让这个“沉默资本”可以流转,可以交易,在交易中实现诸如城市国有建设用地拍卖那样的巨大价值,是大家争辩的焦点。

结论就是:让农地流转是城乡统筹改革的重要内容,基础工作是要为农地确权,同时进行社会保障改革。就在成都确定了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后没多久,“5・12”大地震发生,面对众多坍塌或已成危房的农民住宅,灾区新型农民集中居住区如雨后春笋般长出。在大灾难面前,国土资源部还给了成都在增减挂钩方面几个特殊政策,包括土地可以跨越县域流转 (此举可最大限度地扩大土地收益);社会资金在农民宅基地上新盖的住宅可享有完全产权(大产权);可以将在增减挂钩一开始就获得指标交易的收入用于灾民的新居建设(抢时间),而不需要经历拆旧建新并经过验收这一完整周期等。这些成都在地震期间享有的、全国独一无二的土地优惠政策2010年年底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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