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5 08:31:16
名号——原名梁治华，字实秋，号均默，曾用笔名子佳、秋郎等。
祖籍——浙江杭县（今余杭）
出生地——北京
出生日——1903年1月6日
逝世日——1987年11月3日
职业——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学者
身世背景——祖父梁芝山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曾到广东做了几十年地方官，官至清朝四品。归返北京后，在东城的勾兰胡同买下一所庭院大宅，后改名为内务部街20号。
父亲梁咸熙（1887—1946），是其祖父从河北大兴县领养的。19岁入北京同文馆攻习英文，毕业后在京师警察厅任职。虽受过西式教育，但一生喜爱研究小学，旁及金石之学。
母亲沈舜英（1884—1964），杭州人。18岁嫁入梁家，生育过五子六女，梁实秋排行第四。她十分疼爱孩子，且教他们读书启蒙，常把她小时候怎样苦读的情形告知子女。
求学经历——1907年入街西口学堂读书，1910年受教于私立贵族学校陶氏学堂。1915年秋考入清华学校，在此度过人生中充实的八年求学生涯，后于1962年出版散文集《清华八年》回忆这段少年求学岁月。在清华的八年，开启了梁实秋的文学和学者世界，他和同窗校友组织清华文学社、编辑《清华周刊》，与文坛前辈交流、论辩，1920年9月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发表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1年5月28日于《晨报》第7版发表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1923年赴美留学，先入科罗拉多学院攻读英美文学，期间应郭沫若之邀，1924年撰写了《拜伦与浪漫主义》一文，体现了当时梁实秋“感性浪漫”的文艺观。1924年经科罗拉多学院教务长特别推荐进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听取了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课，至此确立了其一生的文学信念，偏离了年少时的浪漫主义倾向，渐渐踏入节制稳健的道路。1927、1928年先后出版《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两本论文集，奠定了其古典主义的立场。
散文作品集——《雅舍小品》《北平年景》《清华八年》《秋室杂文》《文学姻缘》《谈徐志摩》《谈闻一多》《关于鲁迅》《秋室杂忆》《西雅图杂记》《雅舍小品续集》《看云集》《槐园梦忆》《雅舍杂文》《雅舍谈吃》等。
评论集——《冬夜草儿评论》（评论）与闻一多合著，《浪漫的与古典的》《骂人的艺术》《文学的纪律》《偏见集》《约翰逊》《英国文学史》等。
翻译书目——《阿伯拉与哀绿绮斯的情书》（散文集）英国弥尔顿著，《结婚集》（短篇小说集）瑞典斯特林堡著，《潘彼得》（小说）英国巴利著，《西塞罗文录》罗马西塞罗著，《织工马南传》（长篇小说）英国哀里奥特著，《情史》英国乔治·艾略特著，《呼哮山庄》 （长篇小说）英国 E.勃朗特著，《百兽图》英国奥威尔著，《莎士比亚全集》（戏剧37集、诗3集）等。
编辑书目——《远东英汉大词典》《我的一位国文老师》等。
理论主张——梁实秋深受白璧德的影响，其30年代的文艺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文学根基于人性；文学家必须保持自由的人格；提倡文学的节制与理性，用理性和节制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一种标准。他主张文艺上的“合于理性的束缚”。理性是人性的中心，“人性之所以是固定的普遍的，正以其理性的纪律为基础”。他对五四时期流行的人道主义学说不能接受，把它看作情感泛滥的结果。
诗是贵族的。决不能人人了解，人人感动。更不能人人会写。现在一般幼稚的诗人，修养不深，功夫不到，藉口诗的平民化，不惜降灭诗人幻想神思的价值，以为必人人了解的方得算诗。
一般人有一点误解，总是以“民众”对着“贵族”讲。我所谓诗是贵族的，并非是说诗是非民众的。世界上的事物，有许多许多——无论是多数人的或少数人的所习闻的事物——是绝对不能入诗的。
诗的目标，是美；故诗的内容，只要是美的，全要。
一个诗人一定是一个有常识的常态的人，凡是变态的诗人便应该按照古典主义成例抑制自己而入于古典的模型，性格豪放的须要变得驯服，性情神秘的须要变得明了。
古典主义只准把自然的描写当作诗的背景；有时是为自然美而描写自然，但是那种美仅限于合乎常识的几何的美。浪漫主义则是把自然与自我看作和谐的一体，主观的情感和客观的自然渗化融合而为一。古典作品所最须致力的地方，便是节制，无论是抒情状物，总以不即不离适可而止为归宿；浪漫的作品则是凭借想象把情感驰骋于八级之表，以痛快淋漓为指归。古典主义是固立模型，强人同己；浪漫主义则是广开禁忌，发展自由。
艺术的创造总是由经验而来，而此种经验更须要经过分析与综合的步骤，把此种制炼后的经验表现出来，这便是所谓“创造的想象”了。越抽象的艺术，越要有实在的东西表现它。
想象固是重要，而想象的质地尤为重要，真正伟大的作品，不是想入非非的胡言乱道，而是稳健的近乎常态的人性的。
想象就像是一对翅膀，它能鼓动生风，扶搏直上，能把你带到你的目的地去，也能把你带到荒山大泽穷乡僻壤或是九霄云外的玉宇琼楼。
无论艺术与自然，一概都应为人为本。以人性为根本出发点，则“自然”有应得之位置，而艺术亦有其固有之价值，这其间决没有互争雄长之可能。
批评与创作，虽然其有共同的伦理的目标，在人生上发生同样的意义，然而在方法上在性质上终究是有判然不同的界限。创作品是以理性控制情感与想象，具体的模仿人性；批评乃是纯粹的理性的活动，严谨的评判一切的价值。
真实的自我，不在感觉的境界里面，而在理性的生活里。所以要表现自我，必须经过理性活动的步骤，不能专靠感觉境界内的一些印象。其实伟大的文学亦不在表现自我，而在表现一个普遍的人性。
在抒泄情感之际也自有一个相当的分寸，须不悖于常态的人生，须不反乎理性的节制。这样健康的文学，才能产生出伦理的效果。
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通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在这标准之下所创造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
（选自《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