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影响下语言艺术论文

一、语言艺术在时事评论把控公众情绪上的作用

1、意见领袖个性化表达完善了受众节目评价

对于时事评论，主持人、评论员充分利用意见领袖个性化表达对于节目推广和受众情绪塑成的作用。一方面，借助“生产性受众”与“社交网络”的传播模式有机结合，为节目推广提供了成本更低、到达率更高的优势。这种正向的节目传播路径在发挥文化的解码功能、促进节目转化等领域的作用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专业精英因为自身知识的专业化而成为相关领域的重要支撑，这种影响也促进了圈子中个性化表达群体的崛起和巩固，将两者结合起来，即可实现节目品质与价值评价的有机统一。实际上，时事评论类节目与新兴传播方式的联姻也在推进节目发展中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这提示我们，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利用新型媒体的优势不仅能开拓时事评论类节目的渠道，也能够将两者有机融合为节目受众提供所需的重要触发点。

2、引导节目实现人际传播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一是节目制播的过程中，主持人、评论员通过自身最为直接的表达将电视节目的风格贴上了自身的情绪特征，实际上是在受众与节目之间搭建了人际交流情境，使得受众能够突破传统意义上媒体对于受众情绪的隔离。节目也因此有了人情味，受众也感受到了主持人的魅力，进而体验到沟通的快乐。换言之，节目的个性化传播让主持人的个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展示，同时赋予受众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极大提升了节目传播的正效应。二是引导受众情感便于展示个人人格魅力。节目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的情感流露是经过理性思考并进行相应地提炼和升华之后的情感表达，其中深深融入了作者的人生体验和生活智慧。在主持人通过节目对观众的情绪进行引导的过程中，上述情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示，主持人的个人魅力也得以最大程度的展现。

二、电视时事评论把控公众情绪的路径选择

1、强化节目内容个性体验，完成受众情绪转换

感情是语言的基石，对于节目主持人而言尤甚。在电视时事评论过程中，主持人、评论员通过对于自身语调、音色与语气的把控，实现对于自身情感因素的展示，使之能够发挥出最佳的水平，以情感人，在主持人营造的浓郁的艺术氛围中实现对于受众情绪的引导和梳理。不同的节目内容和节目进行到不同的阶段，主持人应当通过声音的变化来控制自己的感情基调，进而感染到受众的情绪，提升受众的感情，更加有利于交际活动顺利进入到情感层面，让节目流程自然进入下一个环节。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是基于日常生活的经验，当我们被告知某个信息时，信息的发出者会随着内容的输出在表情上发生诸多细微的变化。对于身体语言较为丰富的主持人而言，这种内容传递过程中出现的情绪和表情的变化更为显著。由此，主持人应该在充分理解信息内容的基础上，积极调动个人的功能器官促成受众注意力的固化，进而实现信息和情绪的有效传达。二是在主持人、评论员情感中的喜怒哀乐都通过节目内容的展开而得以表达的时候，受众必然会受到影响。通过主持人的巧妙组合和拼接，将节目内容有机地串联或者并联，既体现出节目的匠心独具，也能够激发观众的参与兴趣。在对于时事节目的巧妙组合中，主持人或者深情或者调侃的演绎方式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于观众情绪的把控。

2、用真情营造谈话场，唤醒受众情绪

电视时事评论节目制播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观众负面情绪被唤醒的时段，这种情绪出现对于节目整体效果有极大的破坏作用。这个时候，往往需要主持人能够因势利导，用坦率真诚的情感和语言来调动起观众的情绪，促成节目的顺利进行。在我们看来，扭转负面或不利情绪的关键就在于充分理解观众的反馈信息。在节目主持过程中，主持人应当设身处地地为公众着想，控制场上的气氛而不是被节目牵着走。值得注意的是，情绪控制涉及到谈话场的营造。谈话场指的是正常的谈话氛围。在谈话场的营造过程中，主持人应当充分利用自身的真诚来感染观众，实现对于其正面情绪的唤醒。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情绪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态度体验。情绪唤醒是生理或者心理上被外部事件引发的反应，是公众参与节目活动时的生理反应，对于完善我们对于外部事件判定以及公众节目参与情绪养成具有重要信息价值。新媒体社会传播性质让负面信息传播呈现病毒式传播的模式，公众节目参与的情绪经由上述模式能够导致其内心不安和焦虑，引起对于自我能力的怀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节目效能度。以社交网络关注度较大的郭美美事件的电视访谈为例。自郭美美2011年微博炫富到2014年郭美美涉嫌聚众被捕的整个过程中，新媒体平台由“审丑”变为“逐丑”，公众的情绪也由负面转变为被引导出了正能量。因此，在培养受众的情绪过程中，要使公众对负面情绪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学会控制紧张、焦虑、恐惧等不良情绪，这样才能提高其参与节目的水平，从而获取较高的节目参与情绪。

3、重视受众替代经验，健全经验转化机制

受众对于时事评论节目参与度的感知，通过其参与的既往经验得来。受众成功的节目参与经验能够提高节目参与情绪，而失败的节目参与经验则对其节目参与情绪的养成起到消极作用。由此，通过建立节目参与机制，健全受众节目参与途径，不断提高其节目参与信度与有效度，是完善青年公民节目参与情绪的重要路径之一，以某访谈节目中涉及微博网络问政节目为例。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其微博上了“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活动。在其微博中，博主上传了七十多个乞讨儿童的照片，粉丝们立刻积极响应，当天粉丝即达到七千人。两天后，其微博又收到来自北京、广州、上海、石家庄、深圳、哈尔滨、厦门等十多个城市和地区的三十多名热心网友拍摄的三十多幅乞讨儿童照片。随着每一张照片和每一条微博关注度与转发量屡创新高，“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掀起了群体性的转发热潮，不少社会知名人士、慈善基金组织也加入到活动中去。据统计，参加上述活动的人群中，普通受众占到一半以上的比例。他们或者走上街头拍摄并上传照片，或者联系媒体或所在地警方，并积极转发微博，保障了活动开展的动力和社会基础。而关注到这一活动的电视主持人在节目进行过程中，也明确表态支持上述活动，号召公众动手打开自己的手机、拿起自己的摄像机，想法设法解决并妥善安置乞讨儿童。受众在参与微博互动的过程中获得的正向反馈，也为其节目参与情绪的确立提供了条件。另外，公众节目参与情绪也来自于替代经验。替代经验指公众通过观察知识、能力相仿的他人活动及其水平获得经验。比如众所周知的校车事故、地沟油等事件的过程中，就是通过节目的传播与发酵，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在此过程中，主持人鼓励受众经由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公众意识到参与到节目中能取得进步，使节目的参与情绪得以提升。

三、结语

总之，新媒体背景下，公众参与电视时事评论节目行为呈现出负面情绪唤醒的特征，公众对于节目信息的感知，通过情绪力量塑成特色鲜明的内容。我们认为，主持人应该通过强化节目内容个性体验、用真情营造谈话场、重视受众替代经验，实现节目把控和公众情绪的引导。

作者：赵红霞 单位：河北工程大学社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