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正定隆兴寺内一龛唐代造像的初步研究

【关键词】正定隆兴寺；唐代；石龛造像；龙泉井亭；连茎莲座

【摘 要】本文对正定隆兴寺龙泉井亭北壁中央所嵌的一龛石造像进行了考证，主要从唐代佛教造像流行的连茎莲座入手，比对各地唐代特征明显和有准确纪年的造像，从而确认隆兴寺所存的此龛石造像为晚唐风格，以此作为今后隆兴寺唐代佛教艺术深入研究的一个基础。

正定隆兴寺西北角龙泉井亭内现存一批佛教石造像，除靠北墙佛坛上放置的9尊无头石造像外，四壁尚嵌有26龛石造像，其中北壁3龛，东壁11龛，西壁10龛，南壁2龛。据清乾隆十三年《隆兴寺志》载，井亭内造像有“大石佛5尊，小石佛23尊”，与亭内现存造像数目并不相符。关于这些佛像的来历，寺志上只是说“相传大小石佛俱获自井内”。而亭内之龙泉井，寺志记：“此即宋开宝四年涌铜处也。”明天顺七年，御马监太监钱福增建龙泉井亭，据《增建龙兴寺亭碑记》载：“天顺癸未春……命工抡材，砌以完其圮，疏浚以通其淤，作亭以覆其上，以饰丹垩，环以栏槛，缭以垣墙。”[1]并未提及井内挖出佛像之事。该井亭自明天顺七年（1463）建成后，明正德七年（1512）、隆庆五年（1571）和清康熙十八年（1679）均有重修。但数次重修的资料，也均未谈及井中出佛像事。

如果说，佛坛上的圆雕佛像可能由它处移置于此，那么这些小型龛造像究竟雕造于何时，又是什么时候嵌于井亭壁上的呢？整体看亭内的26尊龛造像，除北壁中间一龛为青石长方形五尊造像外，其余多为汉白玉尖拱形单身坐式乐伎龛。这些尖拱型龛内的造像大多风化严重，多有局部残损，加之后世覆彩涂抹重装，原面目不甚清晰，初步分析具元代风格。而唯一的一龛长方形一铺五尊像则颇具唐代特征。这些龛造像嵌于龙泉井亭墙壁上的时间，最早应在明天顺七年增建井亭之时。因北壁中央的唐代风格龛造像具有较高的造型学价值，故本文拟对其做一具体时代特征分析。

一、龙泉井亭唐龛造像介绍

此龛略呈正方形，青石质，龛石高57厘米，宽55.5厘米，左、右、上部龛框分别宽3.5～4厘米、3.5～4厘米、3～3.8厘米，下部高16厘米的原石打磨成平面，似为预留写发愿文的位置，但并无刻字，素面无纹饰。龛内凿成略似覆斗状的浅龛，折角，内壁弧，中间最深处内凹约5厘米。由于嵌于墙壁上，龛的厚度以及其它各面有无文字雕饰，不得而知。长方形龛内浮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像，均敷彩（图一）。中央主尊结跏趺端坐于单瓣仰莲座上，像高26厘米（不含头光、莲座），双耳垂肩，高肉髻，眼睑微启，唇、鼻风化又敷彩涂抹后已不清，桃形头光。佛上身内着僧祗支，袈裟敷枣红色彩，斜披左肩又反搭于右肩。右臂屈指于胸前上抬，手指损毁，所结印契不明，左臂随坐姿自然向下，左手抚膝。袈裟及裙摆的线条简单明了，无悬裳，不覆盖莲座。莲座高5厘米。

胁侍二弟子及二菩萨均有圆形头光，与主尊桃形头光同敷绿彩。二弟子面部五官风化不清。主尊左侧弟子通高23.3厘米，脖颈的筋骨及下面的锁骨突出，双手抱拳，披蓝色袈裟，跣足立于高3厘米的莲台上。右侧弟子通高22厘米，蓝色僧衣外斜披红色袈裟，双手合十，头部残毁，无脖颈，胸部赘肉突出，与左侧弟子刻意表现出的骨瘦如柴形成强烈反差，跣足踏莲，莲座高3.5厘米。二弟子应为迦叶和阿难。

二菩萨均头戴花冠，宝缯垂肩后外飘，袒胸，少璎珞饰物。帔帛搭于后背，绕两臂自肩至肘下垂，略外飘。上身着天衣，结带系于腰部中央后垂落，下身穿羊肠裙，衣纹褶皱密集。左侧菩萨通高26厘米，左手下垂牵巾，右臂屈肘上举，手执莲蕾，身体向内倾，着红衣绿裙，跣足立于莲座上，莲座高4厘米。右侧菩萨通高25厘米，右臂下垂，手提军持（宝瓶），左手执莲蕾，胯部向左侧扭动，身姿婀娜呈S形，穿蓝衣红裙，跣足，莲座高4厘米。

此龛无文字纪年，但造像的时代特征明显之处有二：其一，二尊胁侍菩萨一手执莲蕾，一手提军持瓶或握飘带， S形身姿，体态丰腴，少璎珞饰品，为典型的唐代中后期风格；其二，弟子和菩萨的莲座与主尊的莲座茎蔓缠绕相连，属唐代较流行的连茎莲座样式。

二、北朝晚期至唐代连茎莲座的发展变化

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像的组合，可追溯到佛教早期更为简单的一佛二弟子或一佛二菩萨三尊像。佛坐的连茎莲座早在古印度贵霜王朝的犍陀罗至笈多王朝时期已形成[2]，随佛教传入中土，在北魏的青铜造像上有零星出现，到北朝晚期，石雕造像中开始出现。邯郸南响堂石窟的第一窟华严洞为中心方柱式塔庙窟，方柱左右的壁龛均为北齐时期的一铺五身造像，造像下的莲座采用忍冬纹连茎莲座[3]。安阳灵泉寺北齐刻经双碑之一的河清三年（564）《华严八会碑》，碑首正面圭额中央雕一圆拱形龛，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像，主尊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覆莲座上，莲座束腰处向两侧各长出一莲茎，莲茎两端各有一莲台，两侧的胁侍菩萨立于莲台上[4]。西安博物院收藏的1975年4月出土于未央区草滩的一组数个北周三尊造像龛，也为忍冬纹裹莲茎或忍冬纹加荷叶和莲梗与主尊莲座相连（图二）。

到唐代，石雕佛教造像下的连茎莲座中，忍冬纹几乎不再出现，突出的莲茎相连各莲座成为一种流行的样式。从一些博物馆收藏的唐代造像、石塔和现存的唐代石窟中多能见到。

上海博物院收藏的一铺由张叔诚先生捐赠的唐大和二年（828）灵祭造释迦牟尼佛三尊像，主尊结跏趺坐于有梗莲台上，二胁侍菩萨体态丰满、婀娜，一手屈上举，一手提军持或握飘带，跣足立于与主尊莲台相连的连茎莲座上（图三）。此外，西安博物院收藏的青龙寺唐代三尊像，1975年西安市新城区后所寨出土的唐代四面造像碑[5]，武则天时期的七宝台石造像（即有名的宝庆寺石造像，除宝庆寺塔残留数尊外，大多已流失日本），这些石造像大多为一佛二胁侍菩萨，有不少龛像下为连茎莲座。

20世纪50年代以降，西安西明寺遗址、太平坊恩国寺、义宁坊积善寺均出土有唐代善业泥造像，尤以慈恩寺大雁塔附近出土的多为人所知[6]。这其中有一类善业泥像略作尖拱形龛，主尊磨光肉髻，宝珠形头光，袒右肩袈裟，左手掌心向上置腹前，右手抚膝，施降魔触地印，结跏趺坐于连茎托起的仰莲圆座上。两胁侍菩萨立于主佛两侧的莲台上。主佛两侧有连茎层叠上出，均匀分布七身小化佛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图四）。这类善业泥像在构图上和萨尔纳特舍卫城大神变浮雕相似，从题材上看，表现的应是无上大神变的内容。这类题材的善业泥像似乎只是在长安流行，时间也局限在唐初，同时期的石窟中至今未发现同类题材造像。直到8世纪初，在四川的石窟中开始再次出现，如安岳卧佛院31号龛，10世纪开凿的安岳千佛寨石窟1号龛、41号龛、48号龛等[7]。这类连茎并出现化佛属于释迦佛舍卫城大神变题材的造像，与本文所探讨的盛行于唐代的连茎莲座三尊、五尊或七尊造像不属于同一体系，只是连茎莲座相似，有必要比较并区分开来。

据笔者实地考察，北京云居寺唐代景云二年（711）、开元十年（722）、开元十五年（727）三座石塔塔心室中，一佛二胁侍菩萨三尊像下均为连茎莲座（图五）。安阳灵泉寺唐代双塔中的西塔，塔身东外壁刻有“圃人禹璜以咸通八年（867）五月自宗城拜安阳”[8]，可确定为咸通八年以前所造。西塔塔心室内浮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像，主尊面部残损，着袒右肩袈裟，左手抚膝，右臂上屈，手残缺，结跏趺坐于仰莲台上。胁侍弟子及菩萨分立佛两侧，足下莲台共属于一株大型的连理莲枝，为连茎莲座（图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丁明夷先生对龙门石窟中众多唐代小型龛窟，从造像风格、服饰、手势、坐式到莲座，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莲的普遍使用在永隆（680）以后加剧起来，如各种形式莲瓣的做出，带有根、茎和圆座，有如一株莲的有梗圆莲座在小龛中的流行……甚至足踏也有用莲梗或并蒂莲充任等等。这种现象，与阿弥陀信仰的日益流行有关[9]。如：清明寺窟门北侧上元二年（675）小龛，清明寺北壁圣历元年（698）龛，万佛洞前室南壁永隆二年（681）小龛，万佛洞下方小洞北壁武则天时期小龛，万佛洞北壁垂拱三年（687）小龛，老君洞北壁垂拱三年龛，八作司洞外南侧武则天时期小龛，擂鼓中洞和东山第一窟（武则天后期）。

邯郸南响堂石窟的唐代佛教遗存主要是小龛，没有大窟，基本上是分布在各窟前后室的窟壁上，穿插补刻在前代龛像之间，据统计有200余龛，其中有40多龛附有造龛题记和供养人发愿文。这些唐代小龛多为三尊或五尊像，少量为七尊或单尊，以及观音、地藏并列的2尊像。其莲座为连茎莲座的在南响堂各窟均有出现，具体年代为唐文明年至大足年之间（684―700），胁侍菩萨下为素面低圆莲座，下有梗，呈S形，与佛座相连；大足年（701）前后，胁侍菩萨莲座高似半球形，下生莲梗呈S形，与佛座相连[10]。

在河南巩义石窟北魏窟前外壁的唐代小龛中，三尊像和五尊像都有采用连茎莲座的， 如第二窟外补刻的唐龙朔纪年（661―663）发愿文题记的小龛（图七）。山西高平羊头山石窟除北魏摩崖龛和石窟外，J区和I区（即第一窟和第二窟）为唐代摩崖龛像。I-4龛有唐高宗乾封元年（666）纪年铭记，表明本期龛像主要开凿于唐高宗时期，但从造像样式上看，有些佛、菩萨、天王像似可晚到唐玄宗时期（712―756）[11]。其中J-1龛为唐代七尊像大龛，主尊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莲台下接连茎，连茎莲座的结构十分复杂，连茎主干上分别派生出六个支茎，支茎上各有一小莲台，外侧四个小莲台上分别雕胁侍二弟子和二菩萨，内侧两个小莲台上各雕一半跪供养天人，主支茎间还有二舞蹈童子（图八）。在桂林西山、叠彩山的摩崖造像龛中，有多个唐代小龛为连茎莲座，最具代表性的是观音峰半山脊的唐调露元年（679）昭州司马李实捐造的一铺三尊像[12]，两侧胁侍菩萨端坐的莲座即是连茎与主尊方座底部相连的。

山西晋城青莲上寺外凿有小型龛摩崖造像二铺，西侧的尖拱形龛内浮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像。主佛结跏趺坐于莲台上，面部因风化已模糊不清，桃形头光，左手抚膝，右手残毁。二弟子双手一抱拳、一合十。二菩萨均头戴花冠，宝缯垂肩后外飘，帔巾披于后背绕臂下垂，西侧菩萨侧身向佛双手合十，东侧菩萨左手提军持，右臂斜屈胸前。胁侍弟子和菩萨跣足立于仰莲座上，二弟子的莲座较小，并叠压于二菩萨莲座后，仅露出部分，菩萨莲座由粗壮连茎与主尊莲花座相连（图九）。龛西侧刻有发愿文：“比丘敬造/阿弥陀佛及阿难迦叶菩萨/区奉为思亲年耄喜惧之惶/问安久违翘诚佛佑亡父常元年二/弟敬仙历德往生净土 比丘弘宏菩萨壹区为亡回父母永脱轮回/唐天复元年岁在辛酉十一月己/十七日乙乃记”[13]。天复元年（901）为唐昭宗李晔的年号，3年以后唐王朝即灭亡。此龛造像与隆兴寺龙泉井亭的唐龛造像风格较为接近，同为晚唐作品，但井亭造像要早于天复元年造像，从胁侍菩萨和连茎莲座的风格即可看出，天复造像的雕刻技法略显僵化，线条粗朴，菩萨体粗直立。

连茎莲座作为唐代佛教造像莲花座的一种较流行样式，贯穿了整个唐朝，唐亡以后，此种莲座形式也不再流行，近乎绝迹，同时佛教造像的风格也为之一变，流于世俗化。就笔者所见实物，唐以后带有连茎莲座的汉传佛教石造像，仅山西平顺实会村大云院北宋天禧四年（1020）《敕赐双峰山大云院》碑碑首阴面所雕的五尊像小龛，主佛结跏趺端坐于方形束腰高须弥座上，座上枋出连茎连接二弟子莲台，二菩萨呈游戏坐姿，台座独立，不与佛座相连（图一）。整铺造像表情呆板，身体僵直，已毫无美感可言，与唐样不可同日而语。另外，现藏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出土于西夏黑水城的一幅阿弥陀佛净土卷轴画（编号X2419）[14]，所绘一佛二菩萨的莲座为茎蔓相连的同一株，但它是融合汉藏两种风格的作品，涉及到藏传佛教艺术，已是不同的另一种风格，不属本文讨论范围，故从略。

三、结 语

隆兴寺龙泉井亭的这龛具有典型唐代风格的五尊石造像，在明天顺七年建龙泉井亭之前，曾为寺内何处遗物，尚不得而知。现存的隆兴寺是宋开宝四年（971）宋太祖赵匡胤下诏，在唐、五代龙兴寺的原址拆却九间讲堂，敕造七丈三尺铜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后，大兴土木进行扩建，奠定了后世隆兴寺宋代寺院的格局。1961年，隆兴寺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保护这处宋代木构古建筑群，寺内地表叠压下的隋唐、五代佛教遗址文化层未进行过全面考古探查，所以寺内相对缺少北宋以前的佛教遗物。近些年，在寺院内局部维修动土时，偶有唐代文物出土：1994年，寺内戒坛东侧出土一件浮雕佛像的棱柱形石刻文物和两件线刻菩萨像刻石，具唐代风格；1996年，在寺院中部东墙外挖蓄水池时，发现了残缺的唐代莲花瓦当、兽吻、瓦件等。此外，还有发现于正定广惠寺花塔三层塔心室内，唐开元二十七年（739）或稍晚，为国忌而造“龙兴寺上座僧金藏敬造供养”的原隆兴寺唐代石佛像[15]，民国六年（1917）被盗后流失海外的四尊隆兴寺唐代干漆夹苎佛像[16]，以及龙泉井亭内这龛晚唐风格的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石造像。随着零散的寺内唐代文物陆续出土和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隆兴寺北宋以前的残缺历史拼图逐渐得到补充完善，为今后将隆兴寺唐代佛教艺术作为专业课题进一步综合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本文引用的西安博物院所藏造像照片由好友凌波提供，青莲寺唐龛发愿文纪年题记经晋城王国瑞老师和崇寿寺的张建军老师帮忙校对，文章在整理撰写过程中，得到刘友恒老师的多方指教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限于本人的学识水平，拙文难免有疏漏不当之处，恳请专家指正。

[1]明天顺八年《增建龙兴寺亭碑记》，碑文收录于乾隆十三年《隆兴寺志》，转引自杨双秋：《隆兴寺龙泉井与龙泉井亭》，《文物春秋》2011年2期。

[2]郭乃彰：《印度佛教莲花纹饰之探讨》，佛光出版社，1990年。

[3]赵立春：《响堂山石窟的编号说明及内容简录》，《文物春秋》2000年5期。

[4]李裕群：《灵泉寺北齐娄睿〈华严经碑〉研究》，《考古学报》2012年1期。

[5]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

[6]金申：《善业泥像》，载《佛教美术丛考》，科学出版社，2005年。

[7]王剑平，张建荣，雷玉华：《中国内地舍卫城大神变造像遗存探索》，载《石窟寺研究》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0年。

[8]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安阳灵泉寺唐代双石塔》，《文物》1986年3期。

[9]丁明夷：《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分期与类型》，《考古学报》1979年4期。

[10]袁虹：《南响堂石窟唐代小龛初探》，《华夏考古》1995年1期。

[11]张庆捷，李裕群，郭一峰：《山西高平羊头山石窟调查简报》，《考古学报》2000年1期。

[12]刘玲双：《桂林石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13]录文据笔者2010年10月在青莲寺的野外调查笔记。

[14]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5]刘友恒，梁晓丽：《隋龙藏寺碑琐谈》，载《古圃》，正定古文化研究会编，2011年。

[16]拙作《流失海外的正定隆兴寺唐朝干漆夹苎佛像》，载同[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