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力大国”神话的颠覆

早在三年前上海世博会展馆施工期间，一位满脸皱纹的四川老太也来找工作。最终她在美国馆旁边的肯德基店里安下身来，为这里打扫卫生，每个月她可以领到1500元的工资，那时她已经60岁了。

这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表明在我们13亿人口的国家，劳动力开始不够用。

就在不久之前，中国的劳动力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资源。但如今不仅是在东南沿海的城市，就连一些内陆城市，劳动力也变的越来越珍贵。在太原、西安、银川这样的内地城市，餐馆想找个服务员也相当困难。

看来，中国作为人们眼中的“劳力大国”正在发生颠覆。特别是今年春节之后，短缺更加严重，成千上万的人回去过年但不再回来。“现在中国也到了廉价劳动力短缺的时候”一位经济学家感叹到。

从3月份开始，各地的最低工资开始上涨。

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也开始出现人口危机。到2050年中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将在60岁以上，而届时美国仅为25％。

官方调查情况

2011年春节前，在北京打工的小严早早辞了职，返回老家贵阳乡下。这一去，他就不打算再回来了。和小严有类似想法的农民工不在少数，这种情况在沿海地区尤为突出。就业研究专家、中国决策科学院人才研究所所长路军认为，随着大城市生活成本的逐年提高，越来越多到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开始转往内地二线城市，有一技之长的技能型工人在沿海地区尤为紧缺。

这种情况已经被有关部门所关注。据记者了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春节前部署了一项用工调查工作，要求各地人力资源部门报送人才需求信息。这一调查工作旨在充分掌握各主要城市的劳动力缺口情况。下一步，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措施解决劳动力结构性紧缺问题。

机械制造等行业最缺人

春节前后，浙江、广东、河南、四川等省频频出现用工荒现象。为解决劳动力紧缺问题，有些企业甚至在火车站或长途客运站设置招聘点，发红包、送物品、给补助，为的是多招些农民工进厂。

对此，多位就业专家承认，自2008年以来，沿海地区的用工荒现象总会在春节前后出现。业内人士介绍，普通工人一般是不存在大规模和长时间紧缺的，农民工的数量绝对充足。但在同一时期内，由于工资、生活成本等因素，不同地区可能相继出现用工荒现象。近几年，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的工资与内地企业的工资差距逐年缩小，但是沿海地区的生活成本却比内地城市高很多。因此，不少农民工放弃到沿海地区打工，转往中西部地区。

除节日因素导致的用工荒外，专家和业界更为关注的是劳动力结构性紧缺造成的用工荒。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市场最新的信息，目前劳动力最紧缺的是机械制造行业。而这类企业对求职者的年龄有一定限制，对技能也有一定要求，这就导致劳动力结构性紧缺。“在很多城市，中高端技能型人才相当紧缺。这些人才并非短期内可以招得到，有的须由师傅带着学习很长时间才能出师，有的须接受系统的技能培训。”

调查为就业宏观调控打基础

目前，有关主管部门将就业缺口信息普查作为切入点，开始破解劳动力紧缺的难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不久前启动了企业春季用工需求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工作。与以往的用工调查不同，除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外，不少中西部城市也被纳入此次调查范围，如太原、长春、郑州、武汉、长沙、西安等。调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是调查2010年企业用工和招工缺口情况及2011年企业春季用工预计需求；第二阶段主要调查2011年企业春季招工情况和实际招工缺口情况。此次调查还增加了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实际就业情况的调查。

在调查中，为了掌握劳动力结构性紧缺的具体情况，每项调查均涉及劳动力年龄、技能、文化等方面的信息。掌握这些信息是为下一步就业宏观调控和劳动力调剂打下基础。除调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还拟通过省级人才信息联网平台，采取异地人才信息合作、签署异地对口劳务合作协议、企业招工指导、对未就业者进行技能培训等手段，解决劳动力结构性紧缺造成的用工荒问题。

“用工荒”凸显了什么

“用工荒”凸显的是，中国成本低廉的劳动力已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去年金融危机让不少外来务工人员找不到工作提前返乡，然而今年初，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江浙沪等长三角众多企业却面临招工难的问题。

珠三角缺口超200万，而沪苏浙闽和广西北部湾等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人问题。而由于内地企业用工需求的增长，部分内地省份甚至限制劳动力外流。“用工荒应该只是冰山一角，未来中国的‘人口红利’面临衰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口研究专家郭志钢说，“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郭志钢表示，在上世纪90年代，对于“人口红利”未来的趋势，国内人口学界内并没有太多关注，“当时认为人口统计调查中，存在出生漏报瞒报的情况，但10年后的人口普查时发现，出生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2003年，珠三角地区第一次出现了“用工荒”，但在当时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被归于农民工对于待遇的要求提升，以及“三农”政策带来农村收入的提高，使得农村劳动力不再热衷于外出打工等原因之上。郭志钢认为，目前来看，当时的种种迹象应该是“人口红利”衰退的先兆，未来中国人口结构将会是倒梯形的结构，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缺乏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已经在发生改变，作为中国劳动力输出第一大省，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指出，近3年来全省输出民工数一直维持在1200万左右，但新增劳动力却持续降低，劳动力供应总量增速明显放缓；随着省内用工的快速增长，最快2013年，全省劳动力输出量将“封顶”，届时全国民工荒情形将更难改善。

“劳动大国”神话的颠覆造成西方市场的产品价格上涨

流动人口是中国创造奇迹的先决条件，但是此时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却供应紧张。大都市的劳动力缺口已成为制约出口的问题，由此引致西方市场的产品价格同步上涨。

“我们已经很难找到那些年龄在18至35岁之间、中学毕业的工人。”来自于广州一家生产硒鼓的工厂的技工姜先生如是说。 相对来说他所在的企业情况还好。春节过后，30名工人中的26名回到了工厂，只有四名选择继续留在老家。其他的企业则抱怨着严重的人员流失。姜先生所在企业原先的扩张计划也难以实

现，“我的老板希望能招聘60至80名工人，但是他一个人也找不到。”

作为中国南方对外出口中心的珠三角，这样类似的抱怨随处可见。这片地区被认为是世界的工厂，在这里很多企业都为沃尔玛、家乐福、德国连锁百货生产商品。很久以来，来自于中国西部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在这些生产电池，玩具和运动鞋的工厂中谋生。在中国的春节后，通常那些来自于四川，湖南，贵州的人为了寻找工作，通过巴士和火车涌向南方。东莞的劳动力不足：节后很多流动工人不再回来，他们宁愿呆在家中。

劳动力短缺的深层次问题

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然而当前沿海地区大规模的用工缺口和不断蔓延的“缺工潮”，使得中国传统的国家盈利模式受到严重冲击，缺工不仅仅是区域性的，我国劳动力供给已发生由“无限供给”变“有限剩余”的重大转折，这意味着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将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常态，中国的内生增长动力和比较优势将发生深刻改变，我们应该理性看待“用工荒”，要选择“人口红利”转型作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性转变。 近期一向被认为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却越来越短缺。从表面上看，经济回暖、订单回升以及农民工意识的“群体性觉醒”是愈演愈烈“缺工潮”的导火索，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传统依靠低成本红利创造的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已走到尽头。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统计，200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之后直接的“人口红利”总量将步入下降通道，预计2030年或将下降到67.32％。仅以第一人口和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的河南为例，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劳动力供应总量增速就已明显降低。2007年河南新增劳动力200多万，2008年为180万，2009年不到110万。专家预计到2013-2014年，河南省劳动力供应总量将达到峰值。

传统意义上的数量型“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预示着，仅仅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将不能维系经济的持续增长。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是“刘易斯拐点”理论，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会逐渐减少，直到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而这个时候，劳动力工资便将出现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因此，在“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供给不再无限的情况下，中国必须谋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积极提高人口素质，促进劳动中国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会发生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储蓄、消费、投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都需要做出深刻变革。

“三低现象”长期存在

当前我国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现“三低现象”：一是劳动收入在GNI(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二是劳动者报酬增长持续慢于经济增长，其占GDP比重不断下降，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出现下降趋势；三是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低。从1998年到2008年十年间，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国民财富分配不公。必须指出的是劳动者报酬，除了由供求关系导致的低成本外，也存在着体制和政策上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的因素。 从长期看，一方面，低劳动力成本严重制约了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劳动者所得太低必然导致整个社会收入结构不合理，进而导致市场和生产结构的不合理，使社会生产资源得不到合理有效配置。再一方面，过低的收入水平导致内需不足，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们必须正视劳动力价格的现状，实现从粗放式劳动力价格优势向集约式技术优势的转变。

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仅高于印度、巴基斯坦。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大约是美国的1／18，英国的1／16，日本的1／15，德国的1／13，法国的1／13。然而从劳动率与劳动力价格比来看则差距更大。通过对制造业工资水平和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大多数国家，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还是很低的，劳动力价格还有上升的空间。较之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1／16，但雇员工资仅为其1／27；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1／8，但工资水平为其1／21；劳动生产率相当于日本的1／15，但工资水平为1／22。

理性对待劳动力短缺

对于廉价劳动力时代即将远去我们还需理性看待，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意味着劳动力需求开始从增量粗放扩张向存量结构提升转变，通过教育深化和技能培训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将更为持久。而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低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正进入一个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这种变化是历史性的。特别是国家已经明确要在“十二五”期间要着力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尽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对于中国内需型经济转型意义更为深远。

与此同时，在提高劳动力素质和产业竞争力的前提下，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链中的地位也将提升，中国将摆脱低端制造的困扰，实现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实现由依托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向培育竞争优势的贸易平衡战略转变，这是中国对外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也是开放型经济的更高层次。

调整人口政策或是解决用工荒的一条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尽情享受着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然而新一轮的“用工荒”已经敲响了警钟，这样的“人口红利”正在面临挑战甚至是行将枯竭。专家建议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在有条件的地区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因为多，所以便宜”这个在商业圈内横冲直撞的道理，在劳动力市场也不例外。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尽情享受着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然而新一轮的“用工荒”已经敲响了警钟，这样的“人口红利”正在面临挑战甚至是行将枯竭。

人口红利，因此成为2009年人口学与经济学讨论中的流行术语。

什么是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红利到底能“红”多久?又该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人口红利的枯竭?对此，权威专家纷纷答疑解惑开“良方”。

人口红利制造了“中国奇迹”?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

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唠研究员分析说，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人口红利”就已经显现，但由于经济发展模式过分依赖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人口红利的优势并未完全释放出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经济高速发展。

蔡认为，人口红利“红”在低成本，30多年来，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最大动力除了低廉的原材料成本外，就是人口红利。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走向发达地区，“农民工”占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建筑行业占80％。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根据中国社科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的研究结论，2009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而后总量开始下降，预计2030年或下降到67.42％。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主任、复旦大学讲座教授王丰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获利期即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老年人口呈累进式加重趋势的人口负债期。

据民政部门统计，截至2008年底，全国老年人口增至1.69亿，占总人口的12.79％，并正以年均近1000万的增幅“跑步前进”。 人口老龄化将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届时，人口红利将彻底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部分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也显示，中国目前已经转移出2.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仅剩下2481万人，而且基本为难以转出的老弱病残。

“从人口学角度讲，工作压力大、不婚比例有所增加、生育子女费用和抚养教育费用大幅提高、人们乐于新生活方式等因素，导致当前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持续下降，使我国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惯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说，这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在向老年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缺少人口补充而造成人口红利的消失。但无论从经济理论还是人口理论上分析，人口红利并非某些人认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破解之路唯有转型

自二战后，世界上曾出现过几波大的产业转移。比如制造业，最先从欧美转移到了日、韩，之后到了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地，最后又到了中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

“在最近一两年，出现了沿海地区的制造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迹象。”这跟国际上的产业转移属一脉相承，为经济发展的必然，浙江要破解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用工荒，出路唯有将产业转型升级，表现主要为将产业转移到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去，将生产方式技术升级，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企业单位时间内的经济效益。但产业转型虽然喊了多年，浙江目前还只处于初级阶段，只有经过几年努力，发展到了中级阶段，比如第三产业在GDP中占据了60％以上的份额，才能摆脱用工荒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