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案庭审旁听申请记

笔者参与了文强案一审庭审全程采访，在文强案即将画上句号之际，不妨披露这段不为人知的采访经历，看看记者采访艰难到了何种程度。

重庆高院院长“欢迎记者旁听”

今年1月1 8日，文强案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媒体披露了文强案即将开庭的消息。1月24日，重庆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钱锋宣布开庭时间为2月2日，并表示此案“欢迎媒体记者旁听”。

1月26日上午9时许。五中院网站上了媒体记者申请旁听文强案的公告。10点多，笔者立即按其要求通过邮件发去了申请表，并打电话予以确认。为保险起见，1月27日和28日，笔者又两次打电话给该院宣传科，询问是否一定能申请到旁听证。一位工作人员说：只要申请了，一般都没问题，放心吧。

1月29日，我在开庭前3天飞抵重庆。当天下午3时许，我和潇湘晨报记者傅天明、新世纪周刊记者贺信3人，来到五中院宣传科，拜会了宣传科长刘××，希望她尽可能保证我们能拿到旁听证。对我们三人，刘××并不陌生。傅天明和贺信为报道重庆打黑案，已在重庆驻扎了数月之久，与她打过多次交道。刘××对我们表示：下周一(即2月1日)等消息吧。

见过刘××之后，我对拿到旁听证盲目地乐观起来。但小傅和小贺仍忧心忡忡，他们觉得前景不妙。

事实上，到1月31日下午，除被明确告知重庆本地媒体每家都将获得旁听证之外，已入住五中院旁的凤凰佳居酒店和7天连锁酒店的100多名外地记者，没有一个人有把握能拿到旁听证。1月30日和31日虽是周末，但没有一个记者不为旁听证焦灼不安。

数十家媒体记者收到“夺命短信”

2月1日是法院承诺发放旁听证的日子。1月31日下午，在和几位同行商量后，我决定先到五中院探探风。1月31日是星期天，五中院大门和办公大楼两处门禁“防守”都不怎么严密。宣传科刘××的办公室没有人。由于第二天将发放旁听证，我推测宣传科今天一定会加班，便开始逐层楼找人。

刚到二楼，我的手机便收到了一奈短信，发信手机正是刘××的手机。短信内容是：“因申请旁听证的媒体较多，旁听证有限，非常抱歉无法满足您的要求……”这条短信，后来被采访文强案的记者们戏称为“夺命短信”。差不多同一时间，正在法院外的一些媒体同行给我打来了电话，告知他们也接到了同样内容的短信。

就在我与其他记者在电话中商量对策时，刘××出现了。我急忙上前拦住她，询问她不发旁听证的原因。她的回答是：座位有限，容纳不了这么多记者。

法庭这么多旁听席，旁听证都给了哪些人?给哪些媒体发证、哪些媒体不发证，选择媒体的原则和标准是什么?如果是按媒体的级别或知名度来发放，为什么许多非常知名的媒体也没有证?这是我们非常纳闷的问题。刘××称：哪些人有证哪些人没证，是上级领导定的，她也没办法。至于选择媒体的标准，“是法院的标准”，被逼问得语无伦次的刘××最后称，“法院的标准就是法院的标准，也就是没什么标准”。

记者们决定，第二天上午一上班，就集体到五中院去要求旁听证。与此同时，记者们临时建立了一个名为“强哥粉丝团”的QQ群，方便大家联系和在网上随时交流信息、沟通情况。当天晚上，记者们在各自所住的酒店房间里，一方面各显神通想办法，一方面轮流给重庆高院宣传处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和重庆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打电话，向他们提出交涉。

记者所提解决方案均被拒绝

2月1日上午9点多，刚过上班时间，数十名记者就来到了五中院门口。由于在前一天的电话中，记者们已向法院“预告”了第二天将采取的行动，五中院的保卫工作明显加强，平时开的小门已被锁上，大门只留了一条小缝，由三四名保安把守，进出均须出示证件登记。

被挡在门外的记者们，趁着一辆汽车准备进入、铁门打开的瞬间，突然一拥而入。除10多名记者反应不及未进入外，其他20多名记者摆脱门卫的控制，进入7法院大院内。穿过楼前广场，登上几十级高的台阶，众记者没有理睬保安们在身后的大呼小叫，一起来到法院办奔楼大楼门口，要求见法院领导。

等了20多分钟，宣传科长刘××终于露面了。刘××把大家带到一个会议室，开始与记者们谈判。刘××解释7很多记者拿不到旁听证的原因：法庭只有100多个座位，而申请旁听的记者有100多个，已经拿出一半的位置来给记者了，剩下的还要给被告人家属旁听，实在再没有座位了。

但她的话很快被记者们驳回。进八五中院大审判庭实地察看过的记者指出，五中院大审判庭有216个座位，记者们已一一数过；黎强案庭审时，被告人有50多个，而文强案被告人只有5名，旁听黎强案的被告人家属比旁听文强案的被告人家属要多几十人；申请旁听黎强案的记者与申请旁听文强案的记者数量差不多，为何旁听黎强案的记者就能坐下，旁听文强案的记者坐不下了?刘××哑口无言。

对记者们提出的公开选择媒体的原则和标准、以抓阉或按申请先后等形式公平分配旁听证的建议，刘××全部予以拒绝。谈判一个多小时后，记者们认为刘××毫无诚意，要求让她的领导来谈判。刘××不得已，叫来了她的领导、法院办公室一位姓张的主任。

离谱的是，就在几十名记者坐在法院办公室与刘、张等人谈判，而刘、张表示去“请示”的同时，刘、张不是去“请示”，为记者们想办法去了，而是把当地网络“主流媒体”华龙网的记者请到法院，为法院写了一篇《文强案旁听证一票难求，法院表态竭力为记者提供服务》发到了网上。这篇报道让很多不知情的人以为，拿到文强案旁听证不是什么难事，法院非常支持和配合。笔者刚好认识撰写该稿的华龙网记者，看到这篇报道，当即打电话给他，他告诉我，“法院让我们这样写的，我们也没办法。”

记者被迫使用“上访户”的办法

下午，记者们再次来到法院。一直等到下午5时许，张姓主任出来给大家的回复是：第三个方案也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谈判一整天的结果是，这些记者仍然无法拿到旁听证!

与大家商量之后，我和武汉晚报记者蔡早勤去附近超市买来了白纸、毛笔和墨水。在一家小餐馆里，我们在了张白纸上，按每张纸一个字，写下了“记者需要旁听证”7个大字。拿着这7个字，我们来到五中院大门前，排成一排，每人各举两个大字站在门口。

下午6时多，眼看着法院的法官们纷纷下班，法院大院里仅剩下部分媒体记者，一些认为无希望的记者也已离开。对于能否拿到明天即将开庭的文强案庭审旁听证，留下的记者也几近绝望。

就在这时，一名自称是重庆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的年轻官员从法院外走了进来。他说，“我是刚得到消息赶过来的，你们千万不要采取过激行为，我们正在为你们尽力争取，请你们再稍微等

一下……”

听到这句话，被傍晚的寒风冻得直打哆嗦的记者们顿时为之一振：“只要能拿到旁听证，吃多少苦、受多少累和委屈，我们也都认了!”

半个小时后，好消息传来：在场的13家媒体的记者，明天早晨9时开庭前，绝大多数媒体每家都将能拿到一张证!

当天晚上8时许，我正在酒店写稿，接到了法院的电话，要我单独到法院门口领证，并特别叮嘱，“不要告诉别的记者”。放下电话，我立即赶到法院门口，果然有位法官在那里等着，发给我一张编号为“临(03)”的记者旁听证。在签字时，我看到表格上下午在张姓主任那里登记的13家媒体，绝大多数打了“√”，但也有几家媒体打了一个大“×”。这表明，并不是13家媒体全部都有证。领完证回到酒店之后，大家在QQ群上通报信息时得知，至少有长江日报记者小翟和经济观察报记者张晓晖，将无法进入法庭。

“座位不够”的旁听席上空着很多座位

2月2日上午9时，文强案正式开审。经过严格的核验证件、安全检查、登记，我进入法庭，坐到了“临”字号的旁听席上。“临”字号旁听席位于法庭旁听席最后一排，位置最高，可以居高临下看清前面旁听席座位上的情况。开庭之后，在上午的庭审中，笔者惊讶地发现，所谓旁听席“座位不够”的说法，恰是一个天大的谎言――旁听席上有不少座位都空着。笔者粗略数了一下，旁听席上人最多时，也至少空有28个座位。

而到了下午，旁听席上的空座位就更多了。粗略估计，空座位在一半以上。到了2月3日、4日和5日，连续三天的庭审中，旁听席上除了记者，绝大多数座位也都空着。就在法庭旁听席上空着大量座位的时刻，仍有20多家媒体的记者徘徊在法庭门外，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地央求法院发放旁听证。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重庆有关方面所审定的40家媒体名单之外，获得临时旁听证进入法庭旁听的13家媒体所进行的采访和所作的报道，并没有给文强案及重庆有关部门“添乱”，并没有报道不利于文强案审判的“负面消息”，并没有让重庆政法部门难堪。一句话，让这些媒体都进去了，天并没有塌下来!恰恰相反，这些反而成了重庆高院的政绩!那么，重庆法院方面当初为何又要千方百计地阻挠、一遍又一遍地审查媒体名单呢?这是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