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起倾斜的信任

前不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社科院蓝皮书课题组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的1900多名居民进行了详细访问，结果显示，社会总体信任程度的平均得分为59.7分，进入到“不信任”水平。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外，超过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

这样的结果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在2012年11月初，连续降雪造成了110国道封闭，北京延庆大榆树镇政府为滞留在国道上的司机送去了热乎乎的盒饭。但据负责送饭的工作人员说，很多司机可能是担心上当受骗，不敢轻易打开车门。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人们获得了更多间接上当受骗的经验，毒奶粉、皮鞋酸奶、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让消费者和企业之间毫无信任可言；看过“郭美美事件”，人们再不愿捐款给慈善机构，“零募捐”的出现，说明慈善已经变了味；了解“彭宇案”后，鲜有人能在老人跌倒时及时搀扶一把，生怕被讹诈……太多类似事件扼杀了人们心中向善的因子。当所有不信任集中在一起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冷漠。蓝皮书指出，对刘翔奥运会摔倒的质疑，对击毙周克华真实性的质疑，都成为社会信任恶化的注脚。

从过去的“信义之邦”到现在的“信任危机”，中国已建立几千年的诚信体系面临挑战。各类层出不穷的事件，拷问的是信任缺失的真正原因。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由于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逐渐脱离原来的熟人社会形态，改变了原来的信任格局，进入了陌生人社会，人际信任下降是自然的结果。由于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秩序不完善，所以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同时由于法律法规不完善或得不到很好执行，欺诈行为得不到有效纠正。

那么应该拿什么填平国人的“信任洼地”呢？王俊秀认为，“必须要从制度层面来解决社会信任问题，从制度上、法律上和管理机制上降低信任风险，特别是从公权力这个社会信任的核心环节入手重建社会信任。”据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75.6%的人表示，应该“从精英和官员要坚持说真话开始，引导社会风气”；72.3%的人希望“国家、社会真正推崇、鼓励坚持原则和说真话的人，让说真话者不吃亏”。只有法治被政府及其官员所信仰，它才会被民众所恪守；只有先有诚信的政府，才会有诚信的社会；只有先有诚信的监管体系，才会有诚信的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追求的多元化，公民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渐增强了，对客观环境和生存状况包括社会诚信度要求也越来越高。换个角度来看，这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然而，构建文明社会、现代社会，其核心所在，就是建成严格而完善的法制环境。在中国青年报的调查中，有70.8%的人建议“建立社会诚信档案，说谎者将付出沉重代价”。当所有组织和个人侵害他人和社会的行为都遭到了法律的严惩、当所有组织和个人的活动都在法律的严控下中规中矩时，人与人之间，惴惴不安的担忧自然会放下。

另外，要融化陌生人社会的坚冰，离不开沟通和交流。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建立一些交流平台，供大家了解和信任彼此。一些社区举办的“邻里节”等活动，就不失为有益的尝试。诚信建设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和民间、立法和执法、法治和德治多头并举，倾斜的信任才能被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