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凸显性:启动自我的开关

摘要；当意识到自己特定的身份时，个人往往在这个身份的框架内来感知周围的世界。身份凸显性指特定身份在社会情境中启动的可能性。相关研究者分别从人格，自我归类和社会建构的角度来认识身份凸显性，它与自我概念整合存在紧密关系。身份凸显性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身份承诺水平，情绪，群体规模和地位，以及情境中相关线索的优势水平。另外，阐述了几个抑制或干扰身份凸显性的策略：去类别化、再类别化和次类别化。未来研究需关注不同水平身份如何相互作用，自我概念整合，从社会构建的角度探索抑制或干扰身份凸显性的策略。以及跨文化研究。

关键词：身份凸显性；工作自我概念；自我归类；角色身份

分类号：B848

“一个士兵因为在战斗中没有向敌人开火而被送上军事法庭。在法庭上，他承认当时接到了向敌人开火的命令。有人问他：‘接到命令后为什么不开火呢?’他答道：‘我当时没有看到所谓的敌人，我看到的都是一个个的人。’”ShalomAleichem(1894／1996，p.70，转引自Hehman，Mania，＆Gaertner，2010)

早在一百多年前，James就描述过与此相似心理现象，然而直到最近30年心理学家才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一系列的实证研究(Rav，Mackie，Rydell，＆Smith，2008)。个人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由此个人会把不同的角色内化为各种自身具备的身份，个人扮演多少角色就会形成多少相对应的身份，所有身份的整合就构成了个人整个的自我，而个人的自我又是通过各种不同身份的作用过程得以表现出来(stryker，1980)。在一定情境中，当个人意识到自己特定的身份时，这个身份往往就限定了他对情境知觉的框架(Maitner，Mackie，Claypool，＆Crisp，2010)。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上所描述的心理现象正是因为“士兵”身份暂时性的“丧失”而导致的，这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身份凸显性(identity salience)。

本文首先对身份凸显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阐述身份凸显性的相关理论，然后，分别探讨身份凸显性与自我概念整合的关系，身份凸显性的各种影响因素，以及抑制或干扰身份凸显性的策略。

1、身份凸显性的概念

身份的研究者往往把自我看作为由不同身份组成的多维度的复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不同身份按照重要性的差异以等级结构形式组织在一起。根据符号交互作用理论(symbolic interactiontheory)的观点，不同的身份具有不同的凸显性(Stryker，1980)。特定的身份是否表现出来，取决于其在等级结构中的等级水平。因此，他们所谓的身份凸显性指的是不同的身份与个人相关程度的高低。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众多研究表明。身份的凸显并不仅仅取决于其在自我系统中的等级水平，社会情境和启动技术(priming)都会影响到身份的凸显性。社会情境中往往存在许多特定身份的相关线索，个人会因为这些线索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身份。例如，在广告学领域中研究发现，与多数群体相比，少数群体的成员表现出更高的群体意识，认为自己所在群体的广告代言人的可信度更高(Forehand＆Deshpande，2001)。启动技术也已经成功的应用于在实验室中操纵被试的特定身份的凸显性，从而影响其认知、情感或行为。例如，普遍的观点认为，男性比女性的数理逻辑能力更强，而亚洲人比欧美白人具有更高水平的数理逻辑能力。Shih，Pittinsky和Ambady(1999)利用启动技术发现，在启动被试女性的身份时，数学测验的成绩显著下降，而在启动被试的亚洲人身份时，其成绩却显著提升。可见，身份凸显性取决于内外部多种因素的作用。鉴于此，身份凸显性可界定为，特定身份在社会情境中启动的可能性(Yang，Liao，＆Huang，2008)。

2、身份凸显性的相关理论背景

对于身份凸显性，存在多种相关理论。研究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身份凸显性的实质及其意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Markus(1986，1987)，Tajfel(1959，1969)，Turner和Hogg(1978，1993)。以及Stryker(1980)。其中Markus等人从人格的角度认识身份凸显性，Tajfel，Turner和Hogg等人从自我归类的角度来认识身份凸显性，而Stryker等人从社会构建的角度进行分析。

2.1　工作自我概念

Markus等在建立自我图式(SelfSchema)理论之初，认为自我是以整体的方式表征的，自我概念是稳定的人格结构，人们总是积极地寻求自我相关的信息和情境来确认自身已有的自我概念，而扭曲或忽略与自我概念不一致的信息。但是，随后她们发现，自我是一个由复杂的知识结构组成的庞大的多面体，个人可以启动不同的子结构(substructure)来应对具体情境的需求，个人在具体的情境中关于自我的信念取决于与其相关的情境，自我概念也表现出具有延展性的一面。为弥合两者之间的分歧，Markus等人提出了工作自我概念(working self concept)，她们认为工作自我概念是个人在特定时刻的自我概念，是全部自我观念(self conception)的一个子集(Markus＆Kunda，1986)。实际上，这里工作自我概念与身份凸显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对同一对象从不同角度进行其命名。因此，一些研究者往往将两者作为同一个概念来看待(Onorato＆Turner，2004)。

Markus和Kunda(1986)认为，特定工作自我概念的启动取决于(1)之前活动着的自我系统的子集，(2)因为经验、事件或情境而导致个人某些方面的唤醒，(3)由当前社会情境而引起的主观状态。她们认为最后一点对于工作自我概念的启动是最重要的。虽然承认工作自我概念的存在，但Markus等始终强调自我概念是稳定性的人格特质。比如，Markus和Kunda(1986)创设一定情境让一组被试觉得自己与其他人是非常相似的。让另一组被试觉得自己与其他人相比，非常独特。之后，实验者逐个呈现人格形容词，让被试进行自我判断，结果发现，与后一组相比，前一组被试对独特性的人格形容词反应速度更快，而对相似性的人格形容词的反应速度更慢。但是，在实验前的两组被试关于人格相似性和独特性的自我描述是没有显著性差异的。据此，研究者认为，虽然被试在实验情境中自我概念向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异，体现了工作自我概念内容因情境不同而更新，但是这是因为自我概念是一个稳定的系统而导致的一种自动化的补偿认知(compensatory cognition)效应。

自工作自我概念提出之后，很少再有进一步的相关研究，这可能与Markus等把自我概念看作

为稳定的人格结构的取向有关。有研究者认为，Markus等的研究取向忽视了自我的重要区分维度(onorato＆Tnrner，2004)。个人的自我包含个体自我、关系自我和社会自我(黄希庭，2006)。个体自我可能是相对独立的，而关系自我和社会自我却存在强烈的情境依赖性。社会身份理论(socialidentity theory)和自我归类理论(self categorizationtheory)对不同层面自我进行了区分。

2.2　自我归类

社会身份理论和自我归类理论一脉相承，自我归类理论由社会身份理论发展而来。两个理论都认为，在社会情境中，人们会自动地进行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以获得积极自我评价(positive self evaluation)的标准导向下，进行自我归类，把情境中的人们按照外群体和内群体方式区分开来。与自我存在相同或相似特征的他人被知觉为内群体成员，而与自我特征有明显差异的他人被知觉为外群体成员，与此同时，个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往往和内群体的标准或规范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个人当下的自我概念，也即身份凸显性，取决于个人在当下情境中的自我归类。

具体来说，身份凸显性取决于相对可获得性(relative accessibility)和适宜度(fjt)(Stets＆Burke，2000)。相对可获得性反映了个人过去的经验、当前的预期以及当下的动机、价值观、目标和需要等，这体现了个人在自我分类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一面。而适宜度更强调情境中刺激的影响。适宜度包含两方面：相对适合和标准适合，相对适合按照对比的原则来确定，比如，情境中某些人更易于被知觉为一个群体，因为这个群体内个体间的差异水平小于群体内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平均差异水平，因此，群体分类因为不同的差异水平而凸现出来，不同的个体以群体内差异小于群体间差异的标准被归类到特定群体中去。标准适合则是由特定的社会类别与当下具体情境之间的匹配性程度确定，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不仅要以相对适合的方式进行社会归类，而且还需要与具体的类别标准进行匹配。总的来说，身份凸显性是个人内部状态和外部情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社会身份理论和自我归类理论对自我概念进行了分层，把自我概念划分为个人身份(personalidentity)和社会身份两个层面(0norato＆Turner，2004)，个人身份指的是“我(me)”和“非我(notme)”的归类，当情境中的个体与内群体其他成员进行比较时，个人身份的属性才凸显出来。社会身份指的是“我们(us)”和“他们(them)”的归类，社会身份凸显性取决于个体把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的比较。个人身份被看作为最低水平的自我分类，当个人身份启动的时候，个体把自身看作为独特的不同于其他任何人的独立体，这时，个体遵循自己而非群体的目标。当个体由个人身份凸显向社会身份凸显转化时，个人身份会被抑制，比如，自我刻板化(self stereotyping)在群体间对个体的影响更大，而在群体内对个体的影响较小。个体在群体间时不再把自己知觉为独特的而是把自己知觉为社会群体的一员，不再关注“我”而是关注“我们”。社会身份理论和自我归类理论称这一转变过程为去个性化(depersonalization)的过程。去个性化的过程并不代表个体的个人身份丧失，仅仅是自我知觉焦点从个人向社会的转变，Leary(2003)认为，由于个人身份和社会身份是相互排斥的，所以两者无法同时凸现出来。

2.3　角色身份

Stryker等人创建的角色身份理论(roleidentity theory)根源于James(1890)的思想，个人的多重自我源于个人在社会中担当的不同角色，整个自我是由不同的身份构成，而这些身份都是与社会结构的具体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此，自我反映了社会，而社会结构则由个人的身份构建而来。Stryker等(1980)认为，南于社会结构的限制，个人的特定的身份凸显性取决于情境中是否存在与之对应的相关对象，比如，在自己的孩子面前总是表现出父母的身份，在爱人面前表现出妻子或丈夫的身份，而在上司面前表现出下属的身份。多数的人际交往不是整个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是角色身份与角色身份之间的交往。从根本上说，社会结构按照其自身的规律维持或演变，个人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可以获得也可以放弃一定的角色身份，但是社会的结构是相对稳定的。

角色身份理论强调角色身份对社会结构的依赖性，与此同时，并没有否定个人能动性。不同的角色身份对于个人的重要性程度是不同的，社会情境中的角色身份线索往往不是单一的，个人的不同角色身份可以同时凸现出来，也可以有选择性的凸现出来(Leary，2003)。

3、身份凸显性与自我概念整合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身份凸显性与自我研究的一个基本主题――自我概念的整合存在紧密的关系。人们总是寻求认识自己，以维持自身作为一个具有跨情境，跨时间一致性的独立实体的主观感受。一些边缘人格障碍病人病因可能是丧失了自我概念整合的能力，也可能徘徊在多种混乱的相互冲突的自我感与完全丧失自我感之间。自我概念的整合对于个人的正常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一些学者从纵向维度考察。认为自我具有相对稳定性(黄希庭，2006)，然而，从横向的维度看，不同情境中个人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身份凸显性，而这些不同的身份的内容可能相互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

自我图式理论认为，工作自我概念体现了自我概念具有延展性的一面，而这种延展性正是由自我概念的稳定性而导致的(Markus＆Kunda，1986)。尽管社会身份凸显的时候，个体的自我知觉被认为是“去个性化”的，个体的行为以群体标准作为规范，但是，一些社会身份理论学者同样认为，个人身份和社会身份是相互融合的。Deaux(1992)发现，社会身份的某些方面也可以以个人的、独特的标准作为规范。因此，不同的个体对同一社会身份的表达方式可以是不一样的，她认为，个人身份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自我观点，它弥散于各种社会身份之中，所以，无论是个人身份凸显。还是不同的社会身份的凸显，个体能够始终保持自我的连续性。

最近Onorato和Turner(2004)的研究结果却又对以上的结论产生质疑，他们首先用人格形容词自我评定结果把被试区分为具有较高独立型人格的被试和具有较高依赖型人格的被试，然后让被试进行主题讨论以启动被试的性别身份，日常生活中，一般认为男性比女性更独立，而女性比男性更依赖。之后，通过电脑屏幕逐个呈现人格形容词，再次让被试进行自我评定，记录被试的评定结果和反应时。研究结果发现，具有较高独立型人格的女性被试在启动性别身份后，认为自

己更具有依赖性倾向，而具有较高依赖型人格的男性被试在启动性别身份后，认为自己更具有独立性倾向。可见，不同层面的身份可以表现出相互矛盾的自我概念内容，对于这一结果，研究者认为社会身份凸显性可以抑制个人身份凸显性，从个人身份向社会身份的转变代表了自我概念易变性的一个重要形式。那么，自我概念具有如此易变性的一面，个人又是如何整合不同层面的自我概念的呢?

一些研究者对这种不同身份整合的现象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Wakslak，Nussbaum，Liberman和Trope(2008)发现，相对于近的将来的自我表征，远的将来的自我表征涵盖更广泛的，更高层次的身份，而且远的将来的个体行为与个人的自我概念联系更加紧密。他们认为，远的时间距离视角引起了一个更高水平的，抽象化建构的自我概念，这种自我是比较稳定的，反映自我本质特性的。而近的时间距离视角产生了一个较低水平的，具体化的自我概念，这种自我是具体的，具有背景依赖性的，涵盖一些与真实自我无关特征的。Wakslak等认为，不同时间距离导致自我构念(self－construal)水平的差异。时间距离可能为个体自我概念的整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

4、身份凸显性的影响因素

现有的启动技术往往是研究者控制实验情境，向被试提供相关身份的线索，被试由此而获得特定的身份凸显性。在现实的环境中，个人特定身份的启动则是自动的，非人为的，以下从内外两方面因素来阐述现实情境中身份凸显性的影响因素。

4.1　身份的承诺水平

首先，需要澄清身份承诺(commitment)水平与身份认同(identification)水平之间的区别。单纯从定义上很难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异，身份承诺水平一般指的是特定身份在个人的自我概念系统中的相对重要性(Leary，2003)，而身份认同水平往往指特定身份对个体自我定义的重要性(schmader，2002)。但是，在许多研究中，特定身份承诺水平是相对于个人自我概念中其他众多的处于不同等级水平的身份而言的，特定身份的承诺水平在越高，那么它从众多身份中凸显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身份认同水平往往从不同个体对同一身份的态度的差异而反映出来，体现了个体间的比较过程。研究者大多通过启动技术启动特定身份后探讨个体间身份认同水平差异对因变量的影响。比如，Pool，Schwegler，Theodore和Fuchs(2007)发现，在启动男性被试的性别身份后，相对于低性别身份认同，高性别身份认同的被试的耐痛力水平更高。

当前许多研究者关注了身份认同水平的影响，但是关于身份承诺水平对身份凸显性的影响的研究却较少。Midlarsky，Fagin Jones和Corley(2005)发现，大灾难中的救援者和袖手旁观者在人格特征上存在差异，救援者的利他主义倾向和社会责任感水平更高。另一项研究发现，相对于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救人的个人，那些一如既往的履行照顾他人的义务的个人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抚育(nurturant)、生产(generative)和乐观(optimistic)的倾向(Walker＆Frimer，2007)。研究者认为，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救人行为更多的体现了情境的影响力，而一如既往的履行照顾他人的义务的行为则更多的体现了人格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Aquino，Freeman，Reed II，Lim和Felps(2009)进一步研究发现，情境对个人道德行为的影响力取决于道德身份在个人自我概念系统中的向心度(centrality)。道德身份向心度实际上也就是道德身份承诺水平，而这些研究也正体现了身份承诺水平对身份凸显性的影响。

那么，如何确定个人对特定身份的承诺水平呢?Stryker认为，当下情境中表现出来的身份不一定能够反映这个身份的承诺水平，需要根据个人与他人交往的实际行为和收益来确定特定身份的承诺水平。他把身份承诺划分为两个维度：量的维度和质的维度，量的维度指的是个体因为特定身份在社会中所交往到的人的数量，质的维度指的是个体因为特定身份而与社会中他人交往的深度，身份的承诺水平由这两个维度确定(Hogg，Terry，＆White，1995)。

4.2　情绪

Fredrickson(2001)的Broaden－and－Build理论认为。积极情绪会全方面拓宽个人思想和行为的视野，使人们更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从而建构起持久的可利用“资源”。Isen，Niedenthal，和Cantor(1992)的研究发现，积极情绪降低了个体对群体间差异的知觉，从而使个人产生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分类方式，这种方式又进一步提升了群体间的相似性。Dovidio，Gaertner，Isen和Lowrance(1995)也发现，积极情感促进了个人使用更具包容性社会分类方式，使用更高一级的群体表征，这让个人倾向于把原先的外群体知觉为涵盖范围更广，规模更大的新的内群体的一部分，从而之前被知觉为“他们”的外群体，现在也被知觉为“我们”。

最近，Johnson和Fredrickson(2005)发现，在不同种族面孔识别中，同样存在相似的现象。过去的大量研究发现，被试同族面孔再认的成绩显著好于异族面孔再认的成绩，这种现象研究者称为同族偏好效应(own race bias)。Johnson和Fredrickson的实验中。被试在学习和测试之前，先观看影片，分别引起被试的喜悦、恐惧和中性的情绪，在最后的面孔再认任务中，相对于被引发恐惧或中性情绪的被试，被引发喜悦情绪的被试对异族面孔的再认成绩显著提高，同族偏好效应大大降低。他们认为，这一结果可能是积极情绪导致被试对面孔的社会分类方式的转变而形成的。

根据社会身份理论和自我归类理论不难理解，社会分类方式的转变正反映了个人的身份凸显性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份凸显性受到情绪的影响。

4.3　内群体规模和地位

在社会情境中，相对于多数群体，属于少数群体的成员表现出更高的身份凸显性。如前所述，在广告学领域中研究发现，与多数群体相比，少数群体的成员表现出更高的群体意识，认为自己所在群体的广告代言人的可信度更高(Forehand＆Deshpande，2001)。这一结果得到进一步的证实，Yang等(2008)以中国内地大学生作为被试，发现当藏族被试作为一个绝对少数群体生活于汉族人口占多数的地区时，表现出明显的群体参照记忆优势，而生活在该地区的汉族学生却没有表现出群体参照记忆优势。Yang等认为这一结果说明，作为少数群体的藏族学生更容易意识自己作为藏族人的这一社会身份。不过，有研究者提出，身份凸显性不仅受当下情境的内群体规模的影响，而且也受整个社会现状的内群体规模影响，两者之

间存在交互作用(Aries，Olver，Blount，＆Christaldi，1998)。Aries等发现，作为占美国人口绝对多数的白人在实验情境中是少数群体的一员时，更容易意识到自己的种族身份，而作为美国社会少数群体的非白人被试在实验情境中是多数群体的一员时，更容易意识到自己的种族身份。当实验情境中的内群体规模与现实社会中的内群体规模不一致时，个人的种族身份凸显性更高。Aries等(1998)的结果在Yang等(2008)的研究中没有得到证实，当藏族学生生活在藏族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少数民族地区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群体参照记忆效应，而当汉族学生生活在该地区时，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群体参照记忆效应。关于群体规模对身份凸显性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群体地位同样对身份凸显性存在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一般认为男性更倾向于主导地位，而女性更倾向于从属地位。Mccall和Dasgupta(2007)设计了一定的实验情境，他们让男性被试与女性搭档合作，一部分男性被试处于领导地位，另一部分男性被试处于下属地位，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外显还是内隐水平，处于从属地位的男性被试的性别身份凸显水平明显更高。即使是由实验者临时赋予的“虚假”身份，同样存在群体地位对身份凸显性的影响。Gonzalez和Brown(2006)的实验中，通过假反馈，人为地把被试划分为四组：“分析型”思维的优等组、“分析型”思维的劣等组、“综合性”思维的优等组和“综合性”思维的劣等组，发现了类似的结果，相对于劣等组，优等组的身份凸显性水平更高。而且研究还发现，内群体规模和地位之间存在交互作用(Gonzalez＆Brown，2006)。相对于地位低的少数群体的被试，地位高的少数群体被试的身份凸显性较高。

4.4　情境中身份线索的优势水平

个人所面对的社会情境或任务中的相关身份刺激线索往往是多样的，个人特定身份凸显性不仅取决于个人对刺激的敏感性，而且还受刺激的优势水平影响。比如，相对于个人身份的线索，人们更容易知觉到种族身份的线索(Levin，2000；Maclin，＆Malpass，2003)。Johnson和Fredrickson(2005)认为。种族在面孔识别中可能是最具优势水平的社会分类。Montepare和Opeyo(2002)证实，被试对种族差异的知觉速度明显要比其他的社会分类(性别、年龄和表情)的知觉速度快。通过事件相关电位研究也发现，种族差异引起的电位成分的潜伏期明显早于性别差异的潜伏期(Itc＆Urland，2003)。种族面孔的分类优势现象可能与个人生活环境中建立起来的面孔识别原型(prototype)有关，与原型基本特征不一致的线索可能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另外，进化心理学认为，人类文明起源早期。群居在一起的往往是同一种族人群，不同种族人群之间很少交往。性别和年龄分类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普遍存在的，种族社会分类优势可能因为异族的独特性。然而，Zhao和Bentin(2008)的研究却没能证实这一现象，他们分别以中国人和以色列人作为被试，以中国人和以色列人面孔作为刺激材料，结果显示，与种族分类和性别分类任务相比，年龄分类任务中，所有被试的反应速度都更快，但作者没有针对这一结果做出分析。以往的研究较多的采用黑人和白人面孔作为刺激材料，两类材料之间的差异水平很鲜明，而在Zhao和Bentin的研究中，采用的是中国人和以色列人面孔作为刺激材料，相对于种族面孔差异，面孔的年龄特征看上去差异更加明显，可能不同类别的实验材料间的差异水平影响被试知觉速度，以及对不同社会分类的注意优势。当然，这一推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证实。

Forehand等(2002)对可能促进身份凸显性的刺激线索进行了总结，包括参照群体的标志(reference group symbols)、与外群体的相关标志(symbols related to out－groups)、外群体成员、当前的任务类型以及视觉形象和语词等。例如，Hong，Morris，Chiu和Benet－Marla nez(2000)发现。生活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的香港学生处于存在中国文化标志(长城、中国龙)的情境时，表现更东方化，而处于存在西方文化标志(美国国旗)的情景时，表现的更西方化。Ng，Han，Mao和Lai(2010)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文化标志启动身份的有效性。Mccall和Dasgupta(2007)发现，女性搭档(外群体成员)促进了男性被试的男性化性别身份凸显性。可见，促进个人的身份凸显性的情境线索是多种多样的。当前的身份启动技术大多是利用这些具有优势的刺激线索来启动被试的特定身份。

5、抑制身份凸显性的策略

身份凸显性的作用像一把双刃剑，特定身份凸显性可能会促进个人对环境的适应水平，但是也可能会降低个人对环境的适应水平，比如，Yopyk和Prentice(2005)利用兼具学生身份和运动员身份的大学生作为实验被试，发现数学测试前启动了运动员身份的被试的成绩低于启动了学生身份的被试。从社会身份理论来看，个体在社会情境中总是会自动化地对人们进行归类，形成了内群体和外群体，这一过程引起个体在知觉方式、动机、情感和行为方面一系列的变化，可能会引起刻板印象威胁、社会偏见、群体歧视等现象。那么，如何避免或降低身份凸显性造成的不利影响，相关的研究者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

5.1　去类别化

Brewer和Miller认为，偏见源于社会分类，在社会分类的前提下，个体的行为和态度都依照内群体的标准进行，这时，更容易忽视外群体成员的个性化特征，因此消除偏见的一个方法在于避免或降低引起偏见的社会身份的凸显(Cameron，Rutland，Brown，＆Douch。2006；Gonzalez＆Brown，2006)。

许多研究者通过建立个人之间关系的途径来引导个体更多地从个体化的方式知觉外群体中的成员，以达到去类别化(decategorization)的效果。这一策略得到一系列研究的支持(Ata，Bastian，＆Lushe~2009；Cameron et aI，，2006；Gonzalez＆Brown，2006)。在社会情境中，个体社会身份的凸显往往是自动的，甚至在与其他群体成员交往之前，个体就已经存在一定的先人为主的心理预期(Lee，2005)。因此，这一去类别化效果的好坏往往取决于是否具备与具体的外群体成员建立最佳交往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1)地位平等，(2)相互之间是合作而非竞争关系，(3)情境支持，比如，权威他人、法律、同辈群体等的支持，c4)积极的交往效果，(5)求同存异(chrobot－Mason，Ruderman，

Webe~＆Ohlott，2007)。另外，有研究者指出，引导个体更多地从个体化的知觉方式知觉外群体成员达到去类别化的途径存在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在实现与部分外群体成员实现去类别化之后，这一效果难以推广到整个外群体所有成员中去，因为已与之建立个体化关系的外群体成员和其他外群体成员之间没有什么心理上的联系，所以，个体把已与之建立关系的外群体成员特殊化，而在于其他外群体成员交往时仍然会凸显出原有的社会身份(Ensari＆Miller，2002)。关于如何避免这些限定性条件的局限性，有关研究者提出采取间接接触的方法来实现去类别化(cameron et al.，2006；Eller，Abrams，Viki，＆Imara，2007；G6mez，＆Huici，2008)，比如，通过媒体呈现群体间的交往过程。

另外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交叉分类(cross－categorization)的方式来实现去类别化的效果，交叉分类减少对外群体成员的偏见的原理在于某些个人在某一分类上是外群体成员，但是在另一个分类上却是内群体成员，由此后一个分类带来的积极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前一种分类带来的消极影响(黎情，佐斌，胡聚平，2009)。从本质上说，交叉分类的主要作用体现在使情境中个体间的群体分类界限模糊化。交叉分类效应得到许多研究的支持，但是同时也遭到质疑。Vescio，Judd和Kwan(2004)发现，在交叉分类情境中，个体的分类倾向水平虽然下降，但是群体偏见并未降低。Goar(2007)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相对于其他方法，交叉分类的优势在于操作比较简便(利用个人原有的各种身份使其在情境中的自我分类多样化)，但是关于交叉分类作用有效性尚待进一步研究。

5.2　再类别化

Gaertner和Dovidio(2000)发展了另一个模型――共享内群体身份模型(common ingroupidentity model)，这个模型同样通过去类别化来实现避免或消除特定社会身份的凸显性，但是他们是通过建立新的更高一级的共享的社会身份来实现对原有的社会身份的抑制。通过建立新的共同性的身份，个体把原有的外群体成员知觉为内群体成员，更多的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共同信念，更少得责备交往中的不良后果，而且共情的唤醒易化。这一模型得到了众多研究结果的支持(Cameron et al.，2006；Gonzalez＆Brown，2006；West，Pearson，Dovidio，Shelton，＆Trail，2009)。

但是，也有相关的研究者指出了这个模型的局限性，首先，这个模型仍然没能解决上个模型中存在的可推广性差的问题。通过再类别化(recategorization)而与情境中外群体成员建立起的积极关系很难延伸到其他情境中去(Gonzalez＆Brown，2003)。其次，新的共同的身份需要共同的目标或者整合性的任务来克服原有的子群体间的差异(Lau＆Murnighan，2005)。比如，巴以冲突由来已久，在以色列的一些环境学校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青少年聚集在了一起，让他们共同看护自然环境资源，正是这种共享的自然环境资源的看护者的身份让巴以青少年相互之间重新类别化(chrobot－Mason et al.，2007)。再次，如果原先的身份对于个体来说很重要的话，那么个体对新的高一级的共享性社会身份在心理上是难以获得的。比如，Gonzalez和Brown的研究(2006)证实，原先个体所在群体的规模和地位影响其新的共享性身份的凸显性，相对于多数群体，少数群体成员在再类别化的过程中更易于感受到新的归类对原先自我的威胁，而相对于地位低的群体，地位高的群体的成员在再类别化的过程中更易于感受到新的归类对原先自我的威胁。

5.3　次类别化

为了克服以上方法出现的众多缺陷，Gaertner研究团队又进一步提出了双重身份模型(dual identity model；Gaertner＆Dovidio，2000；Gonzalez＆Brown，2003)。这一模型目标在于，启动新的高一级的共享身份的同时，鼓励个体保留原有的次一级的身份。由于次一级身份的保留让群体成员更易于把建立的积极关系从个体水平向群体水平延伸，另外，对于那些怕被同化的少数群体或高地位群体成员只需要付出较少的具有消耗性的策略。这一模型得到众多研究的肯定，具有其他模型不具备的优势，而且通过比较，发现实施后效果也最为明显(chrobot－Mason et al.，2007；Cameron et al.，2006；Gonzalez＆Brown，2006)。Haslam和Ellemers(2005)认为，次类别化(subcategorization)的优势在于让次一级群体成员参与到能提升身份的活动中来，然后又把不同的次级群体结合到一起，建立一个更高一级的相互理解。次类别化尤其适用于规模或地位不对等的群体，利于这些群体之间的相互合作(Gonzalez＆Brown，2006)。

6、展望

6.1　不同水平身份的整合

通过对身份凸显性的相关理论的分析，可以发现身份凸显性反映着个体自我概念的“在线”特征，深刻地影响着个体当前情境下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相互不一致，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不同层面的身份如何整合是身份凸显性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当前关于不同层面身份如何相互作用、如何整合的研究相对来说还处于初探阶段，整体的系列化研究仍未出现。Wakslak等(2008)发现不同时间距离导致自我构念水平的差异，由此时间距离可能是自我概念整合的一个途径，而Liberman，Trope，McCrea和Sherman(2007)发现，人们通常用更抽象、更一般、更能概括事件实质的信息来表征或解释发生在远的未来的事件，而用相对具体的、情境性的和细节化的信息来表征发生在近的未来的事件。这一现象被称之为活动解释水平的时间距离效应(凤四海，张甜，黄希庭，李丹，苏丹，2008)。那么不同时间距离而导致的自我构念水平的差异是普遍意义上的活动解释水平的时间距离效应，还是确实对自我概念整合具有特殊意义的独特现象，这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另外，除时间距离以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可能的协调不同层面身份的途径，这也是需要深入探索的研究主题。

Lee(2005)发现，相对于独立型自我构念，关系型自我构念的个体在与外群体成员进行合作时，更易于凸显新的更高一级的与外群体共享的身份。可见，个体的人格特征影响其对情境或任务中相关信息的知觉，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不同身份的凸显性，但是当前关于人格特征对身份凸显性的影响的相关研究很少，这是未来研究值得探讨的另一个主题。从社会身份理论或自我归类理

论来看，人格正是处于最低层面的自我归类――个人身份，人格对社会身份凸显性的影响也正体现了不同层面身份之间的交互作用，所以，这方面的研究也可能会给自我概念整合的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6.2　社会建构与身份凸显性

许多研究发现，抑制或干扰相关身份的凸显是消除或降低刻板印象威胁、社会偏见以及社会冲突等现象的“良方”，但是当前众多研究者基本是从自我归类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角色身份理论研究者更多得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了解个体的行为和心理，那么我们能否从社会结构对个体角色的限定性的角度来认识身份凸显性，进而探索其他的消除或降低刻板印象威胁、社会偏见以及社会冲突等现象的方法呢?

6.3　文化与身份凸显性

当今世界不同文化社会之间的交往越来越紧密，自我的跨文化研究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有效交流与融合提供了理论支持。当前自我的跨文化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自我概念和自我相关动机的差异上(杨国枢，陆洛，2009；Han＆Northoff，2008；Lehman，Chiu，＆Schaller，2004)。个体的自我概念的形成存在深刻的文化烙印，而身份则是构成自我概念的基本单位。从本质上说，身份凸显性预示着个体对当前情境或任务的认识倾向，尤其是对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把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个体特定身份的凸显水映了个体对情境定关系的选择倾向。比如，Liew，Ma，Han和Aziz－Zadeh(2011)以中美两国的研究生作为被试，在实验中随机呈现自我面孔和其导师面孔，让被试判断面孔的朝向，结果发现中国被试的自我面孔反应优势效应消失，而美国被试仍然表现出自我面孔反应优势效应。作为自我优势效应的一个方面，自我面孔反应优势效应已经得到一系列研究的支持，而在有导师存在的情境中自我优势效应被抑制表明了中国被试的学生身份凸显性水平较高。这一“导师效应”没有在美国被试中表现出来则说明中国被试在社会情境中比美国被试更关注自身的社会身份，也即中国人在社会情境中可能更关注社会结构。

个体往往具备多重的身份，这不仅表现在身份系统可分为个人身份、角色身份和社会身份三个层面，而且表现在各个层面上还包含不同类别的身份。在心理学领域，包括自我的研究领域，最广为应用的文化范式是两个重叠的概念对比，即独立我和互依我；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Lehman，Chiu，＆Schaller，2004)。众多的研究反复印证着，东方人更关注互依我，表现出集体主义倾向，而西方人更关注独立我，表现出个体主义倾向。这种对比的文化范式使研究者忽视了除独立我(或个体主义)和互依我(或集体主义)之外的文化差异。身份凸显性使研究者可以从自我概念结构和启动的特点的角度更加细致地探索文化差异。比如，如果说以往文化范式着眼于自我的静态特征，那么身份凸现性的转换特点则反映了自我的动态特征。因此，从身份凸显性切入可以拓宽自我跨文化研究的视野，可能突破已有文化范式的局限，通过身份凸显性的角度来探讨文化差异问题是一个值得尝试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