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武:唐朝愿作中国摇滚的铺路石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摇滚乐横空出世。伴随着振聋发聩的旋律和狂放不羁的歌词，它冲击着正在寻找人生方向的中国年轻人压抑已久的内心。

那时，伤痛和恐惧在刚从“”梦魇中惊醒的人们记忆中横冲直闯，寻找出口。待伤口愈合、恐惧停歇，心灵的思考和反省蔓延上来，中国人经历了又一场思想大启蒙、大解放，一次文化的大高潮。诗人北岛曾说：“无论如何，八十年代的确让我怀念，尽管有种种危机。每个国家都有值得骄傲的文化高潮，比如俄国二十世纪初的白银时代。八十年代就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高潮，此后可能要等很多年才会再出现这样的高潮，我们这代人恐怕赶不上了。”与文学、美术、戏剧一样，摇滚乐作为西方的舶来品早在“”结束后不久，便已经传到中国。

这其中，唐朝乐队是唯一一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中国摇滚乐队，如同一个活化石，它不但承载着中国摇滚乐近三十年的发展和改变，被时代留下的烙印也始终挥之不去。不久前，唐朝乐队推出了第四张专辑《芒刺》，取“芒刺在背”之意，试图映射出每一个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唐朝乐队自1988年创建以来几度更换成员、解散、重组，现有成员为主唱丁武，鼓手赵年，吉他手陈磊，贝司手顾忠。其中丁武是唯一一位自乐队成立以来一直坚持不懈，率领乐队走到今天的成员。近日，《国家人文历史》记者专访了唐朝乐队主唱丁武。

一盘试听带的诱惑

回忆起第一次与摇滚乐相识，丁武说：“那源于家里买的一台录音机。”

丁武出身于军人家庭，“”时期，他随父母下放到东北，就读于“五七”干校小学。父母白天喂猪、种田，晚上上台挨批斗，没有工夫去关心儿子在做什么。干校早已因“”停课，年幼的丁武便抓着笔在小纸片上画画。每天，他搬一个小凳子坐在院子中央，画马，画火车，一画就是一下午。在东北度过的五年，给丁武的童年留下无数难忘的记忆，宁静的森林、自由翱翔的小鸟以及种种农村生活，“我觉得那段生活对我后来的性格形成和生活方式有着很大的影响，自由、纯净是我至今都向往的。”

1972年丁武父母获得，一家人回到北京，丁武进入前门西打磨厂小学，1975年就读于西城区28中学。他的一幅题为“冬乐”的画展现了那时年轻人凑在一起“碴琴”的情景，漫天冰雪的公园里，年轻人穿着军大衣，扛着吉他，骑着自行车，车前梁上坐着姑娘，聚集到一起切磋琴技。“第一次接触吉他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我们都住在地震棚里，”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录音机开始普及，“北京刚有录音机我家就买了一台，那时比较流行的是邓丽君。不过，买录音机附送了一盘试听带，是ABBA乐队的Disco。我一听，才知道还有这样的音乐，当时就特别喜欢。”

这盘试听带的出现改变了丁武的人生，他沉醉于动感十足的旋律之中，“我就开始刻意找各种摇滚乐的磁带来听，慢慢大家都有了录音机，有了磁带，就互相传着听。” 1978年，丁武考入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美术系。因为摇滚乐，他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1981年、1982年，等到我快毕业的时候，就开始去美院、电影学院参加一些摇滚乐的聚会。那时候我已经有一支乐队了，叫乐队。我们主要是拷贝一些国外的摇滚乐。”

丁武回忆，在他的印象里，最早在中国玩摇滚乐的是一些留学生，“在1979年至1982年间，我在工艺美校上学，想考美院、电影学院，就认识了很多留学生。改革开放后，留学生已经大批涌入中国，五道口是他们聚集的地方。这些留学生中，喜欢摇滚乐的就带着吉他来到中国，几个人凑到一起玩个乐队，开个Party。有一支乐队叫大陆乐队，全是老外，都是各个学院的留学生。大陆乐队只录过一张专辑，没成气候，但在当时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Party经常开在一些艺术院校的食堂或是外交人员俱乐部、大使馆里面，这也成为了丁武时常出入的场所。

通过和这些留学生的接触，看他们怎么演出，怎么弹吉他，怎么使用音箱、效果器，丁武对于摇滚乐的热情有增无减，“之前只在一些电影中看到过摇滚乐的演出，例如日本的《阿西们的街》、巴西的《生活之路》，从没见过真人弹电吉他，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很多，也接触到更多国外的摇滚乐磁带，听到更多的音乐，如UB40、AC/DC 、Pink Floyd、Beatles、Rolling Stones、Bob Dylan以及The Sex Pistols等。还有一些流行摇滚。那时就感觉Pink Floyd和Rush的一些音乐和其他的不太一样，现在知道那就是当时的先锋摇滚了。”

从工艺美校毕业后，丁武在132中学当美术老师，每月工资48元钱。为了能够拥有一把自己的电吉他，他把每月大部分收入都攒起来，“电吉他也是在这前后才在中国出现的。我记得，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王府井有一家老的乐器行已经有国产的电吉他了。一把电吉他四百多块钱，我每个月留10块钱吃饭，剩下38元都攒起来买乐器。为了多挣点钱，我还有个副业，就是画风筝，一次画几百个，一个挣几分钱。”丁武还买了很多有关电子方面的书，自己钻研吉他效果器的做法。

组建“不倒翁”与“黑豹”

1984年，丁武辞职了，算是正式踏上了摇滚之路，他与臧天朔、王勇、严钢、李力、王迪、秦齐、孙国庆、李季等人组建了不倒翁乐队，这些人最终都成为中国摇滚的中坚力量。丁武说：“八十年代初，在北京比较完整的乐队有两支，一支是崔健的七合板乐队，是以北京歌舞团为根基的，那会儿崔健还在团里呢；再有一支就是不倒翁乐队，是以全总歌舞团为根基的。这两支乐队几乎同时产生，但谁也不认识谁，都是做一些摇滚乐队初级的基础工作，主要就是练琴、拷贝国外的摇滚乐，处于一个积蓄养分和学习的过程，没有自己的风格，属于民间团体。”

这帮人很快互相熟稔起来。那年崔健过生日，当时还没有LIVE HOUSE，找不到可供大伙儿一同庆祝的地方。丁武就带着众人来到他位于芳草地一座居民楼的家里。当天去了两三百人，从楼道到院子都挤满了人。大家喝酒唱歌，吉他、音箱、鼓作响，甚至脸盆、饭盒都敲打起来，一直玩到第二天早上。不胜烦扰的邻居打电话叫来了警察，事情最终以丁武中午之前搬家收场。丁武把那场闹剧作进了画里。“所以画的名字叫‘第二天就出事了’。”

不倒翁与七合板很快就解散了。丁武整日在家弹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郭四（郭传林）。正巧，郭四的公司有排练设备，于是丁武找到李彤成立了黑豹乐队。也是在这期间，丁武与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张炬结识，一见如故。

“黑豹乐队我是创建者之一，在黑豹乐队呆了两年多，到了后期我就撤了”，丁武谈到原因也有些无奈，“因为当时黑豹乐队想做成一个文工团的概念，比如四五个主唱，有男有女，弄点儿流行歌带个伴奏。为什么当时想做一个文工团呢？就是因为大家都没有称心的乐器，我们想做一个乐队不容易，就得靠一个公司，是公司的宣传代言人，他们提供所有的设备。但很多具体的方案、策略，也得尊重人家的建议。”

历经磨难唐朝诞生

在早期的音乐创作上，丁武并没有思考太多，“我觉得很多是运气，没有刻意的成分。和我们对音乐的喜好有一定的关系，当时在大陆流行的摇滚乐也挺多的。把一些戏曲元素吸入进来，纯属自然流露。”这似乎正是丁武离开黑豹乐队的真正原因，“1987年离开黑豹，到1988年初，就组建了唐朝乐队。”

最开始的唐朝乐队成员有两位留学生。丁武记得，当时他常去大栅栏的一家乐器行，慢慢和那里的老板熟络起来成了朋友。突然一天，那老板说要介绍个人给丁武认识，“我在那乐器行见到了Kaisar（郭怡广），他是美籍华人，到中国来留学。我们见面非常投缘，他又介绍了他在加州柏克莱大学的校友SARPO，我则叫来了张炬，我们四个人组建了唐朝乐队。

唐朝乐队刚成立时是他们最难熬的一段时光。北京的交通不发达，每次去参加演出或排练，总是熬到深夜。公交车早已下班，只得从五道口一直步行到南苑机场。实在走累了，就随地躺下，有时是汽车站，有时是桥墩底下，有时是水泥管子……这样的路途一个礼拜最起码得走一回。印象最深的一次，丁武累得躺倒在白菜地里，身上裹着军绿色大衣。这段经历在多年后被他画入一幅油画里，他戏谑地将之命名为“歇菜”。

“Kaiser在北京呆了不到一年，1989年就回美国了。”唐朝乐队暂时停滞，“我去新疆了，张炬去了青岛，各自旅行了三个月，回来后又重新聚集起来。”这次新疆之旅来得突然，也给丁武的创作带来了不少灵感，“新疆是我一直感到好奇的地方，我觉着即便为了那里的音乐也一定要去一次。有一天晚上，我想，择日不如撞日，那就明天去吧。第二天我就整理了简单的行李上路了。” 他的目的地是塔什库尔干，但走到和田时，身上的钱花个精光，不仅要到菜市场捡人们丢弃的菜叶，甚至还要了一个月的饭。最后，因一个乐队到新疆演出，其经纪人是丁武的好友，他才借到路费返回北京。

多年后重提往事，丁武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意气飞扬：“我在新疆交到了许多朋友。我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弹琴唱歌。他们的音乐给了我很多启示，后来我把这些元素都用到了作品中。”他写的《太阳》灵感便是源自流浪时的某些瞬间，“我自己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艺术家选择流浪这种方式来体验生活，因为这种‘在路上’的感觉意味着不断寻找，不断尝试，不断否定，不断肯定的过程，在创作中，这种过程是我们最需要的。尽管现在不会再像当年那样冲动和迷糊，但是我仍然真切地怀念着那段日子。我想，这对我来说，就可以称作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旅行。”

1989年底，唐朝乐队终于再次恢复排练，Kaiser回美国后，吉他手刘义军、鼓手赵年加入。1990年2月， “1990年现代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当时活跃的摇滚乐队第一次集体亮相，包括ADO、唐朝、1989、呼吸、眼镜蛇、兄弟宝贝。最令观众疯狂的当属唐朝，象征着中国盛世的名字、重金属的旋律，再加上京白、梆子式的唱腔，使唐朝乐队很快得到了观众的认同和共鸣。同年5月1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亚运之光”演唱会上，唐朝上台就问观众：“你们想舒服吗？我们让你们舒服！”观众都站起来，狂叫，跳舞，令在场安保十分紧张。第二场时，唐朝被禁演了，但乐队的名号从此打响。

1991年，唐朝乐队与台湾滚石旗下的魔岩唱片公司正式签约，第二年发行首张专辑《梦回唐朝》，轰动一时。

中国摇滚乐从没辉煌过

丁武说：“中国摇滚乐从没有过人们想象中的那种辉煌。出了专辑也只是刚刚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自从1984年创建不倒翁乐队，丁武辞职，到第一张专辑出版，他始终没有固定的收入。“那时候我们也艰苦过，买裸装方便面，拿水一泡，撒点儿盐就吃，要不就买几袋奶粉，沏成膏吃。我那时就背一个双肩包，朋友多，这朋友家住两天，那朋友家住两天，每个礼拜再回家吃两天，也没有什么压力。”丁武回忆，“不过当时不觉得艰苦，因为大家基本上都那样，好也好不到哪去。经济上的问题在出了第一张专辑后解决了，虽然没有演出，但是魔岩给我们发工资。一个月能发几百块钱，最起码生活没有问题了。”

从接触摇滚乐，到出专辑、成名，丁武认为：“中国的摇滚乐从没有辉煌过。九十年代初刚播下的种子，大家看到一个苗儿出来就欢呼起来。我们出完第一张专辑，也没什么人关注，就是自己乐在其中而已，最起码能听到自己的作品了，报纸上出现了一些消息，其他任何改变都没有。现在中国有这么多摇滚乐队，演出也多，与当初一年才两场演出没法比。”当时的摇滚乐市场并不好，“和魔岩签约之后，他们做过最成功的演出就是1994年12月在香港红体育馆举行的‘摇滚中国乐势力’，除此之外一年有两三场演出，但都不成功。”在那一时期，演出市场还没有建立起来，出去演出被骗的事情常有发生，丁武便经历了多次。“1992、1993年的时候，有几次演出都因为主办方出了问题，把我们扣在那。有的演一半就断电了；有的演出刚开始第二首歌，穴头就已经带着钱走了。大陆不会运作商业演出，走穴就是骗钱。走穴的那些演出，灯光音响不合格，到处拉草台班子，各个文工团为了自负盈亏各地跑。”

此外，中国摇滚乐的主要活动范围仍然局限在一些小范围的聚会，“出完第一张专辑，一些party会邀请我们去演出，例如外交人员俱乐部、艺术院校组织的，还有圣诞节、鬼节等等。我有时会接一个电话，后天有party，你们来不来？我们就去演出。好的时候给个十块八块，不好的时候一分钱没有。真正有规模的摇滚乐演出，直到九十年代后期，有了音乐节才开始的，如贺兰山音乐节、1998年新乡摇滚音乐节。”丁武如此描述。

乐队刚刚浮出水面不久，便遭受到了一次难以挽回的重创，贝斯手张炬因车祸身亡。这对丁武的打击极大，“张炬出事之后，我确实想过要放弃乐队，精神上接受不了。我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只经历了姥姥去世，但和身边同龄的朋友去世相比，感受是不一样的。”

张炬走了以后，大概三个月左右顾忠作为贝斯手加入唐朝乐队。一个月后，吉他手刘义军因音乐理念不同退出乐队。

不久，魔岩唱片也因市场不好，撤出内地。

组建乐队就如结婚一样

九十年代中期过后，唐朝乐队几经分裂和重组，第二张专辑《演义》花了丁武整整七年时间才得以诞生。

从1988年算起，唐朝乐队至今已经走过了25年，丁武总结道：“组建一支乐队不容易，有人的问题，也有环境的问题，就像结婚一样，几个人得特别志同道合。大家得彼此能容忍、容纳。”对于很多乐队解散的原因，他分析道：“有的乐队是因为主唱出名了，自私，自己跳出来单干，把其他乐手一脚踢开了。开始叫谁和什么乐队，最后就剩‘谁’了，乐队都没了。最惨的就是剩下的乐手，从小学乐器，好不容易找到一些人合作。主唱比较容易出名，而其他乐手如果想再组一支乐队，就很难了。”

能够成为中国摇滚乐资格最老的一支乐队，丁武作为领军者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我在乐队里，年岁比较长，组织得比较早，大家基本上还采纳我的意见。我一定要站在比较高的角度，看一些问题。有些事情需要一个代表，去缓解、疏导。我比较爱开玩笑，有时候会自娱自乐，比较难处理的问题，我会用一些办法把它解决。乐队中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关键是你能不能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处理。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特别是误会，人都是自私的。不过唐朝能够走过这二十多年，每个人都付出了。”

丁武坦承，自己在创作方面一直比较主观，把唐朝定位为艺术摇滚。近些年，他更是将画画与音乐创作结合，“两者还是有一些相互的关联。我也是主动这样去做的，希望让两者之间有一个连带关系。”

第三张专辑《浪漫骑士》发行后，丁武发现因为技术上带来的困惑，给他留下很多遗憾。“有句话说：艺术从想象到成为一个作品就是妥协的过程。这对我刺激挺大，我希望在技术上了解和学习更多的东西，不能每次做完都留有遗憾。这十年来，我一直在学习探索音乐制作技术上的突破。中国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严重。特别是从模拟时代过渡到数字时代，短短几年音乐市场的变化太大了。我自己就是做音乐的，如果把握不了，我没法保证做出来的音乐就是我想要的。”

刚刚推出的新专辑《芒刺》是由丁武亲自操刀录制的，“前期所有的工作也是我自己做的。乐队也参与编曲，自己当自己的制作人，我作整张专辑的制作人，不让外力介入一点点。不再是我写完一首歌，让别人去编曲，别人去录音。一定要亲力亲为，参与到整张专辑制作的所有细节中，这样才能遗憾最少。”

丁武认为，“现在的环境要比以前好了，摇滚一直被打压，如今终于从土里钻出来，不过仅仅是一棵小树苗。作为一直在这条路上奔走的人，我很欣慰能有这样的成绩。对于唐朝来说，不用外界去冠以它多么华丽的名目，我们的定位仅仅是做中国摇滚乐的铺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