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微观权力论与教育观

摘要：人们自古以来都是从宏观上来理解权力，把权力看作是国家的统治工具。然而，法国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者福柯提出了“微观权力理论”，研究的是渗透在社会毛细血管中的局部的、微小的权力形。本文着重讨论了福柯的微观权力论与教育观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微观权力；生物性权力；知识；教育观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8-0110-02

自古以来，人们都是从宏观上来理解权力，把权力看作是国家的统治工具，看作是对被统治群体进行“领导、指挥、支配、控制、管理、约束或镇压”的手段与形式。然而，法国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者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研究的“权力”这一核心所关注的却不是那些宏观的国家权力，而是渗透在社会毛细血管中的局部的、微小的权力形，我们将其称之为“微观权力理论”。在福柯的理论中，权力并不属于任何具体的个人，国家或组织，而是遍布社会实践的各个角落。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被纠缠在这个权力的循环中，既是压迫者也是被压迫者。福柯的微观权力论对目前的教育理念仍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一、生物性权力与传递知识的教室

福柯认为教室是权力运作的秘密场所，可以说教室的每个角落都渗透着微观权力的影响。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提出了生物性权力的概念。他认为，生物性权力将与一种“规训技术”密切相联，这是一种建立在军事模型基础上的“规训技术”，它所关心的并不是如:摧毁、破坏、阻碍等压迫性或否定性的权力力量，而是技术性，肯定性的权力力量。通过行使制度化和规训性的“生命管理”创造出新型的，顺从的、训练有素的“听话的身体”。他细致和清晰的揭示出存在于教育各个环节中权力的运作及影响，事实上生物性权力表现的最为集中和突出的地方就是传递知识的教室，具体表现在对学生的身体控制、空间的编排、监视、规范化裁决等方面。

1．对学生的身体控制

福柯为我们展示出这样的场景:“保持笔直的身体，稍稍向左自然地侧身前倾，肘部放在桌上，只要不遮住视线，可以用手支着下颚。在桌下，左腿应比右腿稍微靠前。在身体与桌子之间应有二指宽的距离。这不仅是为了书写更灵活，而且没有比养成腹部压着桌子的习惯更有害健康的了。左臂肘部以下应放在桌子上，右臂应与身体保持三指宽的距离，与桌子保持五指左右的距离，放在桌子上时动作要轻。教师应安排好学生写字时的姿势，使之保持不变，当学生改变姿势时应用信号或其它方法予以纠正。”福柯运用这种细线条的勾勒，已经将18世纪法国的教室场景与今天教育实践领域正在应用的教育方式吻合的天衣无缝，教室中对学生进行的身体控制被透视的淋漓尽致。

2．空间的编排

福柯还指出:“在18世纪，开始用等级.来规定人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分配形式:即学生在课堂、走廊、校园里的座次或位置每个学生完成每项任务和考试后的名次;学生每周、每月、每年获得的名次，年龄组的序列；依据难度排成的科目序列。在这套强制性序列中，每个学生依照其年龄，成绩和表现有时处于某一等级，有时处于另一等级。”

3．监视

福柯认为，纪律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事实上监视已经渗透到了教室的每一个环节。教室中的监视可以分为以下方面:第一，教室中以人为主体的监视。普遍情况下，教师会从优秀的学生中，选任一批/班干部，分别负责自己分内的工作。同时，他们又是一个分层管理，逐级监视的体系。小组长负责监视普通同学。每一级别的监视者，都能够监督和管理在他以下的所有对象，教师无疑站在了金字塔的塔尖，班长成为整个学生群体拥有最高权力的管理者。第二，教室中以物为主体的监视。福柯指出:“只要有注视的目光就行了……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种监视权力的运作无需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更为隐蔽，它放弃了语言的权威，放弃了给人以恫吓和表面化的刺激，代之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精神威逼。

4.规范化裁决

福柯认为规范化裁决就是一种“微观刑罚”就是一个小型的/法庭模式。教室中的规范化裁决可以表现为由教师或学校管理者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评判标准，他们可以运用惩罚，奖励，训练，矫正，批评，肯定等多种方式实施评价，评价的内容也几乎涉及学生学习，生活的所有方面如:对时间的规定(有无迟到，早退)，对活动的控制(是否全力以赴，是否积极参与)，对行为的监督(能否遵守纪律，尊敬师长，乐于助人)等。这些规范化裁决已经被泛化在日常生活中，学生的行为不是通过明显的压抑而被管制，而是通过一套与正常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标准和价值来加以约束，这套标准逐渐形成一张弥散在教室中的权力网，使权力的实施被赋予一种肯定性的意义。

二、权力与课程评价

在福柯的眼中，不存在任何客观，公正，价值无涉的知识，在他眼中，知识的作用仅仅是规训，控制人的工具。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毫无疑问是中性的。它存在于也可以被不同意识形态背景，不同种族信仰，不同价值取向的群体所接受。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真理离不开权力……真理属于此在，它纯粹是由各种限制产生的并引起有规律的权力效果。每一个社会都有它的真理制度，真理的一般性政治.，即它所接受的并使其功能为真的那些话语类型，使人们能够区别真假陈述的那些机制和范例……”(Foucault，1980)。福柯坚信，断定在真理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某种实质性区别的观点是荒谬的，把真理和权力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通过权力产生真理;除非真理产生;否则，我们就无法行使权力”。(Foucault，1980) 福柯通过阐释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消解了知识或真理的“客观性”、“纯洁性”。他认为:“我们应该承认，权力产生知识(而且，权力鼓励知识并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使用知识也并不只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与知识是直接相互指涉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也不会有任何知识。”福柯表示:“在考察人文学科时，使我吃惊的是，这些知识分支的发展都不可能与权力运作分开……我认为，这一切都与权力机制紧密相联……这种权力强制你如何说话。否则，你不仅被视为错误，甚至被视为骗子。”权力与话语结合起来，通过诸如正确和错误、事实和虚假、理性和疯狂等规则来对人进行“规定”与控制。也就是说，这些规则不是客观的，而是屈从于权力的。凡是不合这些“规定”的就是错误、虚假和疯狂的并因而受到压制甚至惩罚。由此看来，知识或真理是由权力生产并随权力变化而变化而不具有“客观性”和“纯洁性”。

因此，在课程评价方面，既然没有完全客观的知识和真理，也就是没有完全中立的课程内容。它们都是由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生产的。这些权力会控制课程内容的选择和实施，从而控制和规训学生。如此以来，课程领域就没有绝对的客观标准而是权力来规定判断正确和错误、事实和虚假的规则。相反，知识也会加强权力。就是说课程内容的设置由权力决定，反过来也会加强权力，为权力服务。无论是课程本身还是课程实施规训的结果――学生都是既为权力控制又为权力服务。

三、结束语

有人说从福柯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场“血淋淋”的规训发展史，认为那种由酷刑演变过来的残暴的，野蛮的规训方式正以一副伪善的面孔隐藏在社会的角落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消极，否定，压制的象征。但试想如果现实社会真的解除了对所有群体的控制，那么就没有了稳定乐观的社会环境，健康幸福的生活。尽管在教育实践领域，教育家，思想家都主张教育的民主，自由，平等，师生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反对一切的控制与束缚。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自由和规训的问题，正是因为人类理性不断的进行自我否定，不断的用规则和秩序要求自己，才使人类逐渐趋向生产劳动，最终完成了由猿到人的转变。今天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社会的日益发展，随着新生事物和文化的引进，网络，媒体以及一些新的行为方式已经侵入教育实践，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腐蚀着学生的思想，而学生思想还不成熟，缺乏对事物好坏的辨别能力，学生不再是“天使”，孩子的人性恶的一面正威胁和阻碍着他们的健康成长。因此，教育中适当的规训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不能简单的将这种对“恶”的规训控制视为不民主以及对学生的压制与摧残。总的来说，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在教育界是有其一定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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