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晚成――清末书家沈曾植的探索及其超越

摘 要：清末书坛帖学衰微至极，碑学行至鼎盛。然，物极必反，加之简牍、残纸的破土而出，使书家眼界大开，开启了变法求新的新动向。而将书艺视为“余事”的硕儒沈曾植晚年是如何“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豁然贯通”①成为兼容碑帖的卓然大家。本文通过对其生平、时代背景、学书历程、书学观点的阐述，试论之。

关键词：碑学；帖学；流沙坠简；兼容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5-0147-02

一、沈曾植生平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晚号寐叟②，浙江嘉兴人。祖上世代为官，曾祖学，诰赠光禄大夫；祖维镐，官至工部左侍郎，曾国藩即为门下士子；父宗涵，官至工部员外郎。不无例外，曾植秉承家学，光绪六年赐进士（1880），授刑部主事，后历任总理衙门章京、司郎中、南洋公学监督、安徽提学使、布政使等职，辛亥革命后寓居海上。

作为清末民初的硕学通儒，沈曾植学术及艺术研究颇为广泛，且多有创发。殿试时，翁同见其考卷，称为“通人”③。王国维敬慕其博学，曾请教音韵学（1915），沈给以启导。王对其平生学问作精要评述：

“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安，拓其区字，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④

此外，其门生唐文治亦曰：

“先生于学无所不精、囊采六经，出入百家诸子，贯天人之奥，会中西之通。尝语余为学之道，贵乎知类通达，开物成务。若虚拘一隅，何为者？今所传先生之作，一鳞一爪耳。而论者多以乾嘉诸老拟先生，其测先生者浅矣”⑤

可见，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烙印从始至终贯穿其学问。庞大的治学体系随时代之需、之变而生而变，且“贵乎知类通达”。光绪二十二年（1896），俄尼古拉二世阴谋黑龙江渔业航务，曾植怒斥俄大使，折其焰气，为一时佳谈。除艰钻学术外，沈曾植亦以诗文显，为“同光诗派”代表人物。诗风爱艰深，薄平易。同为儒者的王国维评曰“晦涩难解”⑥。

虽沈曾植竭力的经世致用：与康有为等创强学会、派遣留学生、兴办军工厂等，在其时为最务实开明计策。然，奈何列强步步紧逼，皇室节节败退，爱新觉罗王朝终究日薄西山。其单薄之力，显为不济世用，伴随时代更迭浪潮，沈曾植人生最后十载岁月注定要以遗老身份于民国度过。观其一生，治学世用是大道，诗文为达其性情之娱事，而作为“小事”的书法也恰恰在这一时期行突变之举，成民初卓然大家。这也许是对其遗老身份最好的“回馈”吧。

二、其时书风

沈曾植恰恰生活在清末碑学大盛，帖学衰微的时代。

清朝被视为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其一，“由于前朝明人大幅作品的出现，变法二王，创立“姿”书风，从而解放了大幅作品耐看的问题”。⑦可见在明清之际书学大幅作品已成为书家的创作习惯。其二，然到了清初崇尚“董赵书风”，重归二王笔法，但二王笔法本善写小字而书写大幅作品则线条枯瘦靡弱，故使帖学逐渐衰退。其三，清统治者兴文字狱，士大夫人皆自危。自保意识使他们力辟蹊径投入古文字研究和金石考据，同时伴随着地下出土碑刻日渐增多，使他们眼光大为开阔，这为书家取法提供了依据。以洪亮吉、邓石如、赵之谦等人为代表，在篆隶、楷书、篆刻方面取得了极大的突破。而后朴学家阮元大力鼓吹“北碑南帖说”，提倡学碑，再经包世臣阐扬，蔚然成风。最后，碑学在康有为等人鼓吹下达到顶峰。虽书家皆摹碑写碑，然阮元、包世臣碑学健将书风仍属帖学一路，或称他们终未脱离帖学羁绊。而此刻借助汉晋简牍残纸的出土，清末书家已悄然开始了碑帖兼容的探索之路。沈曾植是为代表。

三、书风翻新

观作品风格可见沈曾植学书走的是先碑后贴最后碑帖兼容之路。

沃兴华先生在《沈曾植书法艺术初论》⑧中， 通过对其有纪年作品的分析， 按年代把沈曾植的书法分为三个阶段。

1910年以前是沈曾植学帖的阶段，主要受钟繇、欧阳询、黄庭坚和米芾的影响。此时是沈曾植书法的第一个成熟期，代表了沈曾植学习法帖的最高成就， 也达到了当时帖学书家的一流水平。

1910年一1919年：1910年以后，沈曾植第一期成熟的书法风格仅仅延续了一年便被他抛弃， 此后没再出现过。1912年，沈氏开始新的探索，由帖人碑这中间有一个学习黄道周，倪元璐的阶段。故实际上，其成于碑学，实在晚年。

另外，前人王蘧常⑨、沙孟海■等对沈曾植书风演变皆有简要、类似的阐述，再此不再赘复。而20世纪新出土的简帛残纸（尤为流沙坠简）对沈曾植的影响实则深远。下面对其做补充，以证寐叟衰年变法。

清代，科举受馆阁体影响，书家皆不喜作草书，加之碑学风之盛，大多工于正体篆隶楷书，草书则不兴，几成绝唱。然随20世纪汉魏简帛残纸的大量出土，尤其是《流沙坠简》之中的章草书体，使书家一睹汉魏真迹，为消解碑帖之分、取法章草，复明草书提供了极大便利。郑孝胥曾言：“自《流沙坠简》出，书法之秘尽泄……则书学之复古可操券待也。”■而沈曾植是最先看到《流沙坠简》的人之一■。通过对《流沙坠简》的取法，沈曾植晚年书风突变。正如沙孟海先生所言：“不知怎么的了，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豁然贯通了”■。可以说，沈曾植晚年书风的确立，主要以《流沙坠简》为基。但其不像元明书家习章草那般不知变通仅得其形难见汉魏神采，而是以它为基点，“功夫仍用到钟繇、索靖身上”■。像其治学那样“贵乎知类通达”，由此可见沈治学之道与习书之法竟有惊人的同构。而沈曾植借《流沙坠简》开章草新风是通过多重“手段”的营构。

“专用方笔，翻覆盘旋”■。前人孙过庭早有对草书形质的论述：“草以点画为性情，以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可见脱离使转的行草、草书形质难于形成，历代草书大家皆奉此论为金科玉律。前论沈碑学成于晚年，其正借助碑学之功对草书用笔加以改造。观其作品，横竖画起笔皆以方起笔，转折处化圆转为方折，顿笔意味明显且多处成圭角之状，赋予字体雄奇角出的生命意识。沈曾植正是大胆的用碑学的“方”化解草书的“圆”，对之前草书笔法的颠覆是绝无仅有的，遂在章草作品中呈现出一股朗朗之气。

“异体同势，即所谓古今杂形也”■。沈曾植对书体间融合贯通进一步做了细致的表述：“楷之生动，多取于行。篆之生动，夺取于隶。隶者，篆之行也。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可见不同书体虽各有其形质构成，然，加以融合能产生不同的风格面貌。此论与同时书家刘熙载■相仿，并以此作碑帖结合的理论先导。所以在研习《流沙坠简》的同时，其特别青睐对《校官碑》、《国山碑》、《天发神谶碑》■的取法。并以此来证明北碑南帖虽有差异，但并非水火不容、壁垒森严。最终在实践上冲破前人论书之偏颇，取得成功。

“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曾熙言）■，除对用笔的改造、碑帖兼容的探索外，沈曾植又着眼于章法结构的变革。章法上，前人（王献之、颠张、王铎、傅山）做草书几近“一笔书”的处理方式，在他的作品中鲜为人见。他注重横向关系，减弱纵向连贯。如字字孤立，则显气韵不畅，神采不扬。而沈曾植的高明就在于此，其晚年成熟的草书作品几乎字字独立，然其借助单字的欹侧关系以求点画呼应，并加以章草收笔处的波磔增添野逸笔致。细看其单字造型多呈现左低右高的倾斜之势，若仅论单字不乏单一雷同，但正是通过单字聚成篇才成统一“步调”。故其晚年作品多显生涩、老辣风格。

此外沈曾植还尝试将《流沙坠简》作大字，曾对学生言：“试悬臂放大书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或当有合”■，对章草的重形似的创意临写，痛快酣畅，加重了其变法成功的“砝码”。可见沈曾植通过对碑帖笔法融合的建构、结构章法的变革、书写方式的创新等手段，为其衰年变法之举提供了多重依据。沈曾植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沙孟海先生言亦反证了其晚年成卓尔不群的高明之处。

四、变法意义

复明章草。沈曾植是清末民初第一个在章草领域取得突破的书家。其章草风格形成独特的笔墨语言和形式构成一改元明旧习，毫无疑问，他是个开创者。而后，催生了一批习章草的书家：王世镗、王蘧常、郑诵先、沙孟海等，而始作俑者正是沈曾植。

碑帖兼容。无论是新出土的秦汉简牍还是碑版石铭，皆为沈曾植所用。而他的实践大大扩展了书法的表现领域。一方面是对独“尊碑”思潮的反叛，另一方面是对帖学衰微的扶正。如陈振濂言：“沈曾植的成功在于，他不再简单地以篆隶北碑的外在体势去模仿清代中期以来的传统， 而是把篆隶北碑中的刚健、雄强、质实的阳刚精神，从原有的书体、笔法形骸中提取出来，倾注到一个完全相异的行草书类型中去，这是从本质上发展了碑学一系列的成果，光大了前贤的有限疆域，也许直到沈曾植成功之时，我们才可说北碑精神呈现出一种全范围的审美涵义。”■

总之，沈曾植凭借过人的学识和高明的习书手段，在晚年“高效率”的变法成功为书法艺术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做出了非凡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对当代人学书取法提供了借鉴。

注释：

①沙孟海《近三百年书学》[J]，见二十世纪书法研究丛书[M]，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②晚号甚多，详见王蘧常《沈寐叟年表》，见王镛《二十世纪书法经典沈曾植卷》，河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12页。

③同②。

④王国维，《忆乙庵先生七十寿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6页。

⑤同②，第105页。

⑥陈振濂，《近现代书法史》[M]，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9页。

⑦徐学标，《三年制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书法教程》[M]，海天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⑧沃兴华，《书法问题》[M]，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第270―274页。

⑨同②。

■同①。

■崔尔平编《明清书法论文选》[M]，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944页。

■同②。

■同①。

■同①。

■同①。

■孙过庭著《书谱》[M]，郑晓华编著，中华书局出版社，2012年，第67页。

■同⑧，第274页。

■同■，第924页。

■转引自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34页。

■同②，第108页。

■同■。

■陈振濂，《现代中国书法史》[M]，河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第38―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