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用企业反垄断法律规制探析

时间:2022-09-13 06:39:17

公用企业反垄断法律规制探析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公用企业合法垄断受到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质疑,在公用企业中适当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也成为大势所趋。公用企业反垄断涉及行业立法和反垄断法,本文在分析行业立法和反垄断法中不足之处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公用企业;行业立法;反垄断法

公用企业是指通过网络或其他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以满足公共需求为目标的供电、供水、煤气、电信、公共交通、邮政等企业。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引入竞争机制的过程中,公用企业一直处于市场化改革的“边缘地带”,在相关领域保持垄断经营。随着经济的发展,公用企业的垄断经营已受到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质疑,在公用企业中适当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也成为社会共识。一般说来,公用企业反垄断需要通过行业立法和反垄断法的合力推进,本文通过分析行业立法和反垄断法存在的缺陷,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期对我国公用企业的反垄断有所裨益。

一、公用企业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

自然垄断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公用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网络依赖性,企业的生产成本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降低,如果允许自由竞争,在市场上出现多个经营商,必然会导致设施的重复建设和资源的浪费。同时,由于这些产业建设运营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沉没成本高,多个企业共同经营,会导致企业间的价格竞争,进而使公用企业无法取得正常利润而亏损。这种特殊的市场结构为公用企业构筑了一道“天然的市场进入壁垒”。基于这样的理论,公用企业过去长期属于反垄断法豁免的领域。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公用企业垄断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传统的自然垄断理论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公用企业的合法垄断地位受到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技术进步也改变了公用企业原有的生产函数,削弱了公用企业自然垄断的程度。目前,在很多行业中,用于基础网络建设的成本在逐渐降低,多个企业建立自己的网络设施进行竞争已成为一种可行的方案。以电信业为例,20年前,电信业以铜材为主要原材料,需要巨额投资,近年来,随着远程通信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光纤、通信工程、计算机等大容量传送途径的开发,电信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大大缩小,长距离通信成本大幅下降,这些都在技术和传送成本上,减少了进入壁垒。[1]

第二,垂直一化结构的分离在传统的自然垄断领域开辟了可竞争领域。自然垄断产业具有一个特殊性,即一部分是自然垄断的,另一部分是可竞争的,是自然垄断活动与潜在可竞争活动的结合。[2]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之前需要铺设管道的传统公用企业领域,因为业务的细化,在管道传输的终端引入竞争也成为可能,这使得自然垄断行业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可以根据情况将其分成竞争性业务和非竞争性业务,在竞争性业务方面可以完全放开市场。

公用企业的垄断地位除了在理论上受到质疑之外,在实践中,公用企业会凭借其垄断地位侵害消费者及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也受到社会的广泛诟病。近年来公用企业滥用其垄断地位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索取不合理的高价。以我国的天然气公司为例,它们一直以来都向用户收取高昂的天然气初装费,2010年5月底,因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提高国产陆上天然气出厂基准价格的通知》,引发了各地天然气涨价热潮,一些地区如陕西、重庆、浙江、成都等地的天然气终端价格涨幅明显高于国家发改委规定涨幅,并强制收取维修费及其他费用。(二)强制交易。例如有些城市住宅小区在安装管道煤气的过程中,煤气公司强迫居民必须购买该公司出售的煤气灶,否则不发煤气使用证,不给通气,而煤气公司出售的煤气灶价格高出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的15%左右。(三)瓶颈垄断。主要是指公用企业利用所掌握的具有瓶颈性质的基础设施、供应网络,遏制其他同业竞争者的经营活动。目前,要求在公用企业领域引入竞争,对公用企业进行反垄断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二、我国公用企业反垄断法律规制现状

如何打破公用企业的垄断地位,在公用企业中引入竞争机制,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到行业立法和反垄断立法。行业立法主要指针对公用企业所处行业的特殊性而专门制定的法律法规。如《电力法》等。反垄断法是针对市场上的限制竞争行为进行规制来保障竞争机制的运行,确保市场主体能够在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下开展经营活动。

(一)行业立法方面

公用企业引入竞争需要以法律为基础,涉及公用企业的行业立法是法律构建的重要内容。反垄断法相对于行业立法而言,反垄断法是反限制竞争的一般法,其调整对象是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如果在公用企业内部缺乏竞争、市场结构僵化的情况下,仅靠反垄断法从“外部”来反它的垄断,无异于扬汤止沸,反不胜反,且无从下手,所以需要从行业立法自身出发来加以改善。[3]

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对公用企业限制竞争的规制主要集中在行业立法中,如1978颁的《天然气政策法》开始逐步对天然气行业的捆绑服务进行分解,取消价格管制,推动行业竞争,引入反垄断规则。与此同时,美国在1976年至1982年先后颁布了《铁路复兴与铁路管制改革法》、《航空货运放松管制法》等一系列法案,对美国的交通运输产业的政府管制进行了重大改革。

我国对公用企业也存在着相关立法,如《电力法》、《铁路法》等,这些专门性的行业立法多是行业内部自己起草的,或者立法机关主要征求了行业内主要大型企业的意见,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倾向。而且这些法律多是依据公用企业合法垄断的理论而制定的,具有计划经济的色彩,其理念是保护公用企业的垄断地位而不是引入竞争机制。行业监管机构在依法进行监管时,往往注重保护本行业企业的利益,忽视其他经济组织及消费者的利益。

(二)反垄断法方面

《反垄断法》作为“经济宪法”是维护自由竞争的基石,我国《反垄断法》将所有行业、企业原则上都纳入适用范围,没有规定特定行业的整体除外适用,针对公用企业,《反垄断法》第七条明确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前款规定行业的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严格自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这样的规定应当说是值得肯定的。反垄断法的出台,将对促进公用企业提高服务水平,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仍有许多亟待明确的问题在反垄断法中没有具体规定,如反垄断法与行业立法的关系,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这些法律空白会使公用企业在引入竞争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障碍。

1.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关系

《铁路法》、《电力法》等行业立法与《反垄断法》一样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反垄断法与行业立法在适用时孰先孰后,反垄断法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立法法》第83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根据这样的规定,《铁路法》、《电力法》等相对于《反垄断法》而言属于特别法,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即使在行业立法中存在限制竞争的内容,反垄断法也束手无策,其结果必然是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反垄断法被架空。

2.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

在我国《反垄断法》生效实施后,国务院确定了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商务部构成“三足鼎立”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此外,其他行业部分或者监管机构,如信息产业部、交通部、民航总局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相关行业的垄断行为进行查处。对于公用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应由哪个机构进行执法,反垄断法也选择了回避、搁置的态度。当两种独立的力量共同介入相同的市场领域和企业经营活动,必然会引起管辖权冲突,甚至会出现两个机构对同一个市场行为得出性质相反结论的情况,使经营者的决策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三、公用企业反垄断的立法建议

公用企业反垄断依靠行业立法和反垄断法的共同推动,然而从上述分析可知,无论是行业立法还是反垄断法都存在着不科学的地方。针对第二部分所提问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完善建议。

(一)行业立法的完善

我国《反垄断法》出台之后,顺应在公用企业中引入竞争的趋势,我国应加快对行业立法的修改,及时清理、废除行业立法中违背竞争规则不合理的规定,制定公用企业经营和引入竞争的具体方式。在修改和制定各行业立法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一定要最大限度的防止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立法的倾向,使行业立法应体现普通消费者的要求,不搞地方化、专业化、部门利益化,从而削弱部门立法带来的行业保护主义,提高行业立法的技术性。[4]

(二)反垄断法的完善

第一,明确反垄断法与行业立法的关系。如前所述,我国《反垄断法》对反垄断法和行业立法的关系没有做出规定,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行业立法相对于反垄断法优先适用,这很容易使反垄断法被架空。如何保证《反垄断法》对公用企业的适用呢?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的规定值得我们借鉴。《公平交易法》第46条规定:事业关于竞争之行为,另有其他法律规定者,与不抵触本法立法意旨之范围内,优先适用该其他法律之规定。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台湾地区将《公平交易法》视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所有经营者的垄断行为都应适用该法,当行业立法等其他法律有其他规定时,可以适用行业立法的规定,但是,但是不能违背《公平交易法》立法宗旨和理念。我国在制定反垄断法实施细则时也可以借鉴这样的规定,以此来保证行业立法不会违背竞争法的理念和原则。

除此之外,还应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参与行业立法的权利。在行业立法进行制定和修改的过程中,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从竞争政策的角度提出各种积极的建议,对于这些建议,行业主管机关应当给予充分的考虑。

第二,协调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对公用企业垄断行为规制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机构能否协调有效的执法。如前所述,公用企业对行业主管机关和反垄断执法机构都可以根据相关法律享有执法权。公用企业行业不同于一般的竞争性产业,仅仅依靠反垄断机构无法解决这些领域的竞争问题,但也不能由行业监管机构来垄断执法,行业监管机构与公用企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行业监管机构对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进行执法,很容易出现监管者被“俘获”的情形。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应建立反垄断执法机构和行业主管部门对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联合执法的机制,这样,在执法的过程中,可以兼顾公用企业的特殊性,同时能保证竞争政策在公用企业中的适用。

参考文献

[1]刘大洪,谢琴.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研究――从自然垄断行业是否为合理垄断的角度出发[J].法学论坛,2000(4).

[2]张维迎.信息、管制与中国电信业的改革[A].张昕竹主编.中国规制与竞争:理论与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P251.

[3]史际春.公用事业引入竞争机制与反垄断法[M].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3(4):56.

[4]郭建秀.公用企业反垄断法律规制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8:29.

作者简介:梁娜娜(1984―),女,河南焦作人,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法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竞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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