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格尔与萨义德的“东方文化观”

【摘要】黑格尔的东方文化观建立在辩证逻辑、认识论和本体论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其自我否定以及历史和逻辑一致的立场使得他的观点具有内在合理性并有发展、改造的空间。萨义德的东方文化观建立在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之上，强调不同文化的多元共生，但过分强调反本质主义的普适性则使得他的观点最终走向虚无主义。

【关键词】黑格尔 萨义德 东方文化观

在当下东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语境下，在地缘政治、文明冲突以及经济全球化等诸多因素的参与下，人们对东方文化的认识与把握也各不相同，人们对东方文化的思考主要给予两个视角：一个是来自西方文化的被视，一个是出自东方文化内部的自审。实际上，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来看，关于“东方文化”的辨析、定位由来已久，因此，本文选取上述两个方面的代表人物黑格尔和萨义德各自的观点进行比较，以对厘清这一问题提供一管之见。

黑格尔东方文化观的内在构成

黑格尔对东方文化一直有着强烈的兴趣与关注，这一点已经从他的诸多著作中表现出来。他对东方文化的关注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外在文化氛围的影响，另一个是内在思考的需要，或者说理论体系的需要。前者主要体现在，从14世纪一直到黑格尔所生活的年代，欧洲对东方文化的认识兴趣从来没有衰减。这种外在研究氛围必然会影响到黑格尔，促使他把东方世界纳入到他的思考视野之中。后者主要体现在他把东方世界看作世界历史的起点，从而符合建构“绝对精神”内在逻辑的需要，进而为建立起“绝对精神”这个具有唯一性的真理提供历史支撑。关于“东方文化观”，黑格尔没有专门性的论述，但是他用“精神”的概念将东方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诸如艺术、宗教、社会制度、哲学思想等整合起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源自于“精神”的自生发、自否定和自发展，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世界历史在一般上说来，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只不过他将“精神”的起源定位于纯概念，这就犯了马克思所说的“可怕的头足倒置”的错误，因为纯概念的源头不是别的，就是自然，就是物质世界。但是，黑格尔始终遵循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一重要原则，内在的逻辑进程与外在的现实发展始终严密吻合。这样我们就完全可以用黑格尔有关精神的规定性去把握他的东方文化观，这个精神的规定性就是他在《法哲学原理》中明确表述出来的“东方精神”，黑格尔关于“东方精神”的论述，实际上就是在展示他的东方文化观，具体由以下内容构成：

第一，“东方”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地理意义上的“东方”仅仅是构成他的东方文化观的一个自然因素，黑格尔所言的“东方”是包含了地理因素在内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不仅如此，黑格尔的考察对象还涵盖了东方的绝大多数文明国家（诸如中国、印度、波斯和埃及），其学术视野相当开阔，从而构建了“东方”这一术语具有整体性的外在可能。

第二，“东方”是一个包含着丰富内容的具体概念。黑格尔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逻辑规律，这个逻辑规律就是绝对精神自生发、自展示、自实现的全过程，它表现在文学艺术、法律政治、和哲学思考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黑格尔把这一过程视为概念的逻辑理路同时又是历史的发展过程，因而具有现实性和具体性，他关于东方文化的全部论述实际上都是在一种宏大的历史观念的支配下进行的，也就是说，黑格尔的东方文化观是一种历史观，东方的宗教、艺术、哲学等领域的具体发展过程在黑格尔那里就演变成一种历史叙述，它们共同体现了“内在性和外在性全部范围的精神现实性”。黑格尔对东方文化的历史主义立场充分体现了历史本身的逻辑层次以及历史按照逻辑的阶段发展这一极具真理性的认识，正是在这一点上恩格斯将其称之为“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第三，黑格尔认为要理解掌握文化的特性必须从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思辨，同时还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一种最重要的不同，就是合理性的不同”。黑格尔从思辨哲学的角度对东方文化的本质做了一个整体性的判断，“在‘东方精神’里，沉沦在‘自然’里的‘精神’的巨大的实体性始终保留作为一种基础”。在黑格尔看来，精神就是“自在地是……自在而自为的存在”，其本质就是自由，这种自由是通过人的自我否定、自我反思这样一个辨证过程而实现的，追求自由是人的一种必然。但是在东方文化中，精神本应该超越自然的束缚，却反而“沉沦在‘自然’里”。因此，黑格尔认为东方文化是缺乏主体性的文化，是缺乏理性的自由的文化。马克思则纠正了他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突出强调的人的主体性作用，把历史的走向从富有神秘性的“理性的狡狯”的彼岸世界拉回到现实世界中，正是在马克思那里，自由才真正是现实的，而不仅仅是思辨的。

萨义德东方文化观的要素

萨义德的东方文化观则有一个明确的表述，他认为，所谓东方只不过是被西方设计出来的一个形象，它的意义就在于作为参照系来确证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因而，萨义德的东方文化观从表象来看确实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由于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殖民事实，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一度成为批判西方文化霸权的武器，成为第三世界中民粹主义的精神力量。

但是，萨义德于1994年在《东方学》再版之际写了一篇后记，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理论立场，并对上述他称之为“误解”的“反西方论倾向”加以澄清，他着重强调“书中的观点显然是反本质主义的（anti-essentialist），……因为我在书中很早即表明，像‘东方’和‘西方’这样的词没有与其相对应的作为自然事实而存在的稳定本质。”而且，他很乐于人们将他的理论归结到多元文化主义的框架中。由此，萨义德的东方文化观的内涵显露无疑，即在反本质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上运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文化霸权，并力图打造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世界主义的理想图景。因此，萨义德的东方文化观只不过是他表述上述立场的一个切入点，其重心并非是“东方主义如何如何”。

回过头来看萨义德的东方文化观的几个要素，“反本质主义”的立场、权力话语理论支撑下的“他者”理论以及“多元文化共生”的理想，每一个似乎都非常具有真理性。但是由于每一个要素在萨义德那里并没有形成彻底的认识，这使得他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东方文化观有着致命缺陷，具体表现在：

第一，将反本质主义等同于消解本质。本质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产物，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的支配下，人们自觉地把认识主体（人）和认识对象（客体）的世界相区分，诸如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灵与肉等都是这种区分的表现，通过探讨主客之间的关系问题来追求事物的超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质，以求获得超历史的、绝对正确的对本质的认识，从而创造出普遍有效的知识。其弊病就在于“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自由和人格的尊严等由此被消解于理性思辨体系中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本质主义就是一无是处的，就不能谈本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或某些特定条件下，还必须要谈本质。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必须经过主客不分，主客二分最后到有机统一这样一个逻辑过程。萨义德试图避开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而大谈反本质主义，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现实是不断被建构和解构的，任何诸如稳定本质之类的东西都会不断受到威胁”。用这种泛泛之论来抨击本质主义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陆建德先生就尖锐的指出：“萨义德在扎一个他可以一拳打倒的本质主义稻草人，谁会说某一文化、自我或者民族是亘古亘今万世不变的？”

第二，对马克思论“他者”的主观臆断。萨义德认为任何一个文化，要想得到发展，都必须通过一个异质的“他者”的建构和再阐释，才能构建自身文化的真实性。为了表明这种“他者”理论的正当性，萨义德在开篇引用了后来被广为流传的马克思的一句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显然，萨义德至少是在写作《东方学》这本书的时候脱离了这句话的历史语境从而曲解了马克思的原意，虽然他在再版后记中作了一个说明，但还是没有改变曲解的事实。马克思当时所说的“他们”，乃是指的路易波拿巴王朝的基础――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而且紧随其后马克思用了一大段话来阐释这个萨义德所乐道的“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阶级，并特别强调“但是，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即那个“他们”指的是保守的、拘守旧制度的、迷信的、偏见的农民。在马克思看来，之所以那些法国小农被表述，其原由就在于法国小农所具备的种种特质是完全符合波拿巴王朝的需要，因而被表述的一方和表述的一方是完全同质的。但是，萨义德却无视这句话的具体语境和马克思的说明，造成了对这句话的曲解。

第三，多元文化共生背后的文化虚无主义。在萨义德的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以及“他者”理论的合力之下，他对世界文化的理想图景就是多元共生，就“多元文化共生”本身而言，对不同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是正当的、合理的。但是在萨义德那里，由于他的反本质主义的极端化，当异质文化交流发生碰撞（这是必然会产生的）的时候，任何形式的文化本位立场就不可避免的会被视之为“本质主义”，而在大家对“本质主义”讳莫如深的语境中，所谓的多元共生就会演变成无可无不可的虚无态度，大家自说自话，这对世界文化的多元共生又有何益呢？（作者为三峡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后现代视阈下对赛义德、黑格尔东方审美文化观的批判”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0YJC75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