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背后的民族文化危机

摘要：在全球化大环境下，西方文化迅速扩张，消费文化日益盛行，全球文化呈现出趋同和融合的趋势。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侵袭下，许多国家的民族文化产生认同危机，国家文化安全受到严峻挑战，文化全球化带给各个国家的影响深刻而复杂，欠发达地区和国家的民族文化被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强势文化所蚕食、吞噬、边缘化。本文试从由卫慧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上海宝贝》谈起，探讨一次性快餐消费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此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措施进行应对。

关键词：上海宝贝；后殖民语境；民族文化；认同危机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全球化进程加速的时代，世界融合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统一市场，全球化以崭新的方式增加了各个国家和民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联系，世界日益变小。这种巨大的变化，使世界各民族文化日益趋同，民族文化面临严峻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既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又能很好地融入全球化的大氛围，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密切关注的问题。

一、浓重的后殖民文化色彩

电影《上海宝贝》由卫慧同名小说《上海宝贝》改编，同名小说《上海宝贝》是一个典型的以女性为主体的文本，而在电影《上海宝贝》里，这种露骨的文字表达更是转为裸的视像表达。

话题女王白灵扮演的女主角倪可，毫不避讳夸张大胆的表演需求，将文本中的表述表现得淋漓尽致。男主角之一的马克是德国商人，他身上有一种雄健霸道的“法西斯”气息，对于“我”有一股非同凡响的吸引力，但是“他不会为我离婚不会为我破产，我也没有向他献出所有的光、所有的热”。投身马克怀抱后，倪可却越来越深爱着天天，天天与倪可心有灵犀却性无能，倪可怀念他那“有灵魂”“有颜色”的吻。最后，马克回国，天天死去，在这两者所代表的“灵”与“肉”之间徘徊的倪可生命还将继续，于是她只好痛苦地重新思考“我是谁”的问题。

《上海宝贝》中，倪可的生活是：物质消费、感官满足、追求。她兴致来时写点小说，大多时间出入酒吧、夜总会、星级酒店、美容院、网球场，举行派对等。电影中倪可不断展示她的品位：她坐的是别克车，喝的是朗姆酒，抽的是七星烟。透过这种生活方式和生活追求的表现，我们看到电影表达出来的文化殖民意识。品牌追求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一种消费现象，随着资本的流动这种观念也在向世界各地渗透，此种现象被有些评论者概括为“文化殖民”现象之一。《上海宝贝》尽管是一部以上海为大环境拍的电影，但其真正的情节与话语早已是西式的，似乎是西方作家的作品在上海的组装，其一体现出的品位和品牌意识，透露了卫慧的思想中有摆脱不掉的迎合殖民化的倾向。

二、认同背后的民族文化危机

在后殖民文化研究中，民族文化身份的确立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角色定位、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可。其中角色定位和自我认同是他人认可的基础。电影中不时会出现诸如Ferragamo靴子、Marc Jacobs牛仔装、Bowery Bar、Cafe Carlyle、EIJI美发沙龙等作者认为是时尚和品位标志物件的符号。综观整部作品，充斥其间的消费模式和消费品无一例外地都带有“他者”色彩。电影对时尚品牌所代表文化价值的认同，也是对西方文化观念的认同。作品中大量外文符号的穿插和西化时尚生活的渲染都是角色定位失调和自我文化认同缺失的表现。难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生产的消费品都不值得一提吗？

在我国，年轻人越来越热衷于过圣诞节和情人节，而对春节、中秋节、端午节、清明节、七夕节、重阳节等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则不屑一顾。所以，有人强调，今天经历的文化全球化道路与百年前的殖民化过程一样，正在趋于破坏各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抹杀各民族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或文化身份。因为一种文化，是对一群人给予身份认同的依据，从而使人知道“我是谁”。而文化的全球化，导致了很多人不知道、不清楚“我是谁”，或者使“我”有了多种身份，原来清楚的，现在模糊了；原来自信的，现在惶惑了；原来相信的，现在怀疑了……

《上海宝贝》这部电影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自我认同的缺乏、民族文化的缺席、西方消费文化的侵入，都是自我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缺失的表现。让我们不禁怀疑这到底是“文化全球化”还是“文化帝国主义”？

三、民族文化遇到的机遇与挑战

当然，全球化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洪水猛兽。全球化一方面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全球化的推行，打开了人们的文化视野，可以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推进文化的发展；全球网络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不同文化形态间的接触、对话，可以形成世界性的文化共享；全球化为人们提供了更多文化参与的机会，不管人们处在什么样的国度，拥有什么样的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都可以以独立身份，随时随地参与其中；先进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文化条件的改善和提高，为民族文化快速走向世界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所有这些，都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正如《上海宝贝》这样的电影，不应该只是单纯的“消费文化”和“后殖民色彩”，一味地趋合西方读者的口味；另外，为何中国作家的电影却由德国导演执导，而且还参加了戛纳电影节和威尼斯电影节，这也是一个很让人值得研究的问题。电影完全受“消费主义”“身体主义”知觉引导，卫慧用这种下意识的“东方主义”来达致肤浅“全球主义”白日梦。实际上，我们只有应将中西文化更好地结合，才能做到“墙内开花里外都香”。

应该看到，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最重要的是要增强综合实力。要使民族文化获得保护和发展、乃至于走向外面世界，给本民族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遇，就需要民族的强盛作为坚实的后盾。与贫穷落后相伴的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是没有对应的能力的，也自然面临着更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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