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如何共存

时间:2022-09-12 09:50:49

中美间堆积如山的问题和不断累积的猜忌,不会因一次会面而发生太多改变。 “二战”之后,美国的领导地位曾先后遭遇来自苏联和日本的挑战。日本更多是经济上的单一挑战;而在核威慑下,美苏之间建立了相当多心照不宣的“行为准则”,以避免误判发生擦枪走火。 如今,一个新的挑战再度出现在美国面前——中国被众多国际经济机构追捧为拥有20世纪70年代美国那般的经济实力,军事也从防御为主走向深海,与决心重返亚太保持其领导地位的美国不期而遇。 过去40年,在双方寻求共识并管控分歧的努力下,中美同床却异梦的关系逡巡前行。但随着双方关系日趋多元化,从区域发展到全球,中美关系管理模式到了重新设定的时候:不只中美两国没有让关系脱轨的本钱,世界安全和秩序也将受到两国关系发展的左右。 喜爱篮球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这样描述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两国经济关系就像一场篮球比赛,当美国在场上占有绝对优势时,即使中国违规也可以忽略;现在双方实力更加接近,如果中国继续犯规,但裁判却没有叫停,美国是否应该回击?这也同样适用于对中美整体双边关系的考量。 中国国家主席则以“新型大国关系”应对,并在与奥巴马的“习奥会”上具体阐述:“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 对零和战争的畏惧,以及各种逐渐成熟机制的保障下,中美之间对抗乃至战争的可能极低;但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关系正向竞争态势倾斜,中美走向合作共赢的更高阶段注定前路波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兰普顿认为,对中美来说更好的路径选择是,将军事竞争最小化、经济合作最大化,并且在外交领域尽可能多地展开合作。 ——编者

6月7日至8日,美国加州阳光炙热。在时常为国际领袖举行度假式私下会谈的安纳伯格庄园里,与奥巴马进行了一场不着正装、不系领带、不需要字斟句酌的马拉松式闭门会谈,长达八个小时,议题囊括几乎所有双方关切的问题:朝核、南中国海争端、网络安全、双边投资等。

上一次中美领导人这种漫谈式的会谈,发生于和尼克松之间,当时两人主要谈哲学,穿插国际关系,会谈之后,《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发表。40多年后相似一幕,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形容的“紧要路口”。

按照外交惯例,“习奥会”本该发生在奥巴马今年晚些时候回访中国时,但北京颇富弹性地接受了白宫提议的加州两天闭门会谈,未如既往那般强调接待的规格、礼炮与国宴。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说,习显然更重视会谈的实质内容。

华盛顿也认为领导人的近距离交流,能够更有效地解决问题。美国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去职前的四年间,一直负责协调中美领导人见面。他说,两国领导人的会面经常因为外交礼数、时间和议题的限制变成缺乏实质意义的交谈,因此在第三地安排面谈颇具意义。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领导人也偶尔想在双方首都以外见面,毕竟双方可以不拘泥于繁文缛节,进行非正式却持久的交谈。 巧实力与再平衡

诸多分析认为,随着中美力量格局发生变化,外交实务矛盾不断增加,领导人应该早于原本的日程安排实现会面,及时给走下坡路的中美关系刹车。

据中国社科院、IMF等多个国际机构预测,中国将在十年内超越美国,成为以GDP总量计算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上世纪末两个经济体由于互补性建立的合作基石,也转为竞争态势渐浓。

2009年奥巴马刚上台时,美国经历了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金融风暴,美国推论当时中国认为美国的衰落不仅无法避免,而且归结出美国可能几十年内就会退出亚洲。尽管北京从未对美国这样的推论作出正式评论,但是华盛顿的学界和前官员确信看到了美国面临这样的危机。

美国的外交实力在金融海啸之前就已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被侵蚀,金融危机则将颓势进一步扩大。2007年,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主导下,发表了由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撰写的报告——“一个更聪明和更安全的美国” (A smarter,More secure America)。报告提出修补受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伤害的美国形象,但亦流露出美国在实力相对下降时,应使用“巧劲”巩固领导地位。“巧实力既不是软实力也不是硬实力,这是一个同时着重军事实力、发展盟友和伙伴关系而达到扩大美国影响力、建立美国行动合法性的方法。”

该报告指出美国应该着力的五大方向,包括加强与盟国的关系和参与国际组织运作,以公共卫生为出发点推动全球发展、同时推动公共外交、经济整合和技术创新。

这份报告显然影响了奥巴马第一任的外交布局。2009年1月13日,在国务卿提名审议听证会上,希拉里·克林顿使用了这一概念。她说,为在新世界格局中维持美国的领导,必须交互运用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形成的“巧实力”。

希拉里上任国务卿后,遂将首次海外出访选在东亚,表示美国新政府将一改小布什忽略亚洲的态度,更积极参与亚洲事务。2009年7月,她在东盟地区论坛部长级会议上明确提出美国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战略”。坎贝尔在澳大利亚三月的演讲中解释,由于亚洲在21世纪的重要性,美国须确保在外交、多边关系和军事交流的每个环节中扮演要角。

尽管遭受财务危机的联邦政府不断削减预算,奥巴马在亚太地区的援助却逆势增长7%,他支持湄公河下游计划、帮助改善区域水源管理、推动公共卫生、灾难应对等一系列援助计划,同时积极推动TPP建立新一代贸易和投资协定。

坎贝尔特别感谢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援手。他说,当美国开始研究如何参与亚洲的多边互动时,陆克文手把手协助美国参与东亚峰会,积极思考如何利用APEC、东亚峰会和东盟平台, 让美国迅速融入忽略已久的亚洲议题。

这些与东南亚国家改善关系的动作,在中国被不少人解读为美国以冷战思维,在区域中推动军事同盟以包围和遏制中国的政策。北京认为,中国和周边国家发生领土和海洋权益纠纷,美国以拉偏架的姿态介入趁机牟取自己最大利益。这并非中国社会某一派的民粹心理,前驻美大使周文重就对《财经》记者形容,“南海问题上,此前并没有受到如此关注,是美国搅和起来的。”

军事上的安排更是触动中国的神经,美中对西太平洋战略地位的不同看法和布局是两国间短时根本无法跨越的鸿沟。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去年在“香格里拉对话”上称,美军将把60%的海军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随后考察越南金兰湾、访问印度;加之美军自2009年以来在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先后驻扎,同时商讨重回菲律宾事宜——这一系列动作很容易被中国解读为强化军事存在、遏制中国。

从2009年开始在国务院负责东亚政策的坎贝尔了解中国相当多人对美国的政策有所质疑,甚至有各种包含美国参与的阴谋论。“但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没有赢家和输家的格局。”坎贝尔说,美国在21世纪最重要的外交目标就是找出如何和中国在太平洋的共存之道,这个关系的挑战性在于同时具备竞争和合作的双重因素。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共存之道是:建构新型大国关系。他在2012年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美时就提出了这一理念,但没有将之具体化,加州峰会则是他正式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与奥巴马会面,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和实现需要更明确的定义。

每一届中国领导人都力图提出被世人记住的外交理念——是“和平发展”、是“和谐世界”,而“新型大国关系很可能是的外交品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对《财经》记者表示。 底线易守

国务委员杨洁篪在“习奥会”后引述的三句话对“新型大国关系”概述: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

然而“新型大国关系”的新意何在?在国内学者间并未达成共识,美国学界也不断出现如何看待这个概念的争辩。

根据现任驻美大使崔天凯去年的研究:抛弃冷战思维、加强合作、共同发展、管控分歧被列为构建这个关系的主要执行方针。崔天凯指出,中国从不做有损美国核心和重大利益的事,但美国在中国核心和重大利益问题上的所作所为难令中方满意;中方对美国推动冷战色彩的军事同盟关系,在涉藏、涉疆、民主、人权等问题上时常公开指责中方,甚至发生公开插手中国内政的事情,让中国政府认为美国还有一些人念念不忘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

崔天凯的报告在部分美国学者间引起一些反弹。华盛顿智库Jamestown Foundation刊物编辑 Peter Mattis 就撰文表示,为建立此新型大国关系,华盛顿显然必须做出多项改变,不只需要修改对人权的态度,还需改变和日本、韩国的关系,这对美国代价实在太大了。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鲁世巍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寻求大国之间避免冲突也能实现崛起目标,希望探讨的首先是不冲突、不战争的大国关系。 与奥巴马进行了一场不着正装、不系领带、不需要字斟句酌的马拉松式闭门会谈,长达八个小时,议题囊括几乎所有双方关切的问题:朝核、南中国海争端、网络安全、双边投资等。

“不对抗”、“不战争”是相对容易实现的目标。中美经过多年的摩擦,控制球的技巧愈加纯熟。

2001年4月1日,美国EP3电子侦察机因与中国军机发生擦撞迫降在海南岛,中国飞行员王伟罹难,北京拘留了24名飞机上的美军人员并坚持华盛顿为该意外道歉。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前太平洋司令普理赫,以传统美军处理危机的方法,试图电话联络中国领导人,结果“电话一直没人接”。美国前国务院资深官员称,当时两国对彼此运作模式缺乏了解并产生错误期待——在集体领导的体制和谨慎决策的风格下,中方领导并不偏好“打电话”这种沟通方式。危机虽以美国道歉、中国释放扣押人员告终,双方关系却跌入1999年中国驻前南大使馆被炸后新的冰点。

不过,撞机事故几个月后,美国遭遇“9·11”袭击,马上就打电话给小布什。时任驻美大使周文重对《财经》记者回忆说,利用电话外交传达中国在反恐问题和美国站在一起的立场,是中美关系得以摆脱“战略对手”基调的转折点。

去年中国领导人换届更新的敏感时期,接连发生王立军进入美领馆、陈光诚“拜访”美国使馆事件,但双方的处理最后都让事件平和落幕。

引发中美两国猜忌和竞争的最核心问题,莫过于军事国防。奥巴马在记者会上说,当中美之间的外交和经济交流进入深层阶段时,了解彼此的军事和外交战略主要目标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中美将机构化军事交流,常态化军事议题讨论;进一步表示,中美双方不只应该深化军事关系,更应该试着建立新型军事关系。

中美军事交流曾经为共同防范苏联而如盟友般紧密,在上世纪80年代的蜜月期,美国向中国出售多项大型武器,但1989年之后两国军事交往急转直下,美国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和高科技管制至今没有缓解迹象。尽管中美两国军事交流从1993年8月恢复,但是期间因为1996年、1999年美国误炸大使馆、2001年EP3军机擦撞而屡次中断。

直到2011年1月,奥巴马和共同声明,建立健康、稳定、可依赖的军事关系对于建立正面、合作、完整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后,中美军事交流才积极互动起来。

先是2012年5月中国防长梁光烈访美,6月美军太平洋司令洛克利尔访华,8月副总长蔡英挺访美,9月美国防长帕内塔访华,同时宣布邀请中国参加象征意义十足的2014年环太平洋军演,接着11月-12月美国海军部长马伯斯和中国海军副司令张永义、副总长戚建国分别互访。

今年4月23日,总参谋长房峰辉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的到访,形容为“双边军事交流计划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不只如此,中美已针对非敏感议题进行合作,包括天然灾害的预防和传染病的控制,2012年两军甚至在亚丁湾合作开展打击海盗,在成都开展人道救援联合演练。太平洋司令部今年已安排了40几个交流,包括控制传染病的军事医药交流、海上搜寻及救援。

中美也许距离制定心照不宣的规则不远了。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上,中国军方代表透露,海军已开始将巡逻和演练半径延伸至美国专属经济区,“回访”美国海军出动舰船和飞机进入中国海岸线外200海里范围的习惯。冷战期间,美苏也都有“互访”专属经济区边缘的习惯,就此双方还建立了一整套如何规避、如何驱赶等游戏规则。 共同利益待寻

中美之间发生战争性冲突的可能性已随关系复杂化降低,因为双方都清醒地认识到那将是一个零和游戏。但建设性地实现合作共赢,却是高难度的挑战。主要难点在于,中国经济不甘踟蹰于生产链的低端,谋求技术创新与高附加值,这直接与美国经济的核心优势相对,中美经济的竞争态势渐浓。过去担当两个互补性经济体的压舱石,反而日渐成为两国矛盾的触发点。

2006年7月小布什政府主动提出,美方希望两国加强在经济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建议双方开始战略经济对话的提议。当年底,双方就由时任副总理吴仪和财长保尔森开启对话。由于两方的“首席谈判代表”都直接代表最高领导人,且包含有各相关部门的第一把手,人民币币值等敏感问题都在机制范围内得到了解决和控制。

这一有效的对话机制帮助两国进入了“建设性合作关系”的蜜月期。两国贸易总额直到2002年才达到1000亿美元,但之后每两三年就迈上一个台阶,2005年达到2000亿美元,2007年即突破3000亿美元。“一个是反恐因素,一个是战略经济对话,使得中美在小布什第二任期合作相对多于摩擦。”周文重对这一机制评价颇高。

表面平静之下,却是暗流的涌动,经济这个固定中美关系的锚开始漂浮不定。在此期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不断上升,曾经为中国奔走游说的美国商人发现广阔的中国市场已不像他们此前经历的那般平坦,越来越多的声音批评中国对外国企业的不公平待遇、对本国企业的补贴。

不满情绪在2009年集中爆发。当年11月,中国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关于开展2009年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的通知》,要求所有供应商的产品应拥有中国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这引起美商的严重关切,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施压,迫使中国政府修改政策。尽管中国后来进行了部分修订,但是美国政府和企业对中国保护市场的政策和态度开始带有严重的批评色彩。

另一方面,美国寄望于将中国拉入WTO体系,以多边机制代替双边争执,解决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尤其是在知识产权上的一贯关切。中国入世时的美方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遗憾:“中国入世十年,中国的法制环境和知识产权问题仍需改善。”同时,中国在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等方面也踌躇不前。

在这期间,中国经济已然成为巨象。OECD2012年11月的报告判断,中国经济规模可能在一年内就超过欧盟,在2016年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经济学人》杂志2011年底的分析认为,2014年中国就能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进口国和零售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2020年股票市场资本规模会超过美国,2023年消费者支出也会成为世界第一。印度经济学家Arvind Subramanian更预期,2030年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可比肩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1870年的英国。

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主任贝德(Jeffrey Bader)在其著作《奥巴马与中国崛起——一个局内人视角下的美国亚洲政策》(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中回忆,奥巴马在2009年底开始非常明确表示对此的关切。

“那天我照常去给他做中国政策的简报,他上来就说最近他与四位CEO午餐,他们几乎用所有的时间在抱怨中国的问题。他说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就像一场篮球比赛,以前美国在场上占有绝对优势,即使中国违规也可以忽略;而现在双方更加接近,如果他们继续犯规,但裁判仍没有叫停,美国是否应该回击。”在2009年一年内,美国对中国产品共发起十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如今,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一贯关切又随着科技发展延展到网络安全议题上来。美侨商会前会长麦健陆对《财经》记者证实,越来越多美国公司对于黑客入侵和知识产权受损有着严重忧虑,这个问题若无法解决,最终也将为中美经济关系投下变数。

奥巴马也在加州峰会上提出忧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在记者会上转述称,网络安全已成为美中关系的核心,奥巴马在会谈中提出一些具体案例,美国相信网络黑客来自中国;奥巴马更进而表示,如果这样的行为不停止,这将成为双方经济关系中最困难的问题,甚至会成为双方关系发展的抑制因素。

和中国外交部对此指控表现了不置可否的态度,强调中国才是美国黑客行为的受害者。

但此次峰会仍然显出些许积极发展的迹象:中国同意具体调查美国所发现的各类网络入侵活动,并且将与美国进行对话,厘定在网络世界的游戏规则。

在和奥巴马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之后,中美两国的资深官员将于7月举行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将针对网络安全进行讨论,届时两国领导人在加州的长时会谈可以具体反映在两国的实际争论上。

中央情报局前人员、现任网络安全公司Prevendra总裁Christopher Burgess对《财经》记者指出,中美若能在美国国土资源部的网络和传播整合中心与中国的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之间建立合作,同时由奥巴马和针对这两个单位的合作交流建立准则,对两国的网络安全合作将大有帮助。

尽管中美的贸易关系瓶颈重重,但一个新的维度则在2009年开始凸显。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对美投资开始迅速增加。就在最近,中国投资美国的手笔渐大:5月底河南双汇集团宣布以71亿美元并购美国最大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SOHO中国行政总裁张欣联同巴西银行Safra银行家族宣布以7亿美元购入40%美国纽约通用汽车大楼。

根据咨询研究机构荣鼎公司的统计,中国企业目前在美国的投资总共有650项,总额为254亿美元。该公司分析指出,美国并未对中国资金打开大门,反而有政治化其投资的趋势,因此呼吁,为了美国经济发展,美国应该打开大门欢迎中国投资,这将为美国带来新的资金,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为美国经济创造良性竞争从而刺激生产率和创新。

当美国联邦政府频频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中国投资时,不少州政府官员和学者认为美国正失去吸引中国投资的大好机会。芝加哥前市长戴利(Richard Deley)就对《财经》记者强调,中美两国的贸易型态已经随时代改变而发生变化,现在的主角不再是如波音和麦当劳那样的大型跨国公司,而是那些积极向外发展的中国中型企业,“美国政府的态度和政策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

中美两国一路走来,前美国国会研究远东专家金德芳形容,从建设性到合作性,几乎用完了英文中以“C”开头的词汇——Cooperation,conciliation,competition,congagement (connect and engage)。两国寻求的所谓全新的大国互动模式究竟如何落地,仍待时间观察,毕竟历史上鲜有成功经验提供。

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凯德磊对《财经》记者总结,中美未来在议题上的互动可以反映出这次领导人峰会的具体价值:领袖会谈常态化、朝核问题、战略互信、、美日同盟、TPP、中国投资和网络安全。

不过,中美观察家都心知肚明:中美间堆积如山的问题和不断累积的猜忌,不会因一次会面而发生太多改变。基辛格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一次会谈不可能解决所有事情,但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可以在一次会谈中定案。 本刊记者王宇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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