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于诗人和痞子之间的电影推手

【摘要】从侯孝贤的电影我们可以看见属于他的人生哲学，同时也可以窥见属于台湾电影"最好的时代"，让我们通过胶片的影像回到那样一个辉煌的时代，最好的时代。

【关键词】台湾电影；电影推

中图分类号：J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6-216-01

最近几年，台湾电影在大陆的影响越来越大。2012年台湾导演钮承泽的《LOVE》，魏德圣的《赛德克巴莱》等无一例外的抢占了大陆市场，《LOVE》收获了两亿多的票房，《赛德克·巴莱》也突破千万，这似乎这是台湾电影发展的一个新的契机新的发展，但是早在三十年前，台湾电影就迎来了它的第一个"新浪潮"，我们习惯把那段时间称作"台湾新电影"的时代。

台湾电影新浪潮运动开始的标志是1982年由四段短片组成的电影《光阴的故事》，它的发生除了当时台湾的社会环境的改变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外，还有一群热血昂扬的年轻导演在试图尝试用自己的力量推动台湾电影的发展，那群人里面有生长在台湾的本土导演，如侯孝贤，詹宏志，吴念真等，也有从国外学习生活归来的"新兴导演"，如杨德昌，李安等，他们有的单独创作，有的聚集在一起讨论碰撞同时也相互协作，使得台湾电影逐渐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这其中有一位日后的电影大师侯孝贤。对于这位"新电影运动"领军人物的研究，我想从他的个体经验，叙事结构这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就是他的个体经验。侯孝贤1946年出生于广东梅县，1947年随父亲调职迁移到台中。在早期侯孝贤是一位很卖座的商业片电影从业者，这点他自己很清楚："很多人说我的电影太平淡，没有戏剧性。其实我以前的片子是非常卖座的，卖座到一定程度，我是非常清楚的。"。1985年《童年往事》正是讲述了他在凤山生活经历的所有记忆。有几个个体经验是在他电影中反复出现的。第一个便是童年时代的懵懂。在《童年往事》中，主人公的童年时代被着重展现，阿孝咕把弹珠和偷来的钱藏在大树底下后来被妈妈发现遭打，这可能也是侯孝贤对于童年记忆的思考，他把时间空间还原到可能跟如今已不一样的环境中，勾起了观影者对于回忆细节的共鸣。第二个则是大陆人的乡愁。在《童年往事》中，阿孝咕的奶奶常常问他："回大陆好不好？"第三个是当兵的成长经验。比如在《恋恋风尘》中，阿远在金门服兵役的时候看到从大陆乘船逃难"飘荡"过来的同胞心生感慨，而侯孝贤自身关于兵役的个体经验最为重要的则是树立了对电影从业的愿望："在当兵的时候，我决定要从事电影这个行业。...每个礼拜天休假的时候都去看电影，有时一天赶（去看）四个片子。"第四个是情感诉求。侯孝贤的片子被很多人评价为"平淡"，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不紧不慢不慌不忙中进行的。侯孝贤在电影中对于感彩的处理犹如中国画中的留白，他不打算说清楚只希望观影者能够自己猜想和体会。《南国再见，南国》里小高说"上海我是势在必行"，而阿英又要转去美国帮姐姐的忙。"上海""美国"这些具体的地名仿佛成为一种代表和意向，看完本片后我们也不知道两人是否还在一起，但这点感情上的留白让观影者有更多的想象和期待。第五个是人物个性。侯孝贤的电影里总是以人为主，他把人的性格剖析在命运面前，他说："我的片子里面大都是探讨人，至于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的批判，我不太重视，因为它自然会出现。"比如《悲情城市》中林文清是个哑巴，却深陷历史的洪流之中。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在火车上林文清遭遇了本省人对外省人的排查，其这些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的批判，就这样通过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的事情展现了出来。而在《风柜来的人》里面，阿清、阿荣这些来自于澎湖乡下风柜的人，突然一下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环境来到了高雄，最开始的时候似乎一切都是格格不入，"一进城就被骗上烂尾楼看电影，这里没有电影也没有浪漫故事，透过宽银幕一样的窗户眺望高雄，等待他们的是未知的未来"。这些人物或多或少的都带有侯孝贤年轻时自己的影子，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就是一个脾气有时候暴躁得不能控制的人，他自己回忆到："年轻的时候一急，手就打断了。这是拍《儿子的大玩偶》时，我会把脚踢裂，这是拍《悲情城市》时"

其次是侯孝贤的叙事结构。他的电影很大一部分都是改编自小说，这跟当时的台湾电影市场有所关系。当一系列的胡金铨、李行式的武侠电影和琼瑶式的爱情电影不再风光时，这种取材自小说的文学电影成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代表作。这种现象也被后来的学者概括研究，即"台湾新电影的开展与现代文学影像化可谓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两个重要的文化场景，在商品市场的机制运作下，名家大师的作品时时被改编成电影，耀上大荧幕粉末登场，转化成声色俱佳的文化产品，电影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频繁地互动与对话，形成复杂的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现象。"这种文本互涉的现象体现在侯孝贤的电影中，就是与朱天文、吴念真等人不断碰撞所产生的火花。小说文本的丰富使得电影更富于文学性，但是电影的表达总是扩展了小说的范围。《海上花》这部电影是改编自张爱玲曾将其"翻译"成国语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由朱天文撰写剧本。虽然很多人并不喜欢这部电影，觉得侯孝贤并没有拍出清末时期十里洋场的精髓，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成为一部值得研究、回味无穷的风格化电影。

从侯孝贤的电影我们可以看见属于他的人生哲学，同时也可以窥见属于台湾电影"最好的时代"，让我们通过胶片的影像回到那样一个辉煌的时代，最好的时代。

参考文献：

[1][法]让-米歇尔·付东.杨海帝，冯寿农译.杨德昌的电影世界[M].商务印书馆，第14页.

[2]卓伯棠.侯孝贤电影讲座[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5、67、147页.

[3]孙慰川.1949-2007当代台湾电影[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