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许世友将军一家的情谊

1966年9月,我奉调从第七六七仓库政治处到刚刚成立的中央记者站工作,随即与禹福春、郑钧亭两位同志被派往南京记者组,实地了解当地的情况,并随时向中央反映汇报,直至1967年4月又被派往上海记者组。期间,我与时任司令员的许世友将军及其夫人田普一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当时,我们记者组驻在南京华东饭店。许司令几乎每个星期都来华东饭店,到我们记者组坐一坐、唠一唠,谈谈有关情况。我们既谈,也唠家常。因为在记者组中,我比较健谈,许司令性格豪爽,所以很愿与我交谈。那时在我的眼里,许司令是位传奇人物,我对他很是敬仰,我知道,救过他的命,他对赤胆忠心。

在南京,许司令曾多次请我吃饭,有时一个星期请一次。他请我吃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也能喝些酒。记得我们俩吃饭,第一个菜是狗肉,然后是野鸭肉、野鸡肉等野味(许司令爱吃野味)。我俩人一顿一瓶茅台酒,一边对饮,一边闲谈。能喝酒的记者,许司令愿意交往。他去安徽时,也曾请驻那里的中央记者站的记者刘慎思(后曾任辽宁省军区政委)吃饭,后来刘慎思还就此写了篇回忆文章,文章的题目是《与许世友将军的一次“对饮”》,发表在一家党史杂志上。

许司令爱喝酒爱请客,但据我所知,他绝不是一般的吃吃喝喝。比如,经教导,他为了表示支持,曾宴请江苏省和南京市“三支两军”的同志,要他们一定要按的指示办事,搞好“三支两军”工作。再比如,他也曾宴请江苏省的一些造反派,但他请的都是“拥军派”,对“反军派”、“乱军派”,他理也不理,更不要说宴请了。

其实,在那个年代,闲谈也离不开政治。我记得1966年冬天,当时红得发紫的“”造反派人物聂元梓、蒯大富来到南京,住在南京大学,让我去谈谈江苏省两大造反派的情况。我奉命前去,与他们谈了一个多钟头。事后的一天,许司令来到华东饭店我们记者组,当时正好我一个人在家值班。见许司令来了,我立即起身。他没等坐稳,就对我说:“你说,邢记者,你看没看见,那天,造反派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开批斗大会,蒯大富他们给江渭清(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戴带风筝的高帽子。对革命老干部,他们怎么能这么做呢?”我连忙说,那天我给打电话,让我劝说造反派,不要给江渭清戴高帽子,可是我们说他们不听啊!许司令气愤地说:“你说,他们算什么东西?见到我们老干部,好像他们是多大官儿。你看他们那个得意劲儿,什么造反派,我看不是好人!我给打电话了。我说,主席,我要把他们给干掉。对我说,你可不能给我动他们!我说,好!主席不让动,我就不动。可我总觉得他们不像好人。”

在南京造反派“红总”准备夺权的日子里,一天,许司令让人打电话,把我紧急叫到司令员作战值班室。我进门一看,值班室里坐满了人,有副司令员、参谋长、作战部长等,都是负责作战的高级指挥员。许司令见我赶到,大声对我说:“邢记者,你快去给我查一查,听说今天晚上,造反派要抄江苏省委所有13级以上老干部的家。我让作战部长下令了,只要他们敢抄家,我就下令开枪。我已经请示叶帅了,他们同意!你赶快给我查查,要不然我就开枪了!”

我马上随保卫干事一同乘车,前往各造反派司令部查看,足足查了两个多小时,未发现有抄家现象。回来后,我向许司令汇报说,没有此事,这些都是谣言。许司令听后说道,还是你们调查的情况准确。于是,他命令大家散会。事后,许司令就“一・三事件”(1967年1月3日南京“红总”派提出要脱产闹革命,煽动一些工人和群众到浦口火车站堵截火车,要乘车赴京晋见,因而引发派别武斗,谣传有人员伤亡),让我帮帮江渭清书记,替他澄清事实真相。我对许司令说:你说得对,前几天,江渭清书记到过我们记者组,我看他眼睛都熬红了。他请我们记者调查。我详细调查过了,南京在“一・三事件”中没有死人,我们已向中央如实反映了情况,请许司令员放心,我们一定按您的指示办。许司令听了,高兴地对我说,你们这样做就对了!

南京“一・二六”夺权发生后,许司令越来越看不惯当时的做法,住进了大别山,远离是非之地。不久,许司令的夫人田普告诉我说,大别山生活条件简陋,洗澡还得用木盆,很不方便。她给我(当时我已调到上海记者组)打电话说:邢记者,还是你劝劝许司令吧,请他回来住吧!于是,我按照田普的要求,直接给大别山的许司令打电话说,请他到上海来。那时,对上海造反派印象不错。我告诉许司令说,上海“工总司”的,原来是27军的,在部队当过司号排长,你到上海,可多了解这里的情况。接到我的电话,许司令同意了,让我要飞机。当时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原是许司令的老部下,他对我说,现在上海气象不好,暂时不能派飞机接许司令。于是,许司令先后给发了两封电报,要求见。电报从北京转到上海(当时就在上海,但十分保密),就派亲自带两架飞机去接许司令。后来我听田普说,许司令见到就哭了。他说,部队搞“四大”,谁来保卫啊!当即回答说,以后部队不搞“四大”了。

在上海见到后,许司令对说,我要见见我的老朋友。问他,谁是你的老朋友?许司令说,是《报》记者邢文举。当时我们都是以《报》记者的身份开展工作的。一听便说,你见他还不容易,以后再见吧!不久,为保护许世友,让他到北京参加那年的国庆观礼,并派飞机来接他。国庆观礼后,许司令又回到了上海。

回到上海,许司令住进当年元帅曾住的别墅。一天,许司令的秘书来接我,说许司令要见我,要我立即前去。到了那里,许司令对我说,今天我要请客,请上海革委会的人。我记得,那天赴宴的有徐景贤、、马天水、王承龙、王秀珍、王少庸等人。

1967年底,我因在江苏工作期间如实反映那里的情况被点名,后受到“中央”的所谓审查,其实这是等人嫁祸于人的做法。以后我被解除审查,放了出来。令我甚为感动的是,尽管这样,许司令及夫人田普、女儿田小兵和我的友谊却一直没有中断,他们始终没有把我当“坏人”,也从没有因为我有什么“政治问题”而疏远我。

1969年11月,这时我已回到原单位工作,在许司令和夫人田普的帮助下,我把一个女儿和一个外甥女送到了南京部队。许司令见到我又请我吃饭。喝酒时,谈起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日子,许司令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他问我:“这回你还去上海吗?”我说:“不去了。”他挥挥手,说:“对!你别去上海了。今后,也不要当什么官了。”

那时社会上物资很紧缺。许司令问我:“你这次来,还有别的事要办吗?买点什么东西回去吧!”我想了想说:“许司令,我想请您帮我买一台自行车,在沈阳很难买到。”许司令立即告诉身边的人:“去,赶快帮他买一辆。”以后,每当我在沈阳街头骑着许司令帮我买的这辆自行车,就会想起这位传奇将军。后来,在许司令退下来之前,我和爱人曾去南京看过他。那时,他已经不能走路了。离别时,他深情地对我说:“文举,你走了,我不送了。”

从那以后,我和许司令一家一直保持着联系,许司令逝世后,我和田普以及他们的女儿田小兵的联系也没有中断。后来,田小兵曾在当兵,任政治部《前进报》社编辑,期间多次来我家。许世友将军诞辰100周年之时,田普还特意从北京给我寄来了为纪念许司令而发行的邮票和一本《许世友回忆录》。这些都成为了我终身珍藏的难得的纪念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