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稀土定价权回归的理性思考

摘要：政府实施的一系列稀土调控政策对稀土定价权的回归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引发了新的问题，未来中国是否能真正掌握稀土定价权，还面临着诸多挑战。本文在查找稀土价权缺失基础上，分析了政府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对当前稀土定价权回归进行客观评价，并结合稀土定价权回归的目标诉求，提出中国真正掌握稀土定价权的策略选择。

关键词：稀土　定价权　政策效果　理性思考

作为重要的战略性资源，稀土凭借其优异的光、磁和超导功能广泛应用于电子、能源、信息、航空、军事等领域，是新能源和高新技术发展不可或缺的功能性资源，可以说没有稀土，就无法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因此稀土被誉为“科技金属”。中国是稀土资源储量大国，2009年世界稀土资源蕴藏量约9,850万吨，中国占36.5％，同时也是稀土产品生产大国，2009年中国稀土产量12.48万吨，占全世界的97％以上，世界90％以上的稀土需求由中国供给，稀土供给的垄断地位理应形成稀土贸易的垄断价格，但事实却截然相反，稀土卖了“土价钱”的说法由来已久，宝贵的稀土资源廉价流失，1990-2005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但平均价格却跌至1990年时的一半，稀土定价权的缺失引发了不少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国家也相应采取了产量控制、出口控制、行业整合等调控措施，稀土定价权的逐步回归，国内稀土开采冶炼行业为利润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稀土价格飞涨对国际稀土供求格局、国内稀土行业健康发展产生巨大冲击。因此如何理性看待当前中国稀土定价权的回归，如何真正掌握稀土资源的定价权，促进稀土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是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中国稀土定价权的缺失与回归

(一)稀土定价权的缺失及原因

随着稀土分离冶炼技术的成功研发，中国稀土产量逐步增加，1978年中国稀土产量仅1,000吨，1985年稀土精矿产量达8,500吨，1988年中国稀土产量已达2.964吨。1995年以后世界绝大部分稀土都由中国来供应。随着稀土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价格却持续下跌。中国稀土产业“多产不多得”的怪现象，主要在于稀定价权的缺失。其中稀土供给大于需求、行业集中度低、生产技术落后以及缺乏储备制度是稀土定价权缺失的主要原因。

据统计，世界稀土市场每年需求量折合成稀土氧化物约为8-9万吨，而目前中国稀土冶炼分离能力已超过10万吨，供给与需求的长期失衡导致中国稀土产品出口价格偏低。以氧化铈、氧化钕、氧化钇几种产品为例，自1998年至2008年，其出口平均价格缩水50％以上。据2009年统计数据，中国有稀土冶炼、开采企业1,000多家，应用企业1,000多家，其中年处理能力在2,000-5,000吨的企业只有十几家，大部分产量只有几百吨的水平，稀土行业集中度低，总体规模较小的特点导致了国际市场上一盘散沙的中国企业为争夺定单，常常低价恶性竞争，丧失了稀土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的谈判能力。虽然中国稀土企业众多，但主要集中在稀土开采分离和低端应用领域，日本、美国、法国、荷兰、德国基本垄断了稀土功能材料的核心专利，并以专利网的形式为中国稀土应用技术研发设置障碍。目前中国稀土产业发明专利总量还比不上国外一个大公司，中国稀土出口以初级产口为主导，附加值极低。在稀土供给大于需求时缺乏必要的收储制度，也进一步加剧了稀土低价竞卖和浪费开采，按目前的开采速度，我国的稀土资源可能在30-50年消失。除上述原因以外，中国稀土生产长期不考虑环境成本以及海关监管疏漏，走私严重也是其出口价格低廉的原因所在。

(二)稀土定价权回归的政策实施及效果

针对以上种种原因，国家从1998年开始实施稀土产品出口配额限制，多年来基本形成了稀土价格调控的政策体系(表1)。2009年以前稀土调控主要以限制产量、限制出口的政策为主导，辅之以行业整合的各项政策，2006年稀土定价权首次回归，但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对需求影响，稀土价格再次下跌。

金融危机之后，国家进一步加大稀土调控政策力度(表2)，总量限制、储备制度、资源税上调以及环保条例等各项政策配套组合使用，政策调控效果显著，稀土价格持续上涨。2004-2007年，中国稀土配额均在6万吨以下，远超过全球稀土需求总量，2008-2009年出口配额有所减少，在5万吨左右，2010年仅为3万吨，出口配额大幅减少，相比2009年减少了近40％。2011年4月1日起，中国开始统一调整稀土矿原矿资源税税额标准，在继续从量计征的基础上，其税率至少上调10倍。土资源税上一周后，稀土价格快速上涨。据亚洲金属网统计数据显示，自3月24日国土部采矿证禁令延续通知到4月6日，稀土价格上涨惊人：碳酸稀土由3月25日的47,000元／吨上涨到60,000元／吨，氧化镨从3月25日的460,000元／吨上涨至565,000元／吨，氧化钕从3月25日的535,000元／吨上涨至652,000元／吨，涨幅均超过20％，而氧化镧更是达到67.6％。市场准入条件颁布之后，中国稀土资源富集区，特别是江西、四川等地将有30％-40％的落后产能属于淘汰之列。

二、对稀土定价权回归的理性思考

(一)对当前稀土定价权回归的评价

据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前两个月中国稀土出口量为7,084吨，向比数量仅增加0.3％，但出口额却同比增长568％，达3.143亿美元。稀土金属去年平均价格为23,603美元／吨，目前平均价格为44,361美元／吨，价格上涨1倍。由此看来国家连续运用的多项调控手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稀土价格自，2010以来持续上涨，稀土“土价钱”状况得以改观，可以说政府对稀土市场价格的宏观调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应该看到目前稀土价格上涨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以政府调控为主，市场自发形成价格欠缺。如前所述政府的稀土调控政策以金融危机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调控使得稀土价格2006年开始回升，但产能仍然相对过剩，2007年国家指令性约束开采数量，稀土价格再次上涨，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价格下次下跌，出口价格甚至低于成本。2009起年国家加大了稀土调控的力度，出口配额大幅缩减，资源税大幅上调，即将实施的稀土行业准入条件也将大量产能低的中小稀土企业拒之门外。总之在政府长期并逐渐加大力度的调控之下，稀土价格才实现持续上涨，而在此之前稀土价格由市场自发调节时价格却长期偏低，没有反应也稀土的战略价值。

第二，政府以约束供给为主导，其它政策效果不明显。当前发挥作

用的各项政策，还是以限制产量、限制出口政策为主导，稀土储备制度目前仍处于试点阶段，在性质上还属于企业收收储，中央储备体系还未真正建立起来，环保条例和行业准入条件虽已公布但还未真正实施(2011年10月1日起实施)，因此当前稀土高位价格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减少供给数量，影响需求预期形成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稀土资源的稀缺性，但还未引入环境成本，科学合理的稀土定价机制还没有形成。

合理的定价机制应该是以企业自主定价、市场形成价格为主，政府间接调控，社会全面监督为基本内容，使价格真正反映生产成本和市场供求，并有效调节资源配置。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目前的政府调控的因素对稀土价格影响更大，政策调控存在不可避免的滞后性，使得稀土价格虽有上涨，但最终没有完全反映其成本，还影响了稀土资源在上下游生产企业间的合理配置。

(二)稀土定价权回归的目标诉求

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其政策的执行会直接或间接影响行业发展及国际市场的利益诉求，稀土定价权的回归不仅关系到稀土企业的利润，更加关系到国家高新技术发展程度与潜力，是国际竞争中抢占科技置高点的物质保障，因此必须建立满足下列目标诉求的，科学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1　维持稳定供给，实现公平分配。稀土是可耗竭的不可再生资源，目前中国稀土储量已从占全球已探明稀土资源总储量的43％降至30％，新兴产业的发展对稀土资源的需求却不断上升，如开发速度不变，几十年后，中国稀土供给将不能自给，“稀土大国”可能变成“稀土紧缺国”。因此稀土定价权回归的目标之一首先就是合理规划稀土资源的开采和消费，保障不同代际资源消费的公平性。其次就是要实现国内公平，即稀土开采冶炼与稀土深加工企业利润的合理分配，不能因为稀土原矿价格的上涨影响加工企业的需求，从而导致资源扩张而加工技术停滞甚至萎缩的局面。第三还要兼顾国际公平，近期世界范围内稀土供给格局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仍是主导供给力量，因此需要在合理开采的基础，保证利润的基础上，满足世界范围内对稀土的需求。

2　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稀土资源在开采和分离过程中容易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甚至威胁到当地居民的农业生产和饮水安全。由于对该问题的忽视，使稀土定价长期游离于生态成本之外，因此稀土定价权的回归要充分体现外部成本内生化，解决稀土开采分离对生态环境破坏的负外部性问题。要通过合理征收资源税和环境税对已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补偿；要建立科学界定污染权，明确治污主体、标准和义务，并将上述两方面内容纳入到稀土的定价范围。

3　提高使用效率，促进集约使用。稀土在生产和使用环节中存在严重浪费现象，许多与稀土伴生的珍贵矿藏如钍、钪、氟等全部流失，不但浪费资源，而且还污染环境，此外在稀土应用环节，生产同样的产品国内企业的稀土使用量几倍于国外企业，一些不需要使用稀土的产品，也因为稀土价格低廉而大量使用。因此在稀土储量的约束下，稀土定价权回归要有利于提高稀土开采和使用效率，实现稀土生产的可持续和使用的集约化，保证珍贵的稀土资源应用到关键的技术领域。稀土定价权不仅是促进资源配置的手段，从深层含义上讲，还应促进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4　实现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有效结合。市场化是稀土定价权改革的方向，但必要的调控是稀土定价权回归的必然要求，因此有效协调市场与调控的关系是稀土定价权回归的关键所在。稀土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有“21世纪的黄金”之称，出于资源使用安全的需要，世界各国早已通过封存国内矿藏和实行战略储备的方式对稀土资源进行调控，面对国内稀土资源储量减少、需求上升、浪费严重、技术落后和走私泛滥等现状，政府实施各项调控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但政府调控的重点应该是为稀土定价权回归提供必要的法律和制度环境，以及对市场的有效监管，引导稀土定价权回归到市场化的轨道。

(三)稀土定价权回归面临的挑战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稀土调控政策实现了稀土价格的持续大幅上涨，然而从长期来看，中国稀土定价权的真正回归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1　稀土供给格局变化对稀土定价权回归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是全球最大的稀土供应国，1990年以后，随着中国大规模开采并出口稀土，美国逐渐封存矿山资源，开始进口并囤积中国廉价稀土。目前世界的稀土供给格局以中国为主导，当前中国稀土供给量占全球总供给的90％以上。近年来一系列稀土调控组合政策的出台，使稀土出口价格飞涨，也引起了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不安，出于资源使用安全的考虑，原中国稀土进口大国纷纷采取措施，设法摆脱对中国的稀土依赖。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巴西、哈萨克斯坦、越南、印度等国都在积极实施或筹划开发稀土资源(表3)。世界稀土供应格局终将发生巨大变化，世界对中国稀土的需求将逐步减少，供给格局的多元化会直接削弱中国稀土政策对整个稀土市场价格的影响。

2　国外稀土储备对稀土定价权回归的挑战。考虑到稀土资源的战略地位以及可耗竭性特点，发达国家早就开始了对稀土的战略储备，1982年，美国“战略矿物原料特别工作组”就向国会建议储备稀土资源，1999年美国不但封存了芒登帕斯稀土矿还大量囤积中国廉价稀土，目前美国的稀土储量全球第二。日本国内没有稀土资源，全部依靠从中国进口，因此日本从1983年开始就建立稀有金融储备制度和基地，并采取官民合作的方式，目前日本稀土储量全球第一，可至少满足其20年稀土产品生产的需要。欧盟和韩国等中国稀土进口大国也早已实行稀土储备战略。当中国稀土价格提高时，上述稀土进口大国可以先动用国内储备，减少对稀土的总需求，待稀土价格下降时再回补储备，从而影响中国稀土定价权的真正回归。

3　稀土替代和回收技术对稀土定价权回归的挑战。目前发达国家一方面在寻求多元化的稀土供给，一方面大力研发稀土替代和回收技术，日本正致力于研发不使用稀土资源的混合动力车电机，并通过回收做精密仪器剩下的碎玻璃，利用回收技术，从中提取稀土原素，欧盟也为提高原材料利用效率、缩短循环利用周期，从旧电路、电脑、磁铁和车辆里回收稀有金属。稀土替代技术和回收技术的研发和使用一方面有利于稀土资源的可持续开采和利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国以供给数量为调控重点的政策效果，对长期掌握稀土定价权来讲，无疑是一种挑战。

4　国内产业链利润倒挂对稀土定价权回归的挑战。从当前稀土价格上涨中受益的主要是稀土开采和冶炼等上游企业，而不是附加值高

的下游企业，一面是稀土矿价格飞涨，上游企业利润率倍增，另一面是稀土应用企业利润压缩，不得不减产或停产。这种产业链利润倒挂的现状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稀土矿石和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抑制下游企业发展，并进一步抑制其对稀土应用技术的研发。中国稀土应用企业研发能力原本不足，在资金紧缩、原材料上涨的压力下，研发能力进一步削弱。而且企业加大科研投入进行稀土应用技术研发，生产出的产品利润不如直接出售稀土矿工利润高，那还不如转而出售资源，这样生产周期更短，利润也更高，从而导致使整个稀土产业链在低端锁定，倒头来还会陷入以低价出口稀土资源高价进口稀土产品的恶性循环。

三、稀土定价权真正回归的策略选择

虽然稀土价格在近两年内持续上涨，特别是进入2011年以来，涨势更为迅猛，稀土定价权已实现初步回归，但是还应该认识到稀土定价权回归不仅关系到稀土企业利润，还关系到稀土行业的发展，战略资源安全，法律制度完善等多个方面，因此应结合稀土产业发展现状和稀土定价权回归的目标诉求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引导稀土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稀土定价权真正回归的根本保障在于稀土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只有稀土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才能保证稀土资源的可持续稳定供给，保证稀土产业链之间的有效衔接和利润分配，从而减少国家指定性计划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目前国家工信部已经公布《稀土工业发展专项规划(2009_2015年)》和《稀土工业产业发展政策》(下统称(《规划》)，《规划》内容不仅涉及到稀土资源的开采数量和出口配额，还对其生产规模、生产工艺及环境保护提出要求，并对未来稀土资源的重点开发区域和保护区域进行规划；还涉及到对资源流失和走私加强监管等内容。该规划的出台意图引导稀土产业的健康发展，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有赖于对《规划》的执行。因此要建立国家部委、地方各级政府、各类监管机构以及企业的纵向联动机制，确定责任主体，明确责任义务，完善执行手段，健全法律制度，落实《规划》中的各项任务，切实保证规划目标能够顺利实现。

(二)加大稀土应用技术研发投入

稀土定价权的真正回归最终还要依靠终端应用市场，建立以应用技术为基础的高端产品的定价权。技术进步不仅可以影响稀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还能增加稀土产品附加值，通过延长稀土产业链，提高稀土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才是长期掌握稀土定价权的关键。目前中国对稀土应用技术的研发投入不够，虽然于2008年建立了稀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但该联盟仅是企业与科研机构的横向合作机构，还没有建立国家级的专业研发机构，也没有形成良好的技术转化机制和平台。因此国家应该加强对稀土应用技术研发的重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首先要继续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联合开发深加工技术，为技术产业化提供平台，加快科技转化速度；其次要鼓励国外深加工企业在国内投资，通过技术外溢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在这一方式中要严加防范国外企业以投资方式变相出口资源；第三，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技术发明专项基金等方式对稀土深加工技术的研发给予资金支持。此外还要重视对稀土替代与回收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三)建立稀土资源国家战略储备制度

稀土储备不仅可以调节价格，而且对以后的高新技术发展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没有稀土高新技术则无从发展，这也是发达国家相继进行稀土储备的重要目的。目前我国已经以包钢为试点开始对稀土资源进行储备，但是这种储备最终还属于企业储备，真正的国家战略储备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面对发达国家日益增加的稀土储备存量和国内稀土储量日益减少的现状，国家战略储备已经迫在眉睫。实施稀土储备制度不仅可以通过收储调剂余缺，还可以保护稀土资源。在稀土价格低落时，通过收储减少供应量，在稀土价格上涨时，减少储备存量增加供给，从而实现稀土资源的稳定供给，形成稳定的价格。因此应该在借鉴国外稀土资源战略储备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稀土资源战略储备制度，并将包钢储备试点的经验向大型稀土企业推广，明确收储范围，确定收储方式，形成中央与地方二级储备格局，并采取政府补贴、建立储备专项资金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增加储备资金的积累，加强收储能力。

(四)引导稀土定价权的市场化回归

稀土的定价权最终要回归到由市场自发调节的轨道，从而实现价格自发配置资源的功能，政府对价格的调节作用应逐步弱化。目前国家提高稀土资源税，实施《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稀土行业准入条件》等政策就是为稀土定价权市场化回归奠定基础。稀土的成本核算不仅要包括开发和生产成本，还要包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行政成本。通过科学合理的成本核算，一方面可以提高资源开发和使用效率，避免稀缺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企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第三还可以使一批中小规模的企业退出，有利于稀土行业整合的顺利实现；最后还可以增强政府机构对稀土产业健康发展的监管力度。总之政府应该为稀土定价权的市场化回归创造相关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并对之进行有效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