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2 03:56:38
摘要：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也取决于这个
民族的阅读及思考的水平。刘扬烈先生几易其稿，认真思考撰写的《诗魂永驻·公刘诗歌创作论稿》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诗歌桃花源敞亮而幽美的豁口。驰入这个豁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国著名诗人公刘拥抱生活，拥抱时代而流淌出来的诗歌运河，宽广而浩瀚，精美而深邃。
关键词：精神发育史 阅读史 刘扬烈 诗歌桃花源 公刘
在用生命和诗笔传递爱与温暖的人生旅程中，诗人虽然遭致风刀霜剑，雷劈电击的忧患，仍然含泪带笑地发出对祖国、对时代虽九死而尤未悔的深情而执着的歌吟。
（一）
文字缘，铸诗谊。刘扬烈先生作为研究生导师，年逾古稀。然而早在上个世纪的1954年秋季，当他还是一个刚刚进入大学二年级的青年学生时，公刘的诗尤如一股质朴清新的边疆之风扑面而来，使他感到新鲜而又亲切。这段诗缘，也是刘扬烈先生撰写公刘诗歌论稿的发轫与初衷。
据刘扬烈先生回忆，在海南岛椰树摇曳，海风阵阵的村舍里，美髯飘飘，彩衣灼灼的公刘在讨论海峡对岸台岛诗人作品的间隙，手持折扇，怀抱椰子的诗人与他同坐一条长凳上，谈起了自己年轻时用诗笔给自己的勾勒“自画像”。新时期以来，诗人的激情像火山那样喷涌着——《雨中登大雁塔》诗人有自己独特的感受，“蒙蒙细雨，田野凄迷”，猛想起唐代诗人杜甫、岑参、高适、薛据，想起他们那些青苔般苍凉的诗意；《大西北一个即将成熟的神话》则是他对大西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赞歌。
刘扬烈先生追寻着诗人公刘蔓延到海外的诗的藤蔓，在多次出国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所播下的友谊与文化的种子。记下了《铁托墓》、《告别自由女神》、《莱辛憩园》、《月亮从东方追来》、《池畔老者》、《听茨冈人唱歌》等华章的创作主旨。当诗人歌吟着“采撷着一朵又一朵民族之花的主人”，诗人也拥抱着人类的未来，那就是“和平、友谊、进步、发展”。在公刘人生的辞典中，诗歌决不是个人命运的录和伤春语，他认为：“一个没有人格的人，肯定当不了作家。一个人格力量不够强大的，不够坚韧的作家，肯定当不了好作家。”
尤令刘扬烈先生高山仰止、击节赞赏的是：时值21岁的公刘，工资加稿酬，他的收入也相当不错。但在人欲横流，灯红酒绿，殖民地飞地的香港，公刘却不进餐馆，不去舞厅，不喝酒，可也不存钱，除粗茶淡饭和买书外，全部捐献归公，捐款于全国学联。这恐怕是今天许多人想也难于想象的吧？在刘扬烈秉笔书写诗史的场景中，我们看到了公刘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是一个活脱脱的义工形象，一个在半个世纪后仍然在精神上闪光的志愿者形象。
（二）
刘扬烈先生认为：“一开始写诗，公刘就为自己立下誓言：诗是诗人的心智，是人民的心声，诗应该为人民呼吁，为人民呐喊，他一生的诗歌可以为此作证，决不以诗做获取个人名利的资本，决不以诗做自我炫耀的工具。”刘扬烈先生还发现，年方十九岁的诗人还写下诗的宣言的姐妹篇——《火焰》，因为“诗人认定诗是火焰，能照亮人类的未来，特别是在残暴的封建专制面前，诗人必须战斗，必须义无反顾地为迎接光明而献身”。火焰，诗，唱得十分真切动人——
火焰必须呼吸空气，
正像诗人必须呼吸火焰；
这火焰练就灵感的剑，
诗人又拿剑来写他的诗篇。
诗人只会用剑，
诗人生死都在前线。
刘扬烈先生在《公刘诗歌创作论稿》第七章新时期的《诤言篇》中写道：“公刘的诗有很多至诚之言，引人注目，启人深思。这些出自内心的诤言，具有极为深刻的警示作用，值得引起人们普遍的重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公刘新时期的作品风格沉郁，在痛定思痛后，对历史和现实的感悟富有哲理，诚如诗人邵燕祥指出：“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公刘的诗如久久潜藏的地火冒出地面，火山爆发的岩浆滚滚奔流，或写民间疾苦，或评功过是非，呼天抢地，椎心泣血，回肠荡气，振聋发馈，以诗人的全生命，全意识追问历史，震撼读者的灵魂。”透过公刘的诗行，我们也隐约看到人性、历史、命运，文明、国家、人文、政治乃至于宽容的深度思考。
在浩劫中，诗人曾身受其害，被脱下军装，发配到西北，妻子离婚，自己拖带着年幼的女儿，在大西北饥馑中艰难渡日。“由于寥廓，由于萋萋芳草满天涯/由于十二月党人，由于他们竞和恶棍一道流放关押/青海，你教我想起了西伯利亚”……在新时期，当广大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作出新奉献的时机已经到来，所以诗人由衷地唱道：“由于心底的爱情，由于灰烬中爆发了新的火花/青海，我愿意忘掉西伯利亚”。这才是公刘的本意，是《赠人》一诗的实质和亮点。
（三）
雪莱说：诗人为时代立法；
公刘说：诗人是时代的良心。
刘扬烈先生对公刘强调诗人的忧患意识高度关注，认为这便是其现实主义诗人观念的本质特征。公刘明确指出：“中国诗歌中的忧患意识倒是一个值得好好研究的课题。打《离骚》开始，一直到晚清的袭自珍，这一份遗产，值得所有的中国诗人，首先是现实主义诗人，认真总结，要说传统，这才是真正的宝贵传统。……这是现实主义诗歌的命根子。”
公刘《关于现实主义诗歌的对话》，贯穿其“生命离不开土壤”，贯穿其“诗必须对人民诚实”的观念。在新世纪诗歌精神走向的探讨中，谢冕印证并鉴证了这一诗的铁律，他说：“我们对社会，对历史的发展都是要负点责任的。不管什么诗，什么地方离开了人，切断了人间烟火的关系，切断了人间疾苦关系，切断了万家欢乐和忧愁关系，诗歌就会变得很自私。不能通过诗人自己的感觉去触摸这个时代，我会觉得诗歌就是病了！”
刘扬烈先生的 《诗魂永驻·公刘诗歌创作论稿》是诗歌论苑的一项有益的系统工程，也是对诗人公刘一生的创作道路和人生履程的极为公正、客观、深刻的充满敬意的诗人评传。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刘扬烈先生对诗人公刘内心世界的一块最可宝贵的其影响力也是巨大的诗歌瑰宝——公刘爱情诗没有深入涉及。例如公刘写道：羞涩的希望/象苔原上胆小的鹿群/竞因而惊走逃遁/远了，更远了，终于不见踪影//只有一片隐痛，宛如暴君/蹂躏着我的心/莫要拷问我，我已经招认/怯弱，这便是全部的过错和不幸。
诗人的爱情竟然也如此凄婉，还充满了殉道者的情怀，在公刘那个时代，甚至上溯和下传一些时期，能把现代汉诗语言之可能的诗性挖掘到如此层次和境界的，也许不多。他的诗让人感受了崇高，也感受了希望。这正如诗人公刘所寄望的那样，希望将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并能表现如此的愿景：人间要好诗，希望在人间。